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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似乎让某些人感到难以理解，他们希望平均指数具有绝对的数学准确性，我极不赞同这种观点，因为这完全没有必要。一位批评者认为我把上次熊市运动的最低点定在1921年6月是错误的，因为工业平均指数在随后的8月达到了更低的位置。但是这个新低点并未得到铁路平均指数的印证，因此在我们看来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虽然这个绅士认为把上升运动的起点定在8月而不是6月可以使自己更有把握少犯错误。
1909年的双重顶点
在此处讨论一下市场在l909年向熊市发展的转折点是很有帮助的。明察秋毫的批评者们很可能对此感到迷惑，因为铁路股票在l909年8月达到了前次牛市运动的最高点134．46点，而工业股票在9月末达到100．12点，10月初达到100．50点，在11月初达到了全年的最高点100．53点。对于这次牛市而言，铁路股票的最后一个高点代表着所谓的双重顶点。它绝不是一贯正确的，但通常是有用的。经验表明，当平均指数形成一个双重顶点或双重低点时，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认为这次上升或下降运动结束了。然而，如果我说这次牛市在1909年8月达到顶点并在这一时期开始转入熊市，肯定会有人纠正说，熊市应该从11月初开始计算。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我们把当时的情况和我们学到的关于抛售线或囤积线的知识结合起来，将发现在1909年11月第一个交易周结束之前，一次重要的下跌运动（可能会是次级下跌但在本例中却是基本运动）之前的抛售行为早已出现并且已经造成了不可避免的后果。
牛市中的警告
我认为把这当成晴雨表的暗示是恰当的，它达到了任何必须考虑人性本身的惰性的仪器所能达到的正确性。牛市中的人从来没有像l909年这样有这么多机会在最高点或低于此几点的时候收回利润。我曾在前文说过，l907年12月开始的这次牛市实际上是不受欢迎的。在罗斯福总统的率领下，此前的熊市认为将出现一段公司休整期；然而总统本人却根本没有想到他对〃富有的犯罪分子们〃的指责会被引申到如此荒唐的地步，而那些无知的虚伪的人又从中得出了毁灭性的暗示。
批评批评者
1908一l909年的牛市让许多有名望有能力的批评者感到不高兴。我曾经高度评价并向读者推荐过亚历山大·D·诺伊斯所写的《美国金融的40年》，根据结束段判断，他对历史的回顾似乎仅包括1909年初以前的事。他似乎指责当时正在发展中的牛市，却完全没有想到这次牛市会一直强劲地持续到8月（铁路平均指数）或11月（工业平均指数），并且在l909年12月31日铁路平均指数仍保持在130点左右（8月中旬也不过才134点），而工业平均指数仅比最高点低1点。诺伊斯先生在谈到达次牛市时作出了一个不太成功的预测： 〃随着l909年的到来，这次运动结束了， 因为所有的事实突然间真相大白，钢铁和其他商品的价格开始下降，而且股票交易所的活动也归于平淡。在l908年结束的时候，本书的历史也应该结束了，因为它代表着一个篇章的终结。〃
但是我们可以从平均指数的历史记录中看到，这个篇章并未如诺伊斯先生所说的那样终结。我们可以很轻松地指出，这次牛市一直持续到l909年8月如果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认为是11月，而预示着下一次萧条的熊市直到1910年1月才〃擂响了战鼓。〃此处我们又看到了一个把历史记录作为晴雨表使用的有学问又很能干的观察者。
过于简练的历史记录
