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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当他在搂着恺睡觉的时候，在吃晚饭的时候，在看戏的时候，他父亲正处在九死一生之中。迈克尔因内疚而感到像生了病一样。
恺说，“咱俩马上到医院去看看，怎么样？”
迈克尔摇摇头。“让我先给家里打个电话再说。干这种事的人现在是发疯了。现在老人还活着，他们会不顾一切地蛮干。妈的，谁知道下一步会干出什么事来。”
家里的两个电话都在忙着，过了差不多二十分钟，迈克尔才把电话拨通。他听到了桑儿的声音。
“桑儿，是我，”迈克尔说。
他可以听出桑儿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天哪！小鬼，你把我们急坏了。你现在究竟在哪里？我已经派人到你那个小镇去了，看看你那儿会不会出什么问题。”
“咱老子怎么样？”迈克尔问，“他伤势重吗？”
“伤势相当重，”桑儿说。“他们开了五枪。但是他的命很大。”
桑儿的声音很自豪。“几个医生都说他会活过来的。听着，小鬼，我很忙，不能具体谈。你现在在哪儿？”
“在纽约市内，”迈克尔说，“敢情汤姆没有告诉你说我要回来吗？”
桑儿压低了声音说，“他们把汤姆抓去了，因此我担心你。他妻子就在咱家。汤姆的失踪她还不知道，警察也不知道。我不让他们知道，那些野杂种一定是发疯了，我要你马上到这儿来；嘴要紧，不要乱说，好吗？”好，”迈克尔说，“你知道究竟是谁干的吗？”
“当然知道，”桑儿说，“一旦路加·布拉西前来接受任务，那一伙肯定是一堆死肉。我们的干将多的是。”
“我一小时后就会到，”迈克说。
他挂上了电话。报纸上街已经三个多小时了，一定还有无线电广播，路加不可能不知道这条新闻。迈克尔在反复沉思这个问题。路加·布拉西究竟到哪儿去了？此刻黑根想的也是这个问题。在哪长滩镇的桑儿·考利昂感到百思不得一解的也是这个问题。
那天下午五点差一刻，考利昂老头子刚检查完他的橄榄油公司的办公室主任替他准备的证件、报表。他穿上短上衣，用手指敲着儿子弗烈特的脑袋，要他别再参与晚报的事了。
“叫嘎吐给我把汽车开过来，”他说，”我一会就要回家。”
弗烈特哼了一声，“我给你开车。嘎吐今天早上来电话说他病了。又感冒了。”
考利昂老头子在想着什么。他说：
“这是这一个月第三次了。我看，另找一个身强力壮的人来也许要好一些。通知汤姆。”
弗烈特提出了不同意见。
“嘎吐这小伙子倒还老实。他说他生病了，那就是真病了。我倒乐意去给你准备车子。”
说罢，他离开了办公室。考利昂老头子从窗口看到了他儿子跨过九马路，向停车场走去。他想给黑根办公室打电话，但没有人接。他又给家中打电话，还是没有人接。他心情很烦躁，不时向外张望。他看到他的汽车已经停在办公室前靠近人行道的地方。弗烈特靠着汽车的挡泥板站着，双臂叉在胸前，望着为圣诞节购买东西的人群。考利昂老头子上身穿的是短外衣；办公室主任给他穿上大衣，老头子向他哼了一下，表示感谢，走出门，下了两道楼梯。
外面街道上，初冬的天空已经暗下来了。弗烈特懒洋洋地靠着重型“布依克”牌汽车的挡泥板，看到父亲走出大楼，就转到司机座位那边，上了车。考利昂老头子刚要上车的时候，却犹豫起来，又回头向拐弯处一长排露天水果摊走去。这是他最近的习惯：喜爱那种早于或晚于旺季的大水果，喜爱那些绿色箱子里亮晶晶、黄橙橙的大桃和橘柑。摆水果摊的小老板一看到他，马上起来给他挑选。考利昂老头子自己没有动手，只是用手指点。卖水果的人看他指哪个就给他拣出哪个。只有一次卖水果的人说他指错了，把他指的那个水果拿起，翻过来给他看，下面已经坏了。考利昂老头子用左手提起装着水果的纸袋，并付给了一张五美元的支票。当他接过补我的零钱回头向汽车走去时，有两个人从拐弯那边走了过来。考利昂老头子马上意识到要出事。
