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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成长。有伯钊同志的心血，不能忘记北京人艺的奠基者李
伯钊同志。今天在悼念伯钊同志的时刻，抚今追昔，我怎么也不相信伯钊同
志竟会离开我们。她没有离开我们。她的正直、热情，她对党的事业的忠诚，
永远温暖着我们，激励着我们。
在十年内乱时期，伯钊同志受尽了摧残。有一次我们一起被批斗，她跪
在那里，足足有三个小时。我颤巍巍地弯腰低首，但心里却想着身边跪着的
她。她仍然直挺挺的。我的心在颤抖，我为她受的种种折磨与摧残痛苦地颤
抖。她的共产主义信念，毫不动摇，她仍在坚持锻炼身体，满怀信心地度过
那一段令人难以忍受的苦难岁月。
终于，“四人帮”被粉碎了，乌云过去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我
们重新见到阳光。我们都被折磨得患了这样或者那样的疾病。伯钊同志在枪
林弹雨的岁月中闯过来了，在与张国焘残酷斗争中斗争过来了，在十年浩劫
中挺过来了。她为了今天和明天，仍在奋斗着。她又与病魔搏斗着，虽然她
患了脑血栓，偏瘫了，凭着她顽强的意志，她又站起来了。她在争分夺秒地
工作着，并写出了革命史剧《北上》，为我们后代子孙留下了伟大的革命史
诗。
多少人劝阻她要节劳，保重身体，她听不进去，在她头脑里，只有“时
间！时间啊！”对她来说，时间比生命更重要。她拼命想把失去的时间和积
压的工作抢回来，她多想再有一些工作的时间！然而。。
我一直相信她会比我活得更长些，因为她坚强、乐观，没有想到，伯钊
同志走在我前面了。
在悼念伯钊同志的时刻，我更要以伯钊同志为榜样，争分夺秒，尽自己
所能，再多为党、为人民做一些有益的工作。哪怕明天死去，今天也应做一
点一滴的工作。
我永远不相信伯刽同志离开了我们，伯钊同志永远在我们中间。
（原载《人民日报》1985 年4 月28 日）
在夏衍的目光里
今天，大家在这里纪念夏衍同志从事革命文艺工作五十五周年，这对夏
衍同志来说是一个喜庆的日子。参加今天这个活动，对于我们大家来说，也
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夏衍同志的生命中，有五十五年是和革命文艺工作联系
在一起的，他的成就代表了一代知识分子在党的领导下走过的艰苦历程，开
创的光辉业绩。半个多世纪以来，夏衍同志和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同呼吸、
共患难，他是老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又是新一代文艺工作者的榜样。
因此，今天也是我们在座每一个同志的喜庆的日子。
夏衍同志博学多才，能力是多方面的。他在文艺领域中涉猎很广，是一
位创作的实践家，同时又是革命文艺事业的组织者，他一直担负着许多社会
工作。我不能一一列举他都是哪些方面的专家，一时也说不清他有哪些职务。
因为在我心里，这一切都不那么重要。但是，有一点我是再清楚不过的——
夏衍同志是一个真正的人，是中国当代一位了不起的革命文化人。这一点，
不是加在他身上众多的职务和头衔告诉我的，而是从我年轻的时候开始，直
到如今毫奎之年，认识了他近半个世纪以来得出的认识，这是经过漫长的岁
月积累起来的认识，因此是一个可靠的认识。
夏衍同志一生坎坷，艰苦卓绝。在青年时代，他走过的路是崎岖、曲折
的。起初他是一个进步的知识分子，他崇信过富国强兵、个人奋斗的主张。
但是，当他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进步团体之后，即勇敢
地进行自我解剖，他解剖得那样深刻、彻底，他说：“我是以‘启蒙者’自
居，而不知道‘蒙，着的正是自己。”从此他走上更彻底的革命的路，在一
