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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6）
１９９７年，贾汗吉尔·卡拉马特将军担任陆军参谋长时，要挑选一名新的陆军参谋局局长候选人。当时多数陆军军官认为我能够或者说我应该得到这一职位。我也知道卡拉马特将军对我作为指挥官和参谋时的表现非常欣赏。他也曾经是我军事学课程的教官，我当师长时的军长，他当参谋局局长时也是我的上司。然而，令人意外的是他挑选了阿里·库利·汗·哈塔克中将。在我看来阿里·库利只是一个平庸的军官，必须承认当时我感到非常惊讶和失望。我甚至想以中将军衔从陆军退役。我跟赛赫巴说，应该感谢真主，因为我们已经走得够远了，在中将衔军官中我排名第三。尽管这是在前陆军参谋长瓦希德·卡卡尔将军的操控下排出来的，他把第一位给了他想提拔的阿里·库利。如果没有这种不公正的操纵，我将排名第一，而且在考虑提拔下一任陆军参谋长之前阿里·库利也已经退休了。然而，最终选择阿里·库利为陆军参谋局局长人选说明，卡拉马特将军想在自己退休后由他接替陆军参谋长，因为众所周知，拥有任命陆军参谋长权力的巴基斯坦总统法鲁克·莱加里和阿里·库利曾是同班同学。我是一介庶民，一名普通军人，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社会关系，也根本没有这样的政治手腕。
１９９８年１０月７日晚饭后，７：３０左右，我和妻子正在位于曼格拉的家中看电视，突然接到谢里夫总理要见我的电话，我说我第二天早上就赶去伊斯兰堡。“不，长官，他现在就要见您，越快越好，就今天晚上。”总理的国防秘书说。我的背马上绷紧了。像这样在晚上召见一个中将，是非同寻常的，何况陆军参谋长就在总理的隔壁，可以随时处理任何军机要事。“好，”我说，“让我通知陆军参谋长。”“不，”国防秘书说，“这是高度机密，您来不要告诉任何人。”我意识到事件非同寻常。“召见我为了什么事？”我问道。“长官，您到这里来就知道了，不要对陆军参谋长说这件事。”“我可以穿军装来吗？”我问道。“是的，请尽快赶来。”我穿上军装，召集警卫，出于谨慎，还别上了我心爱的格洛克１７型手枪，出发赶赴约９０分钟车程外的伊斯兰堡。我被告知不要告诉任何人，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的车刚驶进伊斯兰堡，就接到朋友伊贾兹·沙准将的电话，他是三军情报局拉合尔分局的司令。“祝贺你，”他说，“你要当陆军参谋长了。”“你在胡说些什么？”我说，“卡拉马特的任期还没满，我怎么会当陆军参谋长？”“陆军参谋长已经辞职了。”我的朋友说，“所有的新闻都在报道这事儿。”我回想起几个月前在陆军总部开军长会议的事。当时卡拉马特将军宣布，谢里夫总理通过宪法修正案取消了总统解散国民议会和政府的权力，他本人现在有权任命三军参谋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我记得当时阿里·库利中将的脸色变得很阴沉。他是总统法鲁克·莱加里的朋友，多少有望被选任为下届陆军参谋长。但如果由谢里夫来做决定，他的希望就落空了。一些朋友告诉我，我当陆军参谋长的机会又回来了，但我对这个看法无动于衷。因为我觉得，即将离任的陆军参谋长在退休前仍会力荐阿里·库利将军。虽说有宪法修正案，任命下届陆军参谋长的委任令还得由总统签署，因此莱加里总统对此事仍会施加影响。此后，以总理为一方，以总统和巴基斯坦高等法院首席大法官为另一方，双方之间发生了公开和极不体面的冲突。按过去的做法，两边都来拉陆军参谋长从中仲裁。法鲁克·莱加里总统试图让首席大法官宣布宪法修正案违反宪法。如果那样，总统就可以解散国民议会和不听话的谢里夫政府。谢里夫总理说服一些法官站在他那一边，这些人又通过了一个反对首席大法官的决议案。然后，总理让他的党徒在最高法院开会时围攻最高法院大楼，而他自己却躲在幕后以免遭受打击或失败。说得婉转些，这是巴基斯坦政治史上的一个低谷。
贾汗吉尔·卡拉马特将军召开军长会议讨论局势，因为总统和总理都要求他作为仲裁者介入此事。三军情报局证实，总统串通首席大法官想解散国民议会，其真正的目标是要赶走谢里夫总理。我们考虑了自己的选择。一个办法是给首席大法官发出信息，要他好自为之，保持中立，在履行职责时不偏不倚。而一些人认为，纳瓦兹·谢里夫利用其在国民议会中占压倒性多数席位而随意改变宪法，这是在危害国家，最好让他赶紧下台，以免发生更严重的事情。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阿里·库利将军说，如果总统败北而被迫下台，那么谢里夫也应当下台，两边都出局，我们可以实行军法管制。但我反对说：总统和首席大法官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而纳瓦兹·谢里夫是选举上台的，如果要让民主扎根和成熟，就必须让他未尽的任期继续下去。所以，我是维持总理地位和国民议会运行的坚定支持者。我认为，如果一定得有人做出个人政治牺牲的话，就应当是总统和首席大法官。我记得当时我在会上作了很久的分析。第二天，卡拉马特将军召开高级参谋会议，我没参加，但阿里·库利参加了。事后我获知，阿里·库利在会上说了很多，意思是卡拉马特将军应当接管权力，实施军法管制。几天后，陆军参谋长在官邸再次召开会议，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军长也参加。阿里·库利再次提出军队应当接管权力，让总统和总理都下台。