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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马心猿都失散，金公木母尽雕零。
而“圣僧”会变为野兽。若找回“真心”，“意马”也就是意识甚为关键，意正心正，野兽则变为“圣僧”，因此，为人一世，不可存妄心。故而小说中云：
法本从心生，还是从心灭。
生灭尽由谁，请君自辨别。
心猿意马需禁咒（3）
再如在第五十六回一伙强人将唐僧吊在树上逼钱，悟空救了师父，打死了几个强人，反而责怪，师徒“有不睦之心，八戒、沙僧亦有嫉妒之意”，不想夜晚住在杨老汉家中，又遇强人来打劫，悟空性起，又打杀些强人，因生“二心”，悟空再次被驱逐。人不可有“二心”，董仲舒《春秋繁露》云：“心止于一中者，谓之忠；持二中者，谓之患。”认为“一心”为忠，“二心”为患。佛门也讲究“一心”，心专于一就不散乱，在《阿弥陀经》、《大方广三戒经》等经中，以一心不乱为成佛诀要。在《华严经》中认为人有二性或二心，即真心和妄心。一切众生本有佛性，即人性中先验地包含着觉悟和自我净化的必然性，也就是本性、真心。但是，人的情况不纯如此，往往还有阴暗一面，即人性中也含有魔性。人性有时为恶所遮掩，但恶不是本质的，故又称作妄心。人绝对不可有“二心”，一有了“二心”便会生出烦恼，便难辨真假，于是真悟空刚刚被逐，假悟空不请自来。接下去第五十八回的情节为“二心搅乱大乾坤，一体难修真寂灭”。人之心本为一，妄加分别为二，其实一即二，二即一，所以观音菩萨不能辨真假，天神、地府也不能识别，观音菩萨念“紧箍儿咒”，真心、妄心皆痛，托塔天王“照妖镜”中出现“两个孙悟空的影子”，而且“金箍、衣服，毫发不差”。这正如佛祖对大众所说的，“汝等俱是一心，且看二心竞斗而来”。佛祖以慧眼知假悟空是六耳猕猴，用金钵盂使之现本象，被悟空“轮起铁棒，劈头一下打死，至今绝此一种”，悟空打杀此猴，才能断了“二心”，离妄归真，复入正轨，不杀之不能断妄。所以小说中有诗云：
灵台无物谓之清，寂寂全无一念生。
猿马牢收休放荡，精神谨慎莫峥嵘。
除六贼，悟三乘，万缘都罢自分明。
色邪永灭超真界，坐享西方极乐城。
经此磨难之后，观音菩萨语重心长地告诫唐僧道：“你今须是收留悟空。一路上魔障未消，必得他保护你，才得到灵山，见佛取经。再休嗔怪。”虚妄之心，不睦之心去掉，唯存一心、真心，师徒四人才能西天取经成正果，换句话也就是说心中清净无尘，猿马牢收，才能悟佛法。所以在小说即将收尾的第九十八回“猿熟马驯方脱壳”情节中，在“凌云渡”乘接引祖佛无底船，中途唐僧脱掉“凡胎”，然后到达“彼岸”。水中脱掉的“死尸”是唐僧“凡胎”，也是一种“涅槃”，一种新生。
综上所述可知，小说以“心猿意马”为纲，从“心性修持大道生”、“五行山下定心猿”、“心猿归正”、“意马收缰”、“玄奘受心经”、“二心搅乱大乾坤”至“猿熟马驯方脱壳”构成全书，说明“猿马牢收”之理。
前后悟空情何别（1）
凡是看过《西游记》的人，最喜欢的是孙悟空，但最引起人们争论、研究的也是他。孙悟空的形象是生动的、深刻的、成功的，但美中不足也有缺欠，甚至认真起来还比较严重，即这一形象前后存在一些矛盾现象。