研究历史的人笔者很诚恳地认为自己也属于其中的一分子总是很遗憾地发现，真正可以研究的历史实在太少了。我们的平均指数图的实际寿命也只有25年多一点。当我们说20种活跃的铁路股票必须和20种工业股票相互印证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少于40种股票的运动不足以全面反映市场的整体情况。我可能会在以后的讨论中使用15种不同的股票按月计算出平均的最高和最低点以反映1860一1880年的情况。这种方法当然不全面也不完善，我不妨在此指出，我并不认为它具有任何说教的价值；但是如果这些记录出．现在事件发生之时而不是多年以后编撰的结果，那么它将和我们今天的双重平均指数的晴雨表一样，向商业界提供完全值得信赖的指示。
历史记录了不该记录的事
我对历史的不满还远远不止这些。所有可获得的历史资料最早可追溯到古埃及和小亚细亚产生竞技赛跑的时候都记录着不该记录的事。它向我们讲述的都是法老王朝的故事，却完全不提中产阶级富有创造力的管理天才正是它使得这些王朝变得繁荣起来，使后者拥有了真正可以统治的人民。我们知道当时有统治者和战争，有自由程度不同的奴隶和手工业工人；我们现在还知道不是劳动创造了一切，因为劳动创造的人类财富只是智力的生产力的一部分。对于〃人民〃一词，我们知之甚多。牛津大学的索罗尔德·罗杰斯教授多年以前曾编撰图表揭示英格兰自都铎王朝以来的工资变化，但是历史似乎讲过一些下层人的生活，太多的则是上层人的生活，却对中产阶级只字不提（或接近于此），而后者正是任何存在商业的国家中最直接的智力源泉。
商业记录在何处？
我们对痂太基人又真正了解多少呢？他们是当时最伟大的商人。我们不妨剔除掉汉尼拔（247…183BC，痂太基统帅，率大军远征意大利，从而发动第二次布匿战争。曾三次重创罗马军队，终因后援缺乏撤离，后被罗马军队多次击败，服毒自杀一编注）的各种活动和我们已知的第二次布匿战争以及那一段历史，仅考虑一个典型的痂太基商人在一年中的对外贸易活动。这个商人在公元前250年的记录比《罗马帝国的兴衰》更有价值，我们可以从中学到适用于今天的问题的实用知识以及它对边太基王朝的偶尔介绍，还有当时商业活动的实际规范。
这个商人是如何进行贸易的呢？他从康沃尔购买锡，从提尔购买染料，在当时已知的世界里到处都有通信员，从西部的英国一直延伸到东部的印度。他是否为购买的锡或染料支付了过多的金币或银币呢？他很可能是用商品交换商品，那么他如何付款呢？如何保持收支平衡呢？他有一个交换帐薄吗？我倾向于认为他有这样的帐薄，可能采取另一种形式，虽然他并没有莎草纸或羊皮纸的记录流传下来。但是历史却没有告诉我们自己想知道的事，痂太基人如何调整他们的国际贸易收支呢？他们肯定需要达到平衡。约帕或西顿或亚历山大的商人们都有帐薄或其等价物，以便记录自己从痂太基进口了多少商品又向它或别处出口了多少商品。罗马欠痂太基的帐肯定要以某种规定的汇率进行调整从而改变各自的金币持有量，这种三角贸易关系是需要一些复式记帐知识的。关于这些，历史又告诉我们多少呢？根本没有。然而这些知识对我们来说却是无价的，可以让我们少犯错误，这一点是色诺芬（43l一355？BC，古希腊将领、历史学家、苏格拉底学生，著有《远征记》、《希腊史》等一编注）关于万人远征的不朽巨著所无法达到的。
谁为薛西斯一世融资？
上帝绝不允许我们忘记塞莫皮莱山口的教训。我们在世界大战中已经看到，谁能够支持300人的衣食，谁就是英雄，但是为不可一世的薛西斯一世（519？一465BC，波斯国王，曾镇压埃及叛乱，人侵希腊。晚年深居简出，死于宫庭阴谋中一编注）的〃五百万〃大军提供食品、衣物和武器的人又是谁呢？〃众山向马拉松山看齐，马拉松山向大海看齐〃，它们还将相互注视，直到天崩地裂，却没有告诉我们导致波斯人战败的舰队花掉了多少成本。〃你还在跳着战舞，可是跳战舞的方队要走向何方呢？〃我们不跳战舞也可以，只要能知道跳战舞的方队是怎样得到一日三餐又是从何处进口这些 食品的。我非常不赞同亨利·福特对历史的评价它并不是〃骗人的谎话〃；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对公元301年戴克里先（243？316？，罗马皇帝，改革内政、加强军队、整顿税制与币制编注）颁布的固定价格法令的经济后果进行令人信服的分析呢？