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许多人离开了革命的时刻，毅然入了党。从那时起，
他用他的笔，用他的生命，呼喊、战斗，直到今天，从来没有停歇过。
最初，我是从《包身工》这篇报告文学上认识夏衍同志的。是《包身工》
使我了解了半殖民地最底层劳动者的苦难。《包身工》不仅对我，而且对我
这一辈中的许多人，是最初的阶级压迫教育。而现在，我又从我的孩子们中
学的课本上，看到了这篇文章，这真使我感慨万端。我相信，这篇文章，以
及夏衍同志写的许多揭露那个社会的悲愤之作，唤起人们觉醒的革命之作，
会一代一代传下去，成为一种历史的教育，使我们的子孙后代都不要忘记，
我们中国有过那样一个最黑暗的年代。
抗战时期，我在重庆曾多次接触过夏衍同志。那时，他的共产党员的身
份几乎是公开的。他在国民党特务的眼皮下面写戏、办报，和国民党政府的
“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同时他在周恩来同志的
指挥下，四处奔走，团结了一大批进步的文化人，大造抗战舆论。当时，我
真为他担心，对他的胆量，对他坦然自若、一往无前的勇气，我们是十分钦
佩的。
一九四八年，全国解放前夕，我从香港返回内地之际，去看望夏衍同志。
那时他正在编《华商报》，每日写文章抨击时政。我去看他的时候，他正在
一间非常狭小、阴暗、潮湿，又破旧不堪的地下室里埋头写文章。他看上去
很憔悴，疲惫不堪，但精神却异常亢奋。为着即将到来的胜利，为着争取时
间，向即将倾覆但仍负隅顽抗的反动派，多掷去几只匕首，他没日没夜地工
作着，几乎无暇顾及其他。我被他火一样的革命热情深深感动。
五十五年来夏衍同志写了数不清的文章，创作了一大批有持久生命力的
好作品。我比较熟悉的是他写的话剧。老实说，我自己是搞活剧的，我看别
人的戏就比较生疏一点。但我从年轻时就爱读夏衍同志的剧本。直到现在，
还是一拿起就不忍释卷。昨天晚上，我还在读他的《法西斯细菌》，他的许
多剧本我读了几十年，愈发读出了味道，悟出了夏公笔下的许多道理。我觉
得夏衍同志的戏，很像他的为人。夏衍同志严肃、认真，不说假话。他笔下
的人物、情节，朴素、真实，平易中显现出隽永的境界，淡泊中渗透出炽烈
的感情。他的戏表面上看去火气不大，但骨子里的劲道很足，这是一种根深
的功力。在看他的戏时，我总能感觉到他的目光，你是随着他的国光在审视
着这个复杂而奇妙的世界。有时，我在这目光里，看见了愤怒的火；有时，
在这目光里，看见轻蔑的一瞥；有时，在这目光里，看见同情的泪。当然，
他有时也会把他的爱，他的追求，分给他心爱的角色，他的品格的力量照亮
他所爱的角色，使他们光彩照人，熠熠生辉。
我常想，以后要是有人让我讲课，我要好好讲一讲夏衍同志的戏；要是
让我写有关当代话剧创作的文章，我也要好好谈一谈夏衍同志的剧本。因为
夏衍同志的戏剧创作，实在是我们民族后剧的一份十分宝贵的财富。但是，
要做这一切之前，先要好好学一学夏衍同志这个人。只有真正能够理解他，
真正感受到他的胸怀，才能更深刻地了解他的作品。
我衷心感激五十五年来夏衍同志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人民，贡献出
了他的一切。并且衷心希望来日在庆祝他六十周年，以至七十周年从事文艺
工作的活动中，还能和夏衍同志坐在一起，再谈一谈我的感想！
（原载《戏剧报》1986 年第1 期〕
贺佐临
一位杰出的戏剧艺术家，是很难用语言来赞美他的成就的。好比说“美
人如花”，比喻好看的人，难道花就能说出一个人的美么不可能的。我们的
佐临同志虽然已经八十岁了，但我看他却是一位真正的美人。我不想用花儿、
草儿，青松啊、大树啊，来形容他，但在我心里确实敬重他，爱惜他，甚至
于想和他长长地、一天两天地谈个痛快。但他是个寡言的人，不善于讲话，
甚至不愿意讲话。因此我们有时相对半天，他的话像黄金一样贵重，一个字
一个字他讲出来，仿佛生怕我把他的话抢走了，从此再不还给他。
我想起鲁迅的《故事新编》里，孔子第二次见老子的情形。老子发了一
段言，孔子恭而敬之地等他再讲下去，老子却不作声了。“大家都从此没有