研究者普遍认为，悟空后来虽不得已皈依佛门，但他大闹天宫的威名仍在，对上天仍很蔑视，他是以另一种英雄的行为出现的，即由前七回中反对神佛的叛逆英雄，变为征服自然、战胜困难、降魔除怪的“斗战胜佛”。因此认为悟空的形象前后并无显著变化。另有极少的研究者认为，悟空在前七回中的形象是英雄，而皈依佛教后的形象是叛徒，是失败者。
从《西游记》结构上看，虽然前后是从不同的情况下歌颂孙悟空的，但不等于这两种形象没有一点矛盾。在前七回中，玉帝是天上昏庸骄横的最高统治者，太上老君是道教首领，如来是佛门领袖，他们都是维护上天威严的凶恶打手，是窒息人性灵的可憎的象征，是作者在某种程度上蔑视和嘲笑的对象。而追求自由、平等，争取个人权力的孙悟空，他大闹天宫的轰轰烈烈英雄壮举，就被他们联合镇压下去，遭到悲剧的命运。很明显作者是把全部的热情倾注在悟空这叛逆英雄身上，歌颂他英勇反抗上天的行动，同情他的失败与不幸，那格调是悲壮的、感伤的。在十三回之后，作者一反常态，又把玉帝写得比较仁惠，把如来、老君、观音等写成正派人物，甚至加以鼓吹。这时的悟空虽不乏叛逆精神，对上天仍有蔑视、不敬，但却歌颂多于嘲笑。因为这时悟空最主要的矛盾冲突是西天路上的妖魔，而神佛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悟空必不可少的强大后援。所以，悟空对他们揶揄讽刺虽间或有之，但比之前期已失去尖锐锋芒，没有咄咄逼人的气势了。他自己就公开表示过：
我为人做了一场好汉，止拜了三个人：西天拜佛祖，南海拜观音，两界山师父救了我，我拜了他四拜。
在感情上跟他们也比较相投了。如在第八十七回“凤仙郡冒天止雨，孙大圣劝善施霖”中，竟将这大闹天宫的英雄写成纯粹的佛教徒，在他虔诚劝善之下，“城里城外大家小户，不论男女人”等，都烧香念佛，“一片善声盈耳”。于是，“这一声善念，果然惊动上天”，顿时“风云际会，甘雨滂沱”。这段情节不仅庸俗无聊，而且不符合悟空独特性格，简直把这叛逆的英雄糟蹋得不成样子了。
为什么悟空前后变化如此之大呢？这正是作者吴承恩思想上矛盾所致。
吴承恩出身于中下层小商人家庭，父亲当年以“木讷迟钝”避祸，人称“痴翁”，是不满现实而又半悲剧式人物。承恩从小受父亲熏陶，后又经历了坎坷的遭遇。他本是一个极有才学的人，但在卖官鬻爵、政治险恶的局势下，这个有正义感的文人，纵有奇才和理想，却屡遭压抑，壮志难申，这使他对社会，对现实生活，不能不怀着一腔怨愤。更何况他又生活在明代君主昏庸（正德、嘉靖），权奸执政（刘瑾、严嵩）的时代，所以他对朝廷极为不满，在《秦玺》中他指出秦虽亡，后世君主仍继亡秦之迹，君权膨胀，摧残民气，暴政不改，并进而把“尊君蔑臣”的明王朝比喻成秦朝暴政。在《申鉴序》中他借汉代“党禁”事，暗示让阉党搞特务统治，必然会给国家带来灾难。他希望自己挥起“斩邪刀”，诛“四凶”，除“五鬼”，但人微言轻，“欲起平之恨无力”（《二郎搜山图歌》），这使他极为感伤。在“进不能匡时，退又不能匿志”（《申鉴序》）的情况下，孙悟空这个在民间广泛流传的故事人物，深深吸引了他，引起他心灵中某种共鸣，他要借这幻想境界中的故事，一吐胸中愤懑，唱出久悒于心头哀怨和理想的歌。所以在第七回“八卦炉中逃大圣，五行山下定心猿”中，他让齐天大圣大胆地说出了类似“革命者”的宣言：
天地生成灵混仙，花果山中一老猿。……因在凡间嫌地窄，立心端要住瑶天。灵霄宝殿非他久，历代人王有分传。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