希腊人的海军装配是从何处买来的？他们怎样取得了这笔钱？又是如何使帐面平衡的？支付的款项是金属铸币还是写在羊皮纸上的帐单（把一个商人的债务转向另一个商人以平衡第三者的帐薄）？所有这一切都未被记入正史，现代历史极其缺乏这方面的资料，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才有一个叫格林的人写了一本《英国人民简史》，而不是国王的历史。它的篇幅太短了，忽视了英国人民中的一个重要部分…那些可敬而不为人知的人，他们四处照料自己的生意，并设法〃躲开了报纸的注意〃。没有人会轻视那些导致《大宪章》出现的历史事件，但是如果我对约翰国王不太感兴趣，就会更想知道约克郡的沃尔特·斯科特所代表的商业和金融界人物的故事，而不是那段历史资料。从实际的历史价值来看，这个饱受折磨的犹太人的只言片语比金雀花王朝（又称安茹王朝，指从亨利二世登位（1154）到查理三世死（1485）这一期间统治英国的王朝。）的王位更重要。
中世纪的银行业
我们研究的早期历史学家的著作越多，就越会对他们的无能感到惊讶，因为除去政治因素之外，〃他们几乎都来自于一个自己没有在历史中记载的阶级。弗鲁德用巨大的篇幅记录了阿拉贡凯瑟琳女王的离婚事件，但是在金融交易（最简单的例子即凯瑟琳女王送给亨利人世的嫁妆的取得和支付）方面却没给我们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我曾经听经验丰富的记者说过：〃最有趣的新闻绝不会出现在报纸上〃，这句话包含着许多可笑的真理成份，显然，最有启发性的历史事实也很少能被记入历史。
塞缪尔·佩皮斯的神话并不以发表为目的，但是它却比任何同时代或以后发表的著作更能让我们了解到王政复辟时期的真实情况，其原因就在于此。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我们开始对二个半世纪以前伦敦城内的银行业状况及其机制有了一些大体的了解。就可得到的历史资料而言，我们的实际知识起点不会早于17世纪末英格兰银行的成立，早期金融家的商业和金融活动记录几乎是无法得到的。在荷兰、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扩张时期，甚至早在热那亚和威尼斯的贸易时期，这些资料原本是可以被记录下来的，但是那些可敬的历史学家们似乎认为国王的私生子诞生比商业街的开张更重要，虽 然后者为自身的发展创造出一种必不可少的金融机制。
信用是新事物吗？
我听到过一个可信的消息，银行业甚至分支银行至少已经在中国存在了二千年之久，它拥有银行汇票、信用证和一套正常的银行机制，只不过形式上要简单得多。我们必须承认今天这种伟大的信用结构基本上是在现代产生的，但是如果仅因为对历史了解得太少而认为它完全是现代事物，那将是荒谬的。痂太基、热那亚和威尼斯的贸易基本上是物物交换，但我们可以确定地认为并不完全如此。不仅教会法而且《圣经》本身和类似的著作都曾多次提到高利贷的罪恶，然而高利意味着利息，利息又意味着信用，正如铸币意味着交换一样。高利贷并不完全等同于典当业，中世纪的银行业也不是。有证据表明，同样一些人既收取利息也支付利息，当时和现在的商人可能都要比神学家们实际得多，也更清楚合法利息与高利贷之间的界线。问题在于历史学家们迄今为止一直受到教会对货币借贷关系的态度的影响，他们顽固地对自己也承认并不了解的事情保持着教条态度。我不禁想到，黑暗的可能不是中世纪，而只是这些历史学家们。我甚至同意我的朋友詹姆斯，J·沃尔施博士的观点：从艺术和文学两方面所实现的真正文明和成就来看，13世纪的欧洲和我们非常相似。既便是他也 无法从历史资料中找到任何关于贸易机制的有用性的证据。
一个的错误假设
如果这就是我们所知的人类社会中的最重要的历史，那些纳税人和使纳税成为可能的人的历史，那些以劳动产品为起点创造出十倍于此的财富的人的历史，那么我们要想从商业；工业和金融业的全部近代图表资料中选取足够的事例令人信服地进行总结将是多么困难啊！ H·G·威尔斯最近出版了一本书《历史纲要》，至少可以出色地说服许多在一生中从未认真读过历史的人行动起来，但是这本《纲要》的目的是为了证明一个错误的假设，难道威尔斯先生和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