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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在他做了初步工作，并且已经知道坚持下去可以功成名就的时刻，却遭受到意想不到的打击。对于吃苦或者逆境，他都不放在心上；然而现在传来的消息却像是使他的辛勤的准备和美好的愿望完全落空——那些象形文字已经有人翻译出来了。
■堂吉诃德之剑
一开始，消息传来确实把商博良搞得拾不起头，但这只是一场虚惊。那一天，商博良到法兰西学院去的路上遇到一位朋友告诉他这个消息，那个人并未觉察这对商博良是多么重大的打击。商博良听到以后面色苍白，摇晃了一下，抓住那位朋友才没有倒下去：自己长期以来生活工作、忍饥挨饿、孜孜以求的全部希望，一下子变成了泡影！
“译者是亚历山大·勒努瓦，”那位朋友说，“书刚刚出版，是一本小册子，他定名为《新译文》，书里把象形文字全部译出来了。你想想，这是多么重大的一件事！”
确实，这是多么重大的一件事啊！
“勒努瓦？”商博良问，接着摇摇头。他看到了一线希望。昨天他还见到勒努瓦。他认识勒努瓦已有半年，勒努瓦是一位有水平的学者，但决不是天才。“这不可能，”商博良说。“谁都没有对我讲过破译象形文字的事，就连勒努瓦本人也没有提。”
“这难道还奇怪吗？”那朋友问，“谁对这样重大的发现不会守口如瓶呢！”
商博良猛然放开那位朋友。他问：“书店在哪里？”接着狂奔而去。到了书店，他双手颤抖着点好书款放在那积满尘埃的柜台上。这时勒努瓦的这本小册子还很少有人问律。商博良跑回家里，坐在破沙发上就读起来了。
厨房里的梅克朗寡妇这时猛然听到隔壁房间里纵声大笑起来，吓得她把菜锅放在桌上，几乎惊呆了。她胆战心惊地又听了一会，然后跑到门房向里望去，只见商博良躺在沙发上，歇斯底里地笑得全身发抖。
他手里拿着勒努瓦写的那本书。这样的东西算得上破译象形文字的作品吗？这个评语下得过早了！勒努瓦的这本书从头至尾乱扯一通，是主观想象和错误的治学方法的堂吉诃德式的混合物。凭着商博良的学识完全可以识破这一切。
但这次打击是商博良永远不能忘记的。他从自己对这次事件的反应才觉察到，自己想要使这批僵死的符号起死回生的风愿是何等的强烈！当夜他筋疲力尽地入睡以后做了很多奇怪的梦，他梦见许多埃及人同他讲话，他自己的形象很清楚地显露出来，他不理会报界中其它方面的社会干扰，一心一意地、如醉如痴地研究象形文字。这个梦是预兆着胜利的，但实际上是在20多年以后，他才终于达到自己的目的。
文学殿堂 疯马扫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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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艾尔曼》众神的宫殿》第五章 埃及古文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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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埃及古文之谜
商博良12岁时阅读原文《旧约》以后写了一篇文章，提出只有共和国才是合理的国家形式的论点。那时的社会思潮正在为一个开明的新世纪铺平道路，同时给法国革命准备了力量；在这样的思潮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商博良，对于新兴的专制制度是反感的。随着频繁的调令，专制统治在无形地发展，到拿破仑称帝就公开化了。商博良和哥哥不同，他没有拜伏在拿破仑的旗帜之下。
商博良成为埃及考古学家以后，怀着要求自由的强烈愿望，高举义旗参加了进攻格兰诺勃尔的战斗。他从城楼上扯下百合旗，竖上了三色旗。此后拿破仑的军队横扫欧洲，三色旗便在军前飘扬了15年。