我和阿里有一些小的口角，因为我认为他这是自我膨胀的不正确做法。我们再次想到给首席大法官发出信息，要他好自为之。但最终决定，打破僵局的唯一办法，是劝退总统和首席大法官，军队支持民选的总理。然后就散会了。第二天，在我们都不在场的情况下，绝望的阿里·库利打出他最后的一张牌：坚决主张如果总统离任，纳瓦兹·谢里夫就必须下台，并由军队接管国家权力。卡拉马特将军不同意，他站在了总理一边。后来，法鲁克·莱加里总统决定辞职。同时，由于失去许多法官的支持，首席大法官不久也辞职了。“最高法院会战”就这样不体面地收场了。像过去一样，陆军参谋长再次被拖入这场政客间的风波，但他这次做出了正确选择。那天夜里当我走进总理办公室时，那里还有点混乱。总理坐在一张沙发上，脸上露出胜利的微笑。他告诉我，陆军参谋长已经辞职，他已任命我出任该职。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我要求他辞职，他答应了。”总理说。我略微感到震惊。卡拉马特将军的“错误”仅仅是他在海军参谋学院演讲时，提了几条关于如何改进国家管理的建议，包括主张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等。纳瓦兹·谢里夫竟为此摘掉了他的“乌纱帽”。更让我感到吃惊的，是卡拉马特将军答应辞职所表现出的软弱。这在军中引起极大不满，因为士兵和军官们都感到羞辱。我知道，在西方民主社会，现役军人，尤其是司令官，不可以发表政治言论。但同样，政府和国家的领导人也从不把军队司令官拖入政治。而在一个频繁把军队拖入政治的国家，如果陆军参谋长本身行为得当，他就不能因为涉入政治而受到指责。我感谢谢里夫对我的信任。在给我带上军衔肩章时，他说：“我选择你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你是所有中将里唯一不为谋求这个职位而直接或间接讨好我的人。”我向总理敬完礼，就离开了那里。离开总理办公室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直接驱车去陆军参谋长官邸见卡拉马特将军，他现在是我的前任了。“长官，发生了什么事？”我问他。他什么也没说，直到今天他也没告诉我他辞职的原因，而当时只是向我表示了祝贺。我能说什么呢？说“长官，我为你感到遗憾，而为我感到高兴”吗？我和他在一起待了十到十五分钟，就离开了陆军参谋长官邸。晚上我住在装甲兵军部招待所。我把这件事首先告诉了我妻子和父母，不用说，他们都很兴奋。不久后我接到阿里·库利的电话，他现在是我的参谋局局长，要负责第二天早上我的任命仪式。“佩尔韦兹，祝贺你。”当听到阿里向我平淡地表示祝贺时，我既惊讶，又痛心，因为他又以同样的声调告诉我，“明天我得去白沙瓦参加一个婚礼。”我说：“好吧，如果你非得去的话。”然后，阿里补充了一句，“也许我不再回来了。”“阿里，这完全由你来决定。”我回答说，尽量不流露出失望，“我希望你继续干，但如果你不愿意，那就随你吧。”阿里再也没有回来，他从军队退休了。他甚至不再和我说话，也拒绝回应我给他发的参加所有军旅同事宴会的邀请。
巴基斯坦（7）
他的行为有些古怪。毕竟，他是一位中将，也曾是参谋局局长，更重要的是，他是我的朋友和战友。如果不出那些事的话，他会为自己的朋友当了陆军参谋长而感到高兴，也会成为我的参谋局局长。显而易见，我们的友谊结束了。他应当记得那句古老的格言：“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贾汗吉尔·卡拉马特的被迫辞职在军队中引起的不满超过了我的想象。而那位在议会拥有大多数席位的傲慢总理，正忙于把所有大权都揽到自己的手中。通过宪法修正案，他不仅在其党内，也在议会内使反对派保持沉默。他的党徒激烈围攻最高法院，安全摄像机已记录下了他们所有恶劣的行为。他贿赂和胁迫法官，还企图限制媒体的言论自由，逮捕和虐待大批记者和编辑。他把总统贬低为傀儡，使总统不再具有罢免腐败无能的政府、要求军队干政的权力。因此，专横的总理和军队之间失去原有的“制衡”而直接面对。纳瓦兹·谢里夫只是简单地说一句话就解除了陆军参谋长的职务。我上任后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告诉军队，我们的任务是尽量以各种方式帮助政府，尤其是在政府要求我们提供帮助的方面。我们应当从卡拉马特将军被迫辞职的事件中解脱出来，履行好自己的职责。我们不能再次蒙羞，要防止总理再做类似的事，但我们只限于做出反击，决不主动挑事。我只当了一年的陆军参谋长，军队就被迫反击纳瓦兹·谢里夫了。我与他的工作关系刚开始时相当好，尽管在解除两名少将、任命两名中将和他要求军事法庭起诉一名记者叛国罪这几件事上产生了小的分歧。我必须说，他的工作风格让我感到可笑：我从未看到他读过或写过任何东西。我们的关系恶化起因于卡尔吉尔事件和纳瓦兹·谢里夫１９９９年７月４日访问华盛顿时在比尔·克林顿面前突然屈服这件事。卡尔吉尔事件极为紧张危险，是印度和巴基斯坦双方进行核武器爆炸后的第一次冲突，需要单独用一章来说明它。
１９９９年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年，同年还发生了针对我的暗杀事件。１９９８年秋天和１９９９年发生的事件，戏剧性地把我从戍卫国家推向领导国家。这些事件也使两个核大国（南亚的巴基斯坦和印度）处于战争的边缘。现在该揭开隐藏在神秘外表下的真相了。为更好地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