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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我前面站成一排充当盾牌。但是当看到军长站在舷梯上时，我松了一口气。他是第一个走进飞机的人，为平安降落向我表示祝贺。随后士兵拥入飞机把我护卫起来。我为他们感到骄傲。当我踏上停机坪时，我对发生的一切还是一无所知。幸运的是我活着下了飞机，尤其是看到赛赫巴和其他乘客特别是那些孩子安全抵达时，我十分宽慰。我经历的这惊险一幕，时常涌现在我脑海里。此刻，我想起了奥马尔·卡雅姆著名的四行诗：摆动的手指不断写下新的历史，所有的虔诚和智慧都无力改变事实，即使珍贵的眼泪也无法洗刷一毫一丝。
当我走向在停机坪上等待我的轿车时，我在想：“真主啊！我究竟是降落在什么地方啦？”
反政变——只能用这个词语了——始于下午５点，就是从电视报道我被解职的消息那时开始。挫败政变只用了三个半小时，到晚上８：３０，拉瓦尔品第军军长马哈茂德·艾哈迈德陆军中将走进总理官邸，扣留了谢里夫总理。下午５点刚过，军队开始在拉瓦尔品第（陆军总部所在地）、伊斯兰堡（离拉瓦尔品第１５公里）、卡拉奇、拉合尔分别采取行动，之后在我乘坐的飞机被指示飞往纳瓦布沙时，那里的军队也行动了。在伊斯兰堡的军事行动极为紧张且富有戏剧性，而卡拉奇则是戏剧高潮。不止一次，反政变的军官和士兵与政变武装分子剑拔弩张、怒目而视。完全是他们的镇定自若和真主的仁慈才避免了这场流血冲突。５点的时候，军队办公室都关门了，陆军指挥部的军官不是回家就是享受夜生活去了。陆军参谋局局长穆罕默德·阿齐兹·汗陆军中将和马哈茂德·艾哈迈德陆军中将正在恰克拉拉陆军俱乐部打网球，那里离陆军总部只有５公里路程。拉瓦尔品第军所属精锐旅的两位指挥官沙希德·阿里和贾韦德·苏尔坦中校当时也在该俱乐部打壁球。一听到政变消息，他们扔下运动器具跑到网球场通知两位中将。但两位中将当时已经接到消息并赶回了陆军总部。陆军作战局局长沙希德·阿齐兹少将当时刚刚到家，正坐在床头脱军靴。听到消息，他马上系上鞋带，跑回总部，边跑边告诉他夫人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回家，或者当晚能否回家。他已经意识到他要做些什么，他也清楚未来几个小时是紧急关头。车发动的时候，他发现自己邻居的女主人正在门口派发糖果。他的邻居不是别人，正是齐亚乌丁陆军中将，他夫人正在为他的非法提升而庆贺。阿齐兹·汗、马哈茂德和沙希德·阿齐兹心里明白，必须坚决回击谢里夫的政变行动，军队早就受够了这种羞辱。他们将领导整个挫败政变的行动。让我们看看反政变的主要人物，了解一下他们跟我的关系吧。我不但是他们的最高指挥官，还经常与沙希德·阿里和贾韦德·苏尔坦中校打壁球。穆罕默德·阿齐兹·汗是我提拔任命的，驻拉瓦尔品第军军长马哈茂德是我在１９８６—１９８７年当炮兵旅旅长时的团指挥官，陆军作战局局长沙希德·阿齐兹是我的亲戚，精锐旅旅长撒拉乌丁·萨蒂陆军准将是我当旅长时的少校，卡拉奇、拉合尔等其他各城市的反政变指挥官都是我任命的。只有跟谢里夫总理来往密切的主要情报机关三军情报局局长齐亚乌丁陆军中将除外，但是他手里没有一兵一卒。天平向我倾斜，谢里夫要沉船了。陆军作战局负责调兵遣将，沙希德·阿齐兹局长的任何举措都会被认为是参谋长发出的命令，所以反政变行动由他指挥，他的办公室成为作战指挥室。第一项命令发往驻扎在拉瓦尔品第的精锐旅，令其准备行动。同时，两位正在打壁球的中校的任务是前往伊斯兰堡，确保总统府和总理官邸安全，沙希德·阿里中校负责前者，贾韦德·苏尔坦中校负责后者。马哈茂德中将通过精锐旅旅长命令他俩封锁总统府和总理官邸，不准任何人出入，并要求他俩派兵保卫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同时颁布命令禁止齐亚乌丁进入总司令部和陆军参谋长官邸（我的官方住所）。我年迈的父母住在官邸，如果不限制齐亚乌丁及其部下进入，他们就会陷入不必要的不安之中。