话，好像两段呆木头。”我当然不是孔子。佐临是西洋文学、西洋戏剧专家，
他年轻时熟读四书五经，很知道一些杂学，但他不可能变为两干多年前的老
子。
然而，他在心里却很有点老子的意味。他的戏剧艺术创造很深刻，很有
味道，有时是十分不一般的，他确是中国戏剧界的“老子之一。但佐临从来
没有“老子天下第一”的神气。他很可爱，有时我常感到他有点天真。他清
亮的像一泓水，虽然不扬波，甚至没有春水的波纹。但他心里有时会涌起暴
风巨浪，那就是他的深厚的对人，对人情，对乙本，对祖国的感情。
我感到他什么都要钻透，学问扎实。马克思主义的书他也是真正地读了
的，同时，他是忠诚的爱国主义者。抗日战争的炮声一响，他和他的妻子丹
尼就立刻从英国回到祖国。在四川江安一个小县里，为了抗日，为了给学生
以戏剧的武器，过着清苦的日子。他们在英国剑桥大学深深研究了莎士比亚，
又在圣丹尼伦敦戏剧学馆都毕了业。以他们所长，回来为祖国服务。这样的
爱国知识分子当然很多，黄佐临和他的妻子丹尼，就是两位永不忘记自己身
上流着中国人的热血的品格可敬的人。
今天纪念佐临从事戏剧活动五十周年，纪念他上百个戏剧与电影的艺术
创造。我却想起解放前我在上海，他在苦干剧团的时候，他培养了许多大演
员，出色的艺术家，甚至是音乐的创作方面，他都下了功夫。说“桃李满天
下”那是一句套话，但许多朋友都会说他们真是得过佐临面对面的教诲，听
到他慢吞吞的讲话，受到他突然灵感爆发也手舞足蹈的指点的。
我不常和佐临见面。我在上海时，本来可以常找佐临聊天。我们是多年
老友，但见了面，仿佛只是两块木头相对坐着，虽然心里是安慰的，高兴的，
似乎也可不必多见面了。
我早就知道佐临是戏剧大师布莱希特的研究者、实践者。布莱希特的剧
本《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就是他导演，他的夫人丹尼主演的。这也许是
布莱希特的戏第一次在中国的演出。记得当时上座不佳。但如今，布莱希特
在中国已经为人民接受了。这里面有佐临的心血。今天日本千田是也先生率
领“日本布莱希特戏剧研究者访华团”来到上海。我想，佐临这回要讲话了，
上海的布莱希特专家都要讲话了。这是纪念佐临五十周年戏剧活动的一个很
好的节目。
说到底，佐临是中国一位十分杰出的导演。他的巨大成就还是导演中国
的好戏和中国的好电影。他的导演实践和写作是我们今天要研究的，要称赞
和讨论的。
他像中国许多可敬可亲的老人一样，他很谦虚，爱中年人，爱青年人，
他亲切地引导他们，让青年人说话，说个痛快，从不以老者自居。这是他值
得钦佩的优点之一。
这次我来上海之前就猜想，纪念活动将不只有学术讨论，还可能有佐临
排过的戏的片段，以及能够表现佐临这位八十老翁的创作精神的各种活动。
我忽然想到一件事。据说在保定那个地方有一块石头，凡是来看的人，都要
用手摸摸它，大约是它能带来福气吧。因此，那块石头亮得像水晶一样。有
学问的人说这是两千多年前燕国与赵国交界地的界石，人们把它摸得大多、
也太久了。我担心，有一天它会从地面上消失，被摸没了，我把这问题问了
当地人。他们说，不怕，这块石头在地下埋的极深。这是一块巨石，挖不到
底的。我想佐临大约就像是这样一块石头。人们不断地摸他，时间也不断地
磨他，但他的生命力像石头一样，扎根于深深的泥土，顽强坚固。他每天仍
然驾着他的机动车，快似风云地四处奔忙。或者去排戏，或者去开会，或者
去找他认为可谈的同行与朋友们。
佐临与他的老伴丹尼都是我的老朋友。今天我来这里开会是很高兴的。
我把最想说的一句话放在最后，祝我的老朋友佐临和丹尼健康长寿。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三十日于上海
（原载《戏剧报》1987 年第1 期）
在“张庚戏剧理论研究”会上的发言
在三十年代，张庚同志就已经在革命队伍里冲锋陷阵了，我对他是久仰
其名的。解放后在中央戏剧学院和他同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