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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玛的《埃及记述》从1809到1813年陆续出版。这部24册的巨著轰动一时，那种盛况只有后来博塔写的关于尼尼微的书和谢里曼关于特洛伊的著作可以相比拟。
若玛竟能选择这样的题材，他的书的内容竟能如此丰富，附有那样多的插图，许多图还是彩色的，再加上精美的装订，这一切，今天使用现代轮转印刷机的人们很难理解在当时是如何难能可贵。当时只有富人才买得起这部书，到手以后就当做知识的宝库珍藏起来，在今天，科学上每有重要的发现很快就可以传遍全球，并且通过照片、电影、文字和声音复制千百万份加以传播，结果就大大冲淡了轰动一时的效果。出版物一本接着一本，每本都在极力吸引读者，慢慢地就造成读者什么都略知一二，但一件也不深入。因此现代的人们很难理解当时若玛的第一批读者拿到《埃及记述》这部书时的心情。书中的内容过去闻所未闻，里面所写的古人的生活他们是决想不到的，那时的读者比现在虔诚，读到这样一本书一定会感到很大的震动。
埃及文化是古老的，比当时人们所知的任何古文化都古老得多。早在罗马的国会山上讨论制定未来的罗马帝国各项政策的时候，埃及已经是一个古国了。当着日尔曼人和凯尔特人在北欧的森林里猎熊的时候，埃及已经开始衰败了。按现在的历法计算，埃及法老第一朝是5000年前兴起的，那时尼罗河畔已经有了灿烂的文化。就连第26朝的衰亡也还是公元前500年的事。统治这块土地的民族先是利比亚人，接着是埃塞俄比亚人、亚述人、波斯入、希腊人和罗马人，而这一切都在星光照耀伯利恒的马厩之前。
■走向死亡的历程
当然，很早就有人知道尼罗河畔石雕和石建筑的胜迹，但那些传闻都有许多传奇的色彩。埃及的古文物只有很少几件运到国外，放在博物馆里供人观赏，拿破仑时代的旅游者在罗马可以看到国会大厦石阶上的狮子，后来就没有了。他们还可以看到托勒密王朝帝王的雕像，但那已经是后期的艺术品，那时古埃及文化的极盛时期已经过去，亚历山大希腊文化已经高度发展了。真正代表古埃及文化的只有12块方尖石碑，此外就是红衣主教的庭园里的一些浮雕了。较为常见的还有雕着圣甲虫的宝石，古埃及人把这种甲虫视为圣物，这种雕刻品一度在欧洲到处被人用作护身符。此外什么也没有了。
巴黎的书店里也很难找到真正称得上是有价值的学术资料，幸尔1805年出版了斯特拉被的一套书，共五册，译文的质量极好，这部权威著作的内容过去只为学者所知，至此才开始普及了。斯特拉波是在奥古斯都大帝时期游历埃及的。希罗多德的第二册书里也有十分宝贵的资料，那是去过古埃及的一位杰出的旅行家：但是多少人读过希罗多德呢！其它古籍里也有时提到埃及，但这些材料更为古奥，更为零散，也就更少为人所知了。
“你像穿衣服一样把光辉洒遍全身，”这是大卫王的《诗篇》里的一句话。早晨的太阳在湛蓝的天空升起了，运行了，它那黄色的、滚烫而耀眼的光芒照在褐色的、赤色和白色的沙上，映出的影子像沙上的剪影一样轮廓分明。这是一片永世阳光普照的荒野，这里没有气候的变化，没有雨、雪、雾、雹，也很少雷声和闪电，这里的空气干得要死，遍地都是五谷不生的砂砾和硬得发脆的土块。就在这块土地上奔流着伟大的尼罗河，它是众河之父，人称“万物之父尼罗河”。它源远流长，河水来自苏丹的湖泊和热带雨。每逢汛期河水就溢出两岸，淹没砂荒，吐出肥沃的7月的泥浆。每年河水高达52英尺，如是持续了千万年。梵蒂冈有一组大理石像，表现16个儿童在河神周围跳舞，每个代表15英寸的洪峰，就是表现尼罗河的。水退以后，河边的干土和沙地已经浸透，黄水所过之处长出绿色的植物。庄稼发芽了，成熟了，“肥年”的收获供应了“瘦年”的需要。就这样，每年出现一个新的埃及，它是古代的谷仓。正如2500年前希罗多德所说，埃及是“尼罗河的礼物”。就连遥远之地的罗马人的饥饱也要取决于尼罗河的恩赐。