随后，陆军作战局局长开始打电话给四个省会中卡拉奇、拉合尔、白沙瓦三市的军长，了解当地局势。当时没有打电话给奎塔军军长塔里克·佩尔韦兹，他对参谋长不忠。但沙希德打给了他的副手，并被告知一切都很好。拉合尔离伊斯兰堡大概４３０公里，是陆军第４军驻地。拉合尔是座非常重要、非常敏感的城市，它是旁遮普省省会，在印度边界大炮射程范围以内。拉合尔军军长哈立德·马克布尔中将当时正在古吉兰瓦拉，离拉合尔约６４公里。由于他不在市内，拉合尔最高指挥官就是塔里克·马吉德少将。他当时正在自家书房里，突然夫人喊他到电视前来听我被解职的新闻，他立即打电话到陆军总部向陆军作战局局长请示。沙希德要求他拘留旁遮普省省督，然后控制谢里夫家族的两处住所、电视台、广播电台和机场。他还要求塔里克少将控制城市的所有进出口。塔里克少将召集国内警备旅旅长，并向他下达了命令。
阴谋（3）
到下午５：３０，沙希德·阿里和贾韦德·苏尔坦两位中校已在前往伊斯兰堡的路上。给他们的任务是逮捕总理、部分内阁部长和他们的亲信。当他们抵达离总理官邸和电视台不远的首都宪法大街时，他们发现有大批全副武装的警察，看起来似乎准备对付暴动。那里有装甲运兵车和三辆车顶打开、车长在上面指挥的装甲炮车。路上遍布水泥路障和铁架子，以防任何敌对或不明车辆进入敏感地带。这样强大的武力足够吓住任何敌手，至少也得让敌人三思而行。但这就是谢里夫总理能最大限度召集起来的人员，因为没有一支部队在他指挥之下。但是令两位中校吃惊的是，这些全副武装的警察只是站在一边，并没有试图阻挡士兵通过。警察都很清楚，虽然眼下他们的武力强于这队士兵，但是他们可抵挡不住随后而来的大部队。很可能他们也受够了谢里夫总理的无道统治。两位中校从拉瓦尔品第出发时，陆军作战局局长就给总理官邸警卫部队的少校打电话要求他封锁官邸。不巧的是，少校夫人回答说少校出去跑步了。幸亏他没跑远而只是在官邸院子里，很快就联系上了。他立即行动起来，封锁官邸，并告知官邸的警卫发生了什么事，要求他们做什么事。他告诉警卫，他们的参谋长受到不公正待遇，反政变行动正在实施中。他还声称行动是根据参谋长本人的命令开始的。同样，贾韦德·苏尔坦中校也命令警卫总统府的少校封锁总统府，然后控制旁边的电视台。封锁总统府没有遭到任何抵抗。阿齐兹·汗中将打电话给卡拉奇军军长穆扎法尔·乌斯马尼中将的时候已是下午５：４０。他要求军长保卫机场并迎接参谋长飞机的到来。乌斯马尼将军下达命令，一切都迅速运转起来。他命令卡拉奇机场负责人塔里克·法塔赫准将立即接管空中交通控制权，并与机场安全负责人纳维德·纳萨尔准将取得联系，协调行动。我得遗憾地说，塔里克·法塔赫所做的一切就是跑到机场，无所作为地坐在民航局长办公室里。我以前曾经提拔过这个人，但是在这个考验他的节骨眼上，他却在办公室里坐着看哪边占上风，好见风使舵。下午５：４５，拉合尔的部队开始行动。
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１日，对巴基斯坦来说是个平淡的日子，至少在阳光高照的时候是如此。那晚，我在卡拉奇，检查伟大领袖穆罕默德·阿里·真纳的墓地花园修整工作的进展情况。待在我喜爱的卡拉奇市里让我心情很好，浑然不知地球另一端，另一起和飞机有关的事件即将改变我和巴基斯坦的命运轨迹，更不知道我们将被推到另一场战争，一场与幽灵的战争的最前沿。差不多两年前，在我乘坐的飞机被劫持的那场危机里，我的军事秘书曾在我耳边低声说，飞行员请我到驾驶舱去。而此时此刻，他又来到我身边，低声说道：“有一架飞机撞到了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的一座大楼上。”我对世界贸易中心很熟悉。１９９３年，恐怖分子企图炸毁它，当时造成了不小的破坏，六人遇难。袭击策划者之一拉姆齐·优素福事发后逃到巴基斯坦，１９９５年被我们的安全部门逮捕。起初，我认为新闻所报道的只是一场意外，我想那架飞机一定是架小型私人飞机，我继续检查工作。但在我内心深处，我老觉得这次事件一定不同寻常。要么驾驶员太不称职，撞上这么一座摩天大楼；要么就是飞机发生故障，失控而撞上大楼。