前后悟空情何别（2）
吴承恩虽不满现状，胸中积蓄着愤火，有改革现状的强烈要求，但他毕竟是生活在十六世纪封建社会的文人，他的思想不可能跳出时代的樊篱，不可能不接受他那个阶层对他的教育和影响，正像被“紧箍儿咒”制住的孙悟空一样，他也在时代思想的“紧箍儿咒”下屈服了。吴承恩生活在多灾多难的年代，耳闻目睹过民众抗击倭寇的斗争，农民起义的悲壮事迹，这些对他均有心灵的触动。不过，吴承恩并没有超出“皇权主义”范畴，他只是反对“坏官吏”，而拥护“好皇帝”。他心目中的理想是实行儒家“王道”，达到“君正臣贤”。所以，他虽在诗文中抨击时弊，表达内心积愤，那多半是因为他大才未得朝廷重视而感慨、悲怨。在《答西玄公启》一文中，对自己“才高八斗，笔挽千钧”而无人赏识感到愤慨。但同时，他又在《明堂赋》之类文章中，一反常态对明王朝大唱赞歌，吹捧昏庸的嘉靖皇帝朱厚熜是“崇功伟烈”圣君。可以说，吴承恩虽然不满现实，有一股刚直之气时时溢出，但“身在江湖，心存魏阙”，在内心深处还潜伏着名与利的冲动，也还希望仕进，能为上层人赏识，一展襟抱，以致有急不择门之失。正因为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在小说第八十八回“禅到玉华施法会，心猿木母授门人”中，通过玉华王来描写所谓“贤君”，所谓“海晏河清，太平之世界”的“王道”样板。由于吴承恩始终处于矛盾的心理状态下，所以他笔下的孙悟空在第十三回之后，虽野性未驯，但“已知悔”了，“情愿修行”。正因为如此，悟空后来虽仍傲视上天，也嘲骂过高等神佛，但从心情上并不敌对，在“紧箍儿咒”的胁迫之下，他“死心塌地”随唐僧往西天取经，再也不敢越雷池一步。而他反而觉得自己的大才得到器重，不惜沥尽心血为之效力。说实在的，当初他反抗上天，在一定程度上也因为玉帝太低估了他的才能，让他当弼马温所致。在他十三回之后的情节，与其说孙悟空的转变，毋宁说是吴承恩思想另一端的展现，他是在用幻丽的彩丝为自己编织“理想国”的图画，在曲折地述说自己的委屈和不平。
孙悟空这一形象之所以在民间流传，逐渐完善，本是广大人民不满现实，追求自身解放的一种理想寄托，吴承恩却把它拿来寄托自己的理想，这不能不产生矛盾。吴承恩虽然久居下层，悒郁满怀，是个半悲剧性人物，能在较大程度上同情广大人民的不幸遭遇，但他的理想与广大人民的理想还是有一定距离的，不过在不满现实，要求改变现状这一点上又有着“某些”相近。因为广大人民要求的是彻底推翻封建统治者，而吴承恩则是在不触动封建根基的大前提下，进行一些枝节上的改良。但又正是因为有要求改革现状上的“某些”相近，有对广大人民在较大程度上的同情，所以他才能在民间传说和元人平话的基础上，创作《西游记》这部巨作，才能成功地塑造孙悟空这叛逆英雄的形象。
尽管吴承恩由于受到历史和生活的局限，使孙悟空这个英雄形象的叛逆性格在后大半故事中受到一定程度的削损，比之于前七回减些生色，但仍不能掩其战斗的光辉，在后七十多回中孙悟空战胜了一道道险阻，降伏了一个个顽敌，展开了一次次惊心动魄、殊死斗争的情景，他表现出来的机智、勇敢、百折不回的战斗精神和胆略，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人民不怕邪恶，敢于战胜邪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