商博良再次回到格兰诺勃尔，1809年7月10日受聘为大学历史教授。那一年他才19岁，听他讲课的青年们有不少在两年前还是他在公学里的同窗学友。可以理解，他这样是容易树敌的。果然，不久他就遭到某些比他年长的教授的合伙暗算，这些人的学识不及商博良，又都受过他无意的侮辱。
何况这位年轻的历史教授的思想又是那样古怪！他公开提出，历史研究的最高理想是寻求真理，而他对真理的概念非常独特，即他要寻求绝对真理，而决不是波拿巴王朝或者波旁王朝的统治者所规定的真理。为了达到这个理想节情，反对以理灭欲。强调“以利和义”，反对坐而论道。批，他就要求学术自由，而这时正当是学术界受到各种政治禁令重重限制的时候。他认为历史学家对于权贵应该置之不理。革命初期狂热的群众在屋顶上喊出的自由的口号，现在已经不断地遭到践踏，他却要求把它们维护下去。
这样的政治主张当然使商博良同时下的一批禄蠹之间发生矛盾。尽管不时遭受挫折，但他的信念决不动摇。每逢这样的时刻，他就要向哥哥提到一种想法，这种思想可能是来自伏尔泰《康迪德》，但作为东方学者的商博良感到东方的一本宗教典籍中的表达方式更为合意：“开垦你们的田地吧！曾德—阿新斯塔说过：开垦6英亩荒地，强似打24次胜仗。我的意见也是这样。”这时商博良被学院内部的勾心斗角搞得狼狈不堪，情绪颓丧，教授们勾结在一起把商博良的薪金搞掉了四分之一。他写道：“我的命运是定下来了。我一定要穷得像古希腊哲学家第欧根尼，要设法买一个大桶栖身，再弄一块麻袋披在身上，这样我才或许有希望靠着雅典人的施舍过活。”
他写过一些讽刺拿破仑的文章。但在拿破仑倒台以后，在1814年4月19日联军开人格兰诺勃尔以后，商博良并不相信会有严明的法制出来代替波拿巴王朝的暴政，并且认为就是将来这种希望也是很渺茫的。
商博良虽然非常关心政治和科学的自由，但他在研究古埃及方面的热情决不稍减。各种问题在分散他的精力，有的是些无关紧要的事，但他还是不断地做出惊人的成绩。他编了一本科普特语词典供自己查阅，同时还写了一些剧本在格兰诺勃尔的几家抄龙演出吸收编辑部成员问题上发生分歧，列宁于1903年11月1日，其中一部写的是伊英琴尼亚的故事。按照12世纪作家彼得·阿伯拉开创的法国传统，商博良还常写一些政治歌谣，每写出一首便立刻被群众在街头传诵。与此同时，他在继续进行自己的主要工作，即不断深入地探索埃及的奥秘。不管大街上不时传来“皇帝万岁！”“国王万岁！”的口号声，他的头脑始终没有离开这项首要的任务。他写了无数篇散文，又为作者制订写作提纲，许多人在创作上找他请教，他是来者不拒的，这些才具乎庸的学生占去他很多精力。这些繁重的负担慢慢地使他心力交瘁。他在1816年12月写过这样的话：“那本科普特语词典一天天厚起来，词典的作者却一天天瘦下去。”当他看到词典已经编到1069页而主要工作尚未完成，便喟然长叹了。
随后就是百日复辟，欧洲再一次遭受拿破仑的统治。片刻之间，被迫害者变成了迫害者。统治者变成了被统治者，昌花一现的国王变成了一个难民。商博良激动得什么也于不下去了。“拿破仑要回来了！”人人都在这样说。巴黎各报的态度是寡廉鲜耻，朝秦暮楚。这些报纸上的新闻标题是谎言的典型，它们反映了这种变色龙的性格。一开始，新闻标题有一条是“妖怪出笼了”，继而发展成为“狼妖在堪斯登陆”、“暴君现在里昂”、“篡逆距首都六十小时行程”、“被拿巴全速逼近”、“拿破仑明天将来到巴黎城内”，最后却变成“皇帝陛下驾临枫丹白露”。
3月7日，拿破仑率军进人格兰诺勃尔。他一马当先，用鼻烟盒敲了敲城门，火炬的光亮在他的脸上闪耀着。拿破仑完全懂得自己在这一历史性的场面里扮演了一个戏剧性的角色，他特地面对城头的大炮，单人独骑站立了片刻，这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一霎。城头上的炮手们乱跑着。接着“拿破仑万岁”的喊声大作，“进城时还是冒险家，出城时却已经是皇帝”。格兰诺勃尔是道芬尼省的首府，也是拿破仑反攻时胜利进军途中的必争之地。
■两位埃及征服者的会面