回到家之后，我又叫来卡拉奇的军长，我们正聚精会神地讨论问题，这时我的军事秘书悄悄走进屋子，开始摆弄电视机。“有什么着急的事？”我有点生气地问。“长官，请您看电视。”他说。他把电视调到CNN频道。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世贸中心的两座大楼冒着浓烟，有人从窗户跳下。人们陷入极度恐慌，场面十分混乱。撞上大楼的不是小型私人飞机，而是两架载满乘客和燃油的波音客机。飞机是被劫持后故意撞向世贸双塔的。这绝不可能是一场意外，而是一次故意的、厚颜无耻的恐怖主义行径。我还得知，还有两架飞机被劫持，一架撞上五角大楼，一架在宾夕法尼亚州坠毁。当时的时事评论员称，在宾州坠毁的飞机的目标是白宫。这是一场战争。我们一直盯着电视，一幢大楼坍塌，几分钟后，第二幢倒塌，这真是难以置信。飞机燃烧而产生的滚滚浓烟以及从全世界最高建筑飞落的尘埃和瓦砾，使场面看起来就像是核爆炸。这起事件的暴行是显而易见的，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自己的土地上遭受打击，自己的飞机被用做袭击的导弹。这是一场悲剧，也是对超级大国自尊和自负的沉重打击，美国一定会像一只受伤的熊一样疯狂反击。如果犯罪者是“基地”组织，那么这只受伤的熊就一定会扑向我们。“基地”组织扎根于我们的邻国阿富汗，他们受到被全球公认为“无赖”的塔利班的庇护。不仅如此，我们是唯一与塔利班及其领袖毛拉奥马尔有外交关系的国家。“９·１１”标志着我们将不可逆转地从过去走向未知的未来，世界将从此改变。我去了省督府，外交部建议我发表声明，我很快按他们的建议做了，并在电视上发表讲话说，我们谴责这种卑鄙行径，我们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在这令人惊骇的时刻，我们与美国站在一起，我们愿以各种方式帮助美国。
第二天早上，我在省督府主持召开重要会议，我的军事秘书告诉我，美国国务卿柯林·鲍威尔将军打电话找我。我说，过一会我给他打回去，但我的军事秘书坚持让我立即去听电话，于是我暂时离开会议厅。鲍威尔直截了当地说：“你要么和我们站在一边，要么成为我们的敌人。”我把这看做是无理的最后通牒。但与某些报道所说的不同，我们的通话没有涉及任何细节。我告诉他，我们愿与美国站在一起打击恐怖主义。多年来，巴基斯坦也遭受恐怖主义危害，愿与别国一道对付恐怖主义。此外，我们并未磋商任何事情。这给了我时间去考虑未来会发生什么。第二天我回到伊斯兰堡，正在美国访问的三军情报局局长打电话给我，向我汇报他和美国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的会谈情况。除了鲍威尔跟我打电话说的巴基斯坦必须决定与美国为友或为敌外，阿米蒂奇还在其丝毫没有外交辞令的讲话中说，如果巴基斯坦选择与恐怖分子站在一起，那么巴基斯坦就准备好被炸回石器时代吧。这是令人震惊的公然威胁，但很明显，美国已经决定向恐怖分子反击，猛烈地反击。我平心静气地把我们的选择从军事的角度做了分析，权衡利弊。感情可以用在起居室、媒体评论和电影里，但在这样的决策上绝不能感情用事。每位领导人做决策时都必须清楚地意识到，他的决策将会决定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人的命运以及国家的未来。也正是在此时刻，领导者将面对强大的孤独感。他可以听取任何人的任何建议，但是到头来，做决定的只能是他自己。到那时他会发现必须由他解决关键的问题，而不是简单地说说陈词滥调。我做决断的基础总是百姓的生活和国家的最大利益，巴基斯坦总是放在第一位。我把美国假想成我的对手，如果我们不支持美国，美方将激烈和愤怒地对我们做出反应。于是问题变成：如果我们不加入美国阵营，我们能够与之对立并承受住他们的打击吗？答案是“不”。我们不能的原因有三个：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