在这片被太阳烤焦的土地上，城市里礼拜寺的尖塔林立，住的是肤色不同的民族：努比亚人、柏柏尔人、科普特人、贝都因人和黑人。狭窄的街道上熙熙攘攘，语音杂沓；无数寺庙、厅堂和陵墓的断壁残垣间到处有人顶礼膜拜。
骄阳下的沙地上矗立着金字塔。开罗周围67座金字塔排列在“骄阳的操场”上，它们都是帝王的巨大陵寝，单是其中的一座就用了250万块石头，10万奴隶干了整整20年才建成的。
这里卧着最大的吉萨狮身人面像，它头上的鬃毛已经磨平，眼睛和鼻子也变成了黑洞，这是马穆鲁克人用它的头作炮靶演习射击的结果—然而它究竟已经卧了几千年，并且要永世呆在那里，它的身躯是硕大无朋的：当年一心想做国王的托特米斯竟在它的两爪之间竖了一块大石碑。
清真寺的尖顶纷然竖在晴空里，为神抵和帝王们看守庙宇的大门。这些精美的石尖有的高达91英尺，此外还有圆形和方形的石砌陵墓，“村长”和法老们的雕像，各种石棺、石柱和塔形门，各种浮雕和绘画。这些当年治理过这个古老的王国的人们不可胜数，他们的形象站立在雕梁画栋之间，他们以僵硬而尊严的姿态指向某种目标。有人说：“埃及人的生活就是走向死亡的历程。”埃及的壁雕到处突出表现目的论的原则；一位现代的文化哲学家指出，埃及艺术的主要象征是“方向”，在意义上可以和欧洲的“空间”、希腊的“身体”相提并论。
■迷样的世界
埃及可谓集古墓之大成，而且它几乎到处是象形文字。象形文字包括各种符号、图画、线条、暗号以及无法理解的图形。这是一套古怪的表达方法，形象的来源很多，人形、动物、植物、果实、器械、衣服、编筐、武器、几何形体、波浪和火焰状的线条都可以成为文字。寺庙和墓室的墙上、纪念石刻上、棺材上、墓碑上、神抵和凡人的雕像上、箱子上和砧土器皿上都有象形文字；连墨水池和手杖上都有象形的符号。看来埃及人是最喜欢写字的古代民族。“假如有人想把埃德福寺里的象形文字抄录一遍，每天从早抄到晚，20年也抄不完！”
若玛就是把这样一个五彩续纷的世界展现在欧洲的面前，而那正是欧洲开始既看到科学的力量，又看到过去的价值的时候。感谢拿破仑的妹妹加罗琳，庞培城的出土工作重新加紧进行了。经文克尔曼启发，学者们学到了考古的基本方法，在古文字的破译方面都是跃跃欲试的。
《埃及记述》一书里的各种素描、写生和记述文字当然是极为丰富的，但是作者不能对这些做出解释，因为这是他们力所不及的。有时试图解释一下，结果也是错误的。书中罗列的古文物自己不会说话，而且只能永远沉默。它们的顺序的排列全凭直觉，谁也不知道怎样才能做出具体实际的说明。象形文字根本无法弄懂，无论僧侣体、世俗体或简化体（僧侣体是简化了的象形文字，笔划是曲线形的，而世俗体又是僧侣体的简化或大众化的形式。僧侣体本来是用来书写一切宗教文学和非宗教文学的。世俗体普及后，僧侣体只供宗教文字使用。）都是一样。这种文字欧洲人从未见过。《埃及记述》向他们介绍了一个新的世界；在内部关系、自然状况和其中的意义上，这个世界完全是一个谜。
在若玛时代的人们看来，谁要是能够解开象形文字之谜，花多大的代价都是值得的，波斯的著名东方学家德·萨西说过：“这是科学无法解释的一个复杂的问题。”这时却发生了一件无可否认的事实：戈廷根有一位普通的教师，姓戈罗特芬德，他发表了一篇论文，为破译皮尔赛波利斯的楔形文字指出了正确的方法，并且这种方法已经取得了成绩。戈罗特芬德掌握的材料非常有限，而现在却有无数的象形文字可供研究。此外，拿破仑的一名士兵天缘凑巧地找到了一块非比寻常的黑色玄武岩板。第一批报道这件消息的记者也都知道。这块罗赛塔碑是解决象形文字的一把钥匙。但那懂得这块碑怎样使用的人却在哪里呢？
这一块碑出世下久，《埃及信使报》登了一篇谈这块碑的文章，文章的日期写得颇具革命味道：“共和国7年12（果）月29日。”