那两个人披的是黑大衣，戴的是黑帽子，帽檐拉得很低。他们没有料到考利昂老头子的反应那么机敏。他扔掉水果袋，像箭一样奔向停着的汽车。同时他大声疾呼。
“弗烈杜！弗烈杜！”
就在这个时候，那两个人抽出枪，向他开火了。
第一颗子弹打中了考利昂老头子的背。他感到像是给铁锤猛击了一下，但他还是挣扎着向汽车走去。接着有两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屁股，把他打翻了，他倒在大街中央。那两个枪手紧跟着追了过来，但走得很小心，深怕踩上滚来滚去的水果。他们要彻底结果他。就在此刻，弗烈德里克·考利昂跳下汽车，赫然出现在现场。枪手向老头子又慌忙开了两枪，一枪打中他的胳膊，另一枪打中了他右腿的小腿。虽然这些伤都不在致命处，但流血很多，他身旁积成了一个个小血泊。不过，这时老头子早已失去了知觉。
弗烈特先是听到父亲的呼喊，叫他的小名，紧接着就听到了两声刺耳的枪响。他跳下车时，还没有反应过来，甚至连枪都没有抽出来。那两个刺客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他撂倒，但是刺客也着慌了。他们一来认为他是带着枪的，二来觉得耽搁的时间也太久了，就转过拐弯溜走了，留下弗烈特一个人在大街上守着还在流血的父亲。大马路上的人群都闪开了，躲进两边门廊或庭园里，还有的三五成群地挤作一团。
弗烈特还是没有拔出自己的枪。他呆若木鸡，低头凝视看父亲的身体：脸朝下躺在柏油马路上，此刻在他看来，是躺在发黑的血潮。弗烈特由精神休克发展为肉体休克了。人们探头探脑地又出来了；有个人看到要倒的弗烈特，就扶着他走过来，让他坐在人行道镶边石上。考利昂老头子周围聚集了一群人，当第一辆响着警报器的警车开过来的时候，这一圈人才散开。紧跟着警车后面的是《每日新闻》报的无线电广播车；车子还没有停稳，摄影记者就跳下来，“喀嚓喀嚓”地给还在流血的考利昂老头子拍摄快照。摄影记者便把注意力转到了弗烈特·考利昂身上。他在众目睽睽之下竟然哭了起来；他那倔强的丘比特型的脸上，高大的鼻子上，厚厚的嘴唇上，到处都沾满了鼻涕、眼泪，那副尊容真是个令人发笑的喜剧人物。侦探在人群中窜来窜去；随后又赶来了几辆警车。有一个侦探跪在弗烈特身旁，问这问那，但弗烈特受的震惊大大了，什么也回答不上来。侦探把手伸进弗烈特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了个皮夹子。他把里面的身份证一看，就给他的同伴吹了个口哨。几秒钟后，弗烈特就被一群便衣人员围住，把看热闹的人隔开了。第一个侦探发现了弗烈特挎在肩上的套子里的枪，就收了起来。然后，他们把弗烈特抬起来，扔进一辆没有任何标记的汽车里。这辆车子开走了，《每日新闻》报的无线电广播车也跟在后面开走了。摄影记者还给现场的每个人和每件东西拍摄快照。
桑儿*考利昂在父亲被刺后的半小时以内，连续接到了五个电话。第一个电话是侦探约翰·斐力普斯打来的，他是考利昂家族受雇人员名单上的人，他乘的就是赶到现场的头一辆车。他在电话上对桑儿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能听出我的声音吗？”
“能。”
桑儿回答说。
他刚醒来，是他老婆喊他来接电话的。
斐力普斯说话干脆，没有任何寒暄：
“你父亲遇刺了，地点是他办公楼的大门外，是十五分钟前干的。他还活着，伤很重。他们把他送到法国医院去了。你二弟弗烈特被带到切尔寺警察管区去了，等他被释放之后，你最好给他找个医生看看。我马上就要到医院去，如果你老子还能说话，我就要问他一些情况。有情况，我随时向你报告。”
桑儿的妻子桑德拉看着他的丈夫由于激动，满脸涨得通红。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直发愣。她压低声音说：
