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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被三种不同的方式结束：内战、外敌入侵和民主投票。但在戴高乐看来，它们都亡于可耻的党派斗争。魏玛共和国确实设立了拥有实权的总统，但行政权仍然从属于立法权，只有在议会中取得多数的政党才有权组阁。尽管兴登堡是一个保皇派、军国主义分子，但如果总统能够独立于议会任免总理的话，如果不是政党们习惯于肮脏的幕后交易的话，希特勒是不可能上台的。左派政党联合组成人民阵线能够在民主选举中获胜，但在残酷的内战考验下，却无法像他们的对手一样在一位强有力的统帅领导下作战，人民阵线内部的分裂最终导致了民主共和国的失败和佛朗哥法西斯专政的建立。事实证明，民主政体要赢得和独裁者的斗争，它也必须有一个能够独立承担责任的领袖。从制度上讲，就必须让政府首脑由人民直接投票选出，这样，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直接对人民负责而不是对议会，也不是对某一个或某几个政党负责。只有一个独立而拥有实权的国家元首才能维护国家的团结和统一。这个人当然应该是全民直选的共和国总统，他是国家整体利益的代表，也是宪法和国际义务的保证人。换而言之，只有一个总统制的共和国才会是一个真正坚强有力的民主共和国。在历史上，法国曾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的国家，行政权力的滥用和独裁者的暴政给这个国家留下了过于深刻的印象，因此，让行政权从属于立法权，让由按照多数原则采取行动的议会取代根据个人意志行动的国家领袖作为政治权力的核心，便成了许多启蒙思想家们用民主取代专制的良方。由于在法国大革命中，议会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并在不同的时期由不同的政党来控制议会，这样，多党制的议会主导政体便成了法国民主的主要传统。它与几乎是在相同时期诞生的美国式的总统制政体成为了资本主义民主的最重要的两种实现形式。这样一种制度，有无数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对它进行阐述和论证，通过法国人民为之骄傲的大革命的鲜血才得以建立，并在过去一百多年里已经和这个国家的历史、荣誉紧密的纠缠在一起，要想从根本上改革它，何其难也！
他们急于要享受新的生活，而不愿去痛苦的反思是什么让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蒙受了这样一场深重的浩劫。戴高乐是如此了解他的人民，他不忍心像丘吉尔那样用〃忘恩负义〃来形容自己的民族，但等到制宪会议选举结束，他收到丘吉尔的贺信的时候，局面的发展已经让他不得不承认，普鲁塔克的话确实还是正确的。
四
法国光复以后，戴高乐将他领导的民族解放委员会改组了法国临时政府，并将其从阿尔及利亚的首府阿尔及尔迁到巴黎。在正式的选举之前，戴高乐成为了法国的独裁者，尽管存在一个临时议会，但它的地位主要是咨询机构。就其性格来说，戴高乐是一个天生的独裁者，对于权力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渴望。有一件事充分的说明了隐藏在戴高乐身上的独裁者气质。有一次他在办公室里办公，听见外面喧闹无比，原来是一群学生示威造成了交通堵塞。戴高乐立即叫来警察局长，让他去把那群学生驱散。警察局长提醒他说：〃这是巴黎学生的传统，也是他们的权力，我无权这样做。〃戴高乐立刻咆哮起来：〃你当然无权这样做，但我有权命令你这样做。如果你只尊重他们的权力而不尊重我的权力，那你马上就从警察局长的位置上滚蛋！〃警察局长掂量了一下这句话的分量，一时也搞不清楚到底是谁的权力，不过他至少知道最重要的是保住自己的权力，于是很快派出数十名警力将示威学生驱散了。