再巧也没有，这份埃及报纸传到了一个人的家乡，这个人20年后写出一篇具有独创性的文章，他竟然读出了石板上的文字，从而解开了这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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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艾尔曼》众神的宫殿》第四章 奥秘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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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奥秘之碑
著名骨相家弗朗茨·约瑟夫·高尔博士周游法国，在各地传授根据颅骨判断性格的理论。所到之处有钦佩他的，有拿他取笑的，有颂扬的，也有贬抑的。一次在一个巴黎人的家里见到的一个法国青年引起了他的注意，因为从颅相学看来，那青年头骨的形状是极为不凡的。他一看见就赞叹道：“这是个语言的天才！”这个16岁的少年当时除拉丁语和希腊语外，还精通6种东方语言，至于这位颅骨专家在事先是否听说过就不得而知了。
十九世纪流行把传记写得有声有色，在《商博良传》一书里对于他的出生就有一段奇异的记载。既然这段文字目前尚无反证，而商博良这个有争议的人物对于考古科学的贡献又如此巨大，这里有必要写下这段记录，以便有助于了解他的形象。
法国的菲济克小镇住着一位卖书的商人贾克·商博良，他的妻子因残废长期卧床。1790年过了一半，当医生们都束手无策的时候，贾克请来了魔术师贾库。应该提到的是，菲济克镇位于法国东南部的道菲尼省，而道菲尼省的七大奇迹是有名的。道菲尼省又是法国的风景区，说得上是神仙出没的地方。道菲尼人生性倔强而保守，不会轻易动感情，可是一旦激发起来是极为热情奔放的。天主教也使他们容易接受神奇的事物。
根据几种史料记载，那巫师贾库请到以后，就把病妇放在加热的草药垫上，并给她喝热葡萄酒。他说，如果照他的嘱咐去做很快就可以痊愈。出乎病人家属意料的是由后人整理辑录。共35篇，其中9至12篇为伪托或无定论，他还断定病妇的腹内有一个男胎，不久就要分娩；并且说，孩子长大之后成就不凡，并将名垂千古。
第三天病妇就起了床。1790年12月23日凌晨两点钟，象形文字的注定的释读家让—弗朗索瓦·商博良诞生了。
据传说，假如魔鬼的孩子生下以后双脚像牛蹄，那他的身上就会有些现象表明在诞生以前经过巫师的加工。小弗朗索瓦生下来以后，人们看出他的两眼的角膜竟是黄的，这是东方人普遍具有的特点，在西欧是极为罕见的。他的皮肤是黄色的，而且脸形也具有鲜明的东方人的特点。20年后，他无论走到哪里都被人们叫做“埃及人”。
让—弗朗索瓦·商博良是革命的儿子。1792年9月，菲济克宣布共和国成立，1793年4月恐怖时期开始。商博良一家人的住宅离“武装广场”仅30步，广场上竖起了自由碑，后来这里改名为商博良广场。让—弗朗索瓦的记忆中最早听到的声音是嘈杂的卡门尼奥音乐和难民的哭声唯心主义一元论。辩证唯物主义是最彻底的唯物主义一元论，，这些难民是到商博良家乞求革命群众保护的，面这些群众中就有一位牧师后来成为让—弗朗索瓦的启蒙教师。
据一篇传记记载，让—弗朗索瓦刚刚5岁就开始翻译古文了。他先是凭记忆记住一批古文字，然后同原文对照，用这种方法自学辨认古文。将近7岁时，他第一次听说埃及这个神奇的国家，但只听了一次就像海市蜃楼一样销声匿迹了，原来弗朗索瓦有一个比他大12岁的哥哥让·贾克满怀希望地准备随拿破仑远征军赴埃及，结果却没有去成。
无论道听途说还是亲眼目睹者都知道，商博良小时候在菲济克学校功课并不好。他的哥哥是一个很有才华的语言学家，同时喜欢考古学。因为商博良学习不好，就在1801年把他带到格兰诺勃尔去，亲自教育他。11岁的弗朗索瓦很快在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上表现了罕见的天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