“什么事？”
他不耐烦地一挥手，要她住嘴，同时把身子一转，背对着她，对着电话筒说：
“你有把握他还活着吗？”
“有，我有把握，”那个侦探说，“流了很多血，但也许他实际上并不像看上去那么严重。”
“谢谢！”桑儿说，“明天早上八点回家来。你应得一千美元。”桑儿放下电话筒，强迫自己坐下来。他明白他最大的弱点就是爱动肝火，而这次若不冷静，后果不堪设想。首先，得把汤姆·黑根找到。他正要拿电话筒的时候，电话铃又响了，是赌场负责人打来的，说老头子已经给打死了。桑儿问了几个问题，知道这个人并没有挨近被害者，认为他的情报不准确而没有理会。斐力普斯的是内部消息，比较准确。紧接着电话铃又响了。这次是《每日新闻》报记者打来的。他一说明身份，桑儿·考利昂就把电话挂断了。
桑儿又拨黑根家里的电话，问黑根的老婆：“汤姆回家了吗？”她回答说：“还没有。”她接着又说，离他该回家的时间还有二十分钟。她正等着他回家吃晚饭。
“他一回家，就叫他打电话给我，”桑儿说。
他拼命想象当时的情景。他断定，这是索洛佐发动的进攻。但是如果背后没有更强有力的人物在撑腰，索洛佐绝对不敢于掉老头子这样的人。电话铃第四次响了，打断了他的思路。电话里传来的声音非常柔和，非常文雅。
“你是桑迪诺·考利昂吗？”
“是。”
“我把汤姆*黑根扣留起来了，”那个声音说。“大约三小时之后，他就会带着我们的建议给放出来。在你听到他的报告之前，切莫鲁莽行动。不然，你只能引起许多麻烦，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眼下大家都得头脑清醒才行。你那个暴性子是出名的，这次切莫发火。”
说话的声音微微带有捉弄的口吻。究竟是谁的声音，桑儿拿不稳，但听上去有点像索洛佐。于是，他装得有气无力、无可奈何他说；
“那我就等等吧！”
他听到对方：“喀嚓”一声挂断了电话。他顺手把这次电话的确切时间记到桌布上。
他愁眉苦脸地坐在餐桌旁。妻子问道：
“桑儿，怎么回事？”
“咱老子被人家用枪打了。”当他看到她的脸上现出了惊恐的神色时，他粗声粗气他说：
“别难过，他并没有死，今后也不会出别的什么问题。”
关于黑根的下落，他没有给他说。这时电话铃又响起来了。
这是克莱门扎打来的，这个大胖子在电话里呼哧呼哧地像猪一样直喘气。
“听说你父亲的事了吗？”
“听说了，”桑儿说，“但他并没有死。”
双方停了好久才又说话。克莱门扎的声音充满了激情。
“感谢上帝，感谢上帝。”然而又忧虑他说，“你有把握吗？我听说他已经死在大街上。”
“他还活着，”桑儿说。
他在听着，聚精会神地注意着克莱门扎声音里细小的变化。感情是真挚的，但这却是他善于当演员的一贯的绝招。
“你必须接受挑战，桑儿啊，”克莱门扎说，“你要我干什么？快吩咐吧。”
“到我爸爸家里来，”桑儿说，“把鲍里·嘎吐带出来。”
“就这些吗？”克莱门扎问，“要不要我派些人到医院去？”
“不要，我只要你同鲍里·嘎吐来就行了，”桑儿说。
双方又沉默了好久，克莱门扎渐渐领会到话中之话了。桑儿为了显得自然一些，故意问道：“鲍里究竟上哪去了？他究竟在干什么？”
电话里不再喘粗气了，克莱门扎警惕起来。“鲍里有病，他感冒了，所以一直待在家里。入冬以来他老是生病。”
桑儿也立即警觉起来。“近两个月来他有几次生病在家？”
“约莫三、四次，”，克莱门扎说。“我曾问过弗烈特，是否另找一个小伙子，但他不同意，说没有理由剔掉他，十年来一直平平稳稳，这也是你知道的。”
“知道，”桑儿说，“你来的时候，一定要把鲍里带上。我不管他病得怎么样。你明白吗？”说罢，不等对方回答，他就“啪”一下扔下电话筒。
妻子在小声地哭泣。他瞪了她一眼，粗声粗气他说：
“我们的人不管谁打电话来，告诉他用爸爸的特设电话找我；外人的电话，一律回答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