戴高乐进入巴黎的第三天上午，就把纳粹占领时期国内抵抗运动委员会的二十几位代表召集在一起。在表示了他们期待的祝贺之后，戴高乐指出了国内抵抗运动委员会的命运。他说，既然巴黎已经解放，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就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他不允许国内存在任何与临时政府平行的权力机构。它应该合并到从阿尔及尔迁来的临时议会中去。从今以后，一切行政权力都只能由临时政府行使。内地军队将并入国家军队，由陆军部负责统一指挥。任何民兵或游击队都不再需要，必须立刻解散。并宣布柯尼西将军已经被任命为巴黎军事长官，负责监督非正规军合并到军队的工作。
一些委员听从了这些苛刻的处理办法，另一些人则激烈反对。然而，戴高乐打断了所有人的谈话：〃我召集你们来不是参加辩论，而是要求你们执行命令的。明天柯尼西将军将派人到你们那里接管军队，请你们作好准备。今天的会见到此结束。〃说完他起身离开会客厅，用行动中止了一切争论。
第二天，柯尼西将军就开始派人到各支内地军那里接管军权，大部分抗战领导人十分顺从的交出了权力，对于少数不愿交出军权的，柯尼西将军就告诉他们：〃我奉戴高乐将军的命令接管这只部队，如果你们违抗命令，我就派装甲师强行接管。〃这样，戴高乐用他快刀斩乱麻的手段，很快解除了各个政治派别手中的军权，统一了全国的武装力量。很快，他又用同样的方式清除了在国内抵抗运动中形成地方军事力量和行政机构。由于行政结构的迅速恢复，以及独裁政权在短期内特有的高效率，在战争中崩溃的国内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很快步入正轨。这一段时期，是戴高乐和法国的关系最密切的时期，他作为一个独裁者的天赋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他所取得的成就也让他更加坚定了在法国应该建立总统制的观点。
但根深蒂固的政党力量并非那么容易消灭。1945年3月19日，盟国与法西斯的战争还在继续，议会中各个党派就组成联合代表团，向戴高乐正式提出对政府的不满，认为政府应该收到议会的约束，不能再做出与议会通过的主张相抵触的决议。戴高乐立即拒绝了这个要求，当代表们声称应该由抵抗运动表达人民的意志时，戴高乐答道：
〃法国的抵抗运动要比大家所代表的团体广泛得多，而法国又比抵抗运动更为广泛。所以，我是以法国的名义来履行我的使命，而不是以一个党派的名义来执行我的使命的。尽管这个党派的力量十分强大。在将来举行普选之前，我要对国家的命运负责，我也只对国家负责。〃
尽管戴高乐语气如此强硬，尽管他是如此渴望保持自己的独裁地位，但他还是清醒的知道，这种个人独裁的状况不会维持太久。这毕竟不是拿破仑的时代，更不是路易十四、查理大帝的时代了，即使拿破仑生在二十世纪的法国，他也只能选择做一个赞成民主的领袖。而总统制还是议会制，最后只能靠公民投票来决定。
在临时政府迁回巴黎后不久，他就到各省巡查，在各地的集会上发表演讲，在几个星期内，他所接触的法国人民超过了1000万。他希望跨过政党这一媒介直接到人民中去寻找支持。在人民的欢呼声中，他感到了自己的力量。他似乎找到了改造法国的信心，可以依靠人民的支持来和党派政治斗争。
但戴高乐很快就失望了。人民对他欢呼是把他当作二战的民族英雄，而不是改造法国的希望，他们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弄明白议会制和总统制之间的差别。人民永远是短视的，只有伟大人物才会反思。在外敌入侵的时候，他们会团结在领袖的周围，一旦能够安居乐业，他们就拒绝对现状做任何改变。在那些安分守己的普通人看来，战争就好像一场噩梦，现在噩梦醒了，他们只希望恢复以前的〃正常〃生活。
戴高乐所坚决反对的〃政党政治〃正在成为事实：共产党享有极高的威望，社会党也活跃起来，皮杜尔领导的号称中间派政党〃人民共和运动〃成为第三大党，此外，激进党等也恢复了活动。10月21日，法国就未来宪法问题和选举一个代替咨询会议的新的立宪议会举行了公民投票。结果96％主张选举立宪议会，制订一个取代第三共和国宪法的新宪法。在新的议会中，法国共产党取得的席位最多，其次是社会党，再次是人民共和运动。共产党主张建立一个单一的国民议会，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而右派则主张恢复第三共和国的两院制议会，加强参议院的权力来限制国民议会。