商博良的哥哥菲济克早就公开表示拥护拿破仑，这时他更是特别积极了。当拿破仑要找一位精干的私人秘书时，市长便把菲济克带来，又特地把他的姓改了几个字母，变成了“商破仑”。皇帝高兴地说：“这真是吉兆！他的姓竟有一半和我的名字相同！”皇帝召见菲济克时，商博良也在场。拿破仑问起这位年轻的教授做些什么，得知他在编写科普特语词典和语法书。商博良本人倒还冷静，皇帝却对这位还有几分稚气的学者大为赏识，同他谈了很久，并以皇帝的口吻向他保证，将来把他的科普特语的著作在巴黎出版。拿破仑意犹未足，次日特地到大学图书馆去看望商博良，同这位年轻的教授再次谈起他在语言方面的研究工作。
这是埃及的两位征服者的会见。一位把尼罗河的故乡纳入自己征服全球的计划之内，并且打算建设一套庞大的灌溉系统来恢复埃及的经济；另一位虽然从未踏上埃及的土地，但是早已用心灵的目光把埃及的古代遗迹观察了一千次，并且有一天将会凭着自己的学识让这些古迹起死回生。自从见到商博良以后，拿破仑那帝王的想象力得到极大的启发，因此他当场宣布：从此把科普特语定为埃及的正式语言。
但是拿破仑来日苦短，突然复辟，接着却又突然垮台了。他被流放到厄尔巴岛，后来葬在圣赫勒拿岛。
波旁王族又回到巴黎。他们的实力不足，因之也做不出多么强烈的报复行动，然而判几百人死刑显然还是必要的。按照当时的说法，“惩处的命令接连不断，像圣经中古犹太人得到的大赐食物吗哪降临到犹太人的头上一样。”菲济克曾随拿破仑进入巴黎，完全暴露了自己，属于必惩之列。惩治菲济克的政治材料把他和弟弟商博良等同看待，这是错误的；然而因为有一批人出于对他的嫉妒而暗中活动，竟维持原议不予更改。更糟的是在百日复辟的末期，商博良错误地为创建特尔斐同盟出了力，这个组织的宗旨是争取各种自由权。这时特尔裴同盟已经成为有重大嫌疑的团体。商博良之所以会犯这样严重的策略上的错误，是因为要极力设法筹集一千法郎，用来购买一张古埃及的纸草，然而这在当时也是办不到的。
保皇党进攻格兰诺勃尔时，商博良在城墙上协助守军进行抵抗，完全没有看出哪一边会带来更大的自由。结果如何呢？当拉杜尔将军下令轰击格兰诺勃尔，从而危及商博良那些珍贵的手稿时，这年轻人就把政治和战争统统抛在脑后，奔下城墙，一直冲上图书馆的三楼。他在那里直到炮击停止。提水洒沙扑灭火焰，一个人在大楼里冒着生命危险，保全他的古埃及纸草。
商博良因犯有叛变行为被大学停职，在这以后他才终于着手破译那些象形文字。停职期一年半，停职期满后，他又在巴黎和格兰诺勃尔不知疲倦地工作。不久，政府又准备把叛国罪加在他的头上，他就在1821年7月逃离了格兰诺勃尔，这是他走过了从学生到教授的历程的地方。一年以后他出版了《关于象形文字字母发音问题致达西耶先生的一封信》，这是一篇专题文章，文章概述了一种成功的破译方法的要点。出版以后，许多致力解决埃及金字塔和寺庙之谜的人们纷纷加以评论。
■圭臬之错
古代作家有几个人提到过象形文字。到了中世纪，就出现了关于象形文字的各种解释。希罗多德、斯特拉被和狄奥多鲁斯都到过埃及，他们认为象形文字是一种无法理解的以固示意的文字。公元前4世纪时，荷拉波隆对埃及文字作了详细的说明（亚历山大港的克雷芒以及波菲利关于埃及文字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荷拉波隆的意见往往被后人奉为圭桌，因为舍此尚无足以作为根据的材料，而荷拉被隆认为象形文字是以图示意的。因此在多少世纪以来，人们主要着力于探索这些图形的象征性的含义。在这样的传统影响之下，许多人就不顾科学地任意乱猜，而立意治学的人则束手无策。
直到商博良把象形文字译出以后，人们才知道荷拉波隆是大错特错了。埃及文字的发展，实际上早已超过原来的象征符号，例如用三条曲线代表水，用房屋的平面轮廓代表房子，用旗子代表神等等。把这种以形示意的解释方法用来解释以后发展起来的文字，结果造成严重的甚至荒谬的错误。
耶酥会会士阿萨纳西奥斯·凯切尔以发明幻灯著称，他在1650年至1654年期间在罗马发表了一部书共四册，书中有几篇象形文字的所谓“译文”；对照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