但所有的政党都同意一点，议会必须继续成为国家政治权力的中心。11月13日，立宪议会一致选举戴高乐为临时政府总理。戴高乐虽然取得了一致的拥护，但是，他知道，这并不代表政党赞成他政治改革的观点，那只是因为他在当时是唯一能够支撑法国政局的人，他没有一个有组织的力量作他的坚强后盾。他的政策、方针等靠谁来执行呢？实际上，戴高乐无法左右众多政党形成的体制，他失去了在阿尔及尔临时政府中那种一人说了算的至高无上的决策权。立宪议会享有立法权；政府要制定法律、决定财务、解决外交上的重大问题，都必须取得议会的多数支持。戴高乐是政府总理，但是议会议长却是社会党的费利克斯·古安。这样的政体使戴高乐感到被捆住了手脚，只有处理政府日常事务的执行权。在他的新政府中不得不容纳四名共产党部长，四名社会党部长、四名共和党部长，一名激进党部长，两名无党派人士和两名抗战民主联盟部长。这自然不是戴高乐所喜欢的政府组成。然而，实际被迫如此，戴高乐在11月21 日只能按这样的部长分配方案组成政府。已经开始工作的立宪委员会，一致同意取消未来总统的实有权力，并主张政府服从议会。而这个与戴高乐主张水火不容的立宪原则，竟然被拒绝通知给戴高乐。
戴高乐在得知立宪委员会的决议后，陷入了沉思。
1946年1月上旬，他到了地中海之滨的昂提布做了一段时间的休假。从到伦敦宣布自由法国诞生起已经六年了，在这紧张的六年当中，自己时而戎马倥偬，时而与盟国相冲突，无论多么繁忙，遇到何等尖锐的矛盾，他总是觉得，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但现在，他成了民族英雄，掌握了最高权力，却感到眼前一片空白。几乎所有的政治力量都反对他，在二战中团结到他身边的人纷纷离他而去，到各个政党中去寻找他们的政治前途了。现在，只有他一手创立的军队还坚定地站在他一边，但他又怎么能够用军队来对付自己的国家呢？自己在赤道非洲发布的《布拉柴维尔宣言》中曾庄严地宣布过：一旦法国本土有了名副其实的代表，就将移交政权。既然人民还对政党政治抱有希望，那就让他们去尝试吧，总有一天他们会明白戴高乐的远见卓识的。但那会是多久以后呢？混乱的第三共和国延续了65年，56岁的戴高乐可等不了那么久了。不管怎样，只能等待了，难道戴高乐这样的人物可以忍受一群无聊的政客坐在议会里对他指手画脚吗？绝对不行！议会主导的法兰西共和国终究会垮台的，戴高乐对此坚信不移。如果自己等不到那一天，那就由我的继承人来实现我的理想吧！那时候，人们一定会明白我的苦心，我放弃了自己的正确见解，放弃了自己的最高权力，为的只是尊重人民的选择啊！看着茫茫的地中海，一种最为强烈的孤独感油然而生。古往今来一切伟大民族的领袖，都比任何人更加深爱着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因为他们已经把生命和事业与之结合在一起，密不可分。但是，这种爱往往会成为一个伟大人物身上最大的弱点。对一个像戴高乐这样的人民领袖来讲，最可怕不是他的敌人，而是他的人民。敌人再强大，他也有足够的力量与之战斗，而得不到他所深爱的人民的理解，他就只能默默的走开。
〃我该走了。〃他这样对自己说。
〃这个英格兰糟老头，这回可要自己打自己嘴巴了。〃他那冷峻的面容上竟然忍不住露出了一点得意的颜色。
〃我还会回来吗，像上次一样？〃他这样问自己。
……
1946年1月20日，就在丘吉尔断言：〃普鲁塔克错了！〃之后两个月，戴高乐把部长们邀请到他在圣多明尼克的办公室。星期天的紧急召见令部长们惘然不知所措，隐约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在跟每个人握手致意后，将军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他没有用任何语言或手势示意大家坐下，部长们只得十分尴尬的站着。戴高乐毫不理会任何人的表情，慢慢的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纸，缓慢但十分有力的宣读起来 ：
〃排他性的党派制度又复活了。我是不赞成的。但是，除非用军事力量建立起我个人的独裁统治，我没有办法阻止这种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