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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利昂老头子接待每一个人——富人和穷人，有权有势的人和默默无闻的人——都一视同仁，都表现出同样的热情，他不怠慢任何人。这就是他的脾气。客人们七嘴八舌他说他穿着晚礼服看上去是如何如何有风度，一个没有经验的人看了，很可能就把老头子本人当作幸运的新郎。
他三个儿子中有两个陪着他在门口站着。老大，受洗礼时取名叫桑迪诺，但除了他父亲之外，大家都叫他桑儿。年长一点的意大利侨民见了他，总是不以为然地斜着眼；年轻一点的人见了他，总是表示钦佩。桑儿·考利昂，作为意大利裔第一代美国人来说，个儿算是很高的，差不多有六英尺高，加上他那一头浓密的卷发，看上去甚至还要高一些。他的脸是一张绘制粗糙的丘比特型的脸：容貌端正，但上下嘴唇都是弓形，厚敦敦的，左右之间微凹的下巴显得怪里怪气的，样子有点狎邪。他体格强壮得像头公牛：人所共知，他得天独厚，身体好极了，他那个注定该受折磨的妻子一提起入洞房就害怕，就像当年异教徒怕上拉肢刑架一样。人们在窃窃私语，说他原来年纪轻轻的就逛妓院，即使是变得最麻木的、什么也不怕的老妓女，也会望而生畏，要求付给双倍的价钱。
就在这次婚礼宴会上，有几个臀部宽大，嘴也宽大的年轻的娘儿们，都满怀信心地冷静地打量桑儿·考利昂。但是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她们只不过白费心机而已。桑儿·考利昂不顾自己的老婆和三个小孩在场，已经在对他妹妹的伴娘璐西·曼琪妮打主意了。这个年轻姑娘也完全心领神会，坐在花园里的餐桌旁，穿的是粉红色的长礼服，油光油光的黑发上戴着花冠。早在上个星期彩排的时候，她就向桑儿调情，在祭坛上捏他的手。一个姑娘只能做到这一步啊。
他对自己永远也不会成为像他父亲那样的伟人这一点根本不在乎。桑儿·考利昂有的是力量，有的是勇气。然而，他却没有他父亲那种谦虚谨慎的作风；他的脾气急躁、鲁莽，导致他作出了一个又一个错误的判断。对他父亲的事业来说，他是一位得力助手，但仍然有很多人不大相信他会成为继承人。
二儿子弗烈德里克，通常人们都叫他弗烈特，或弗烈杜，是个乖孩子，每个意大利人都求神拜佛，希望自己也能生一个这样的乖孩子，本分、忠诚，在他父亲跟前呼之即来、挥之即去，三十岁的人了还同父母住在一起。他个儿很矮，长得很结实，样子不漂亮，但也长着这家人同类型的丘比特的脑袋，上面覆着一头卷发，圆圆的脸庞，厚厚的、弓形的嘴唇。他性格倔强，现在仍然是他父亲的左右手，从来没有跟女人搞些见不得人的事，不让外人说闲话，不给他父亲难堪。尽管有这些优点，他却缺少那种作为领袖的人必不可少的魅力和感人的活力，因此他也没有继承父业的希望。
三儿子迈克尔·考利昂没有陪他父亲和两个哥哥站在一起，而是坐在花园里最僻静的角落的一张桌子旁边。即使他坐在那儿，想躲也还是躲不开，家里的亲戚朋友还是要献殷勤地恭维恭维他。
迈克尔·考利昂是老头子的么儿，是唯一拒不接受那位伟人教诲的孩子。他的脸型不同，不是他兄弟姐妹那样类型的浓眉大眼的丘比特式的脸，他那乌黑发亮的头发是平直的而不是卷曲的。他的皮肤像橄榄那样的淡褐色，若是一个姑娘有这样的皮肤，那简直可以说很漂亮。他娇嫩中显得清秀。老头子还真的一度担心他的么儿是否具有男性特征。等到迈克尔·考利昂长到十七岁，这种担心才烟消云散了。
现在，这个么儿坐在花园的角落，表明他甘愿同父亲与兄妹疏远，在他身旁坐着一个美国姑娘，这个姑娘大家早就听说过，但今天才第一次看到。当然，他以恰如其分的、彬彬有礼的风度，把她介绍给参加婚礼的每一个人，包括他家里的人。她给大家的印象也并不怎么样。她显得大瘦，大白皙；她的脸，以一个女人来说，显得过分狡诈、精明；她的举止，对一个处女来说，显得过分随便；她的名字，在他们听来，也显得洋里洋气；她名叫恺·亚当姆斯。如果她告诉他们说她的祖先是二百年前定居在美国，她的名字是个普普通通的名字，那他们就会耸耸肩。
每一个客人都看得出来，老头子对这个老三并不怎么放在心上。迈克尔在战前一度是他的宠儿，是明显地内定了的继承人，等到适当的时机就让他来主持家事。他具有他那个伟大的父亲所特有的于沉静中显示出来的力量和智慧，生来就有一种办起事来使人不得不折服的本领。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他志愿加入了海军陆战队。他是违抗了他父亲的命令去参军的。
考利昂老头子对于压在他头上的政权颇有反感，因而不希望也不打算让自己的么儿子去为这个政权效劳、送死。医生早就贿赂好了，通过后门也私下作了种种安排。为了采取适当措施预防出继漏，也花了很多钱，但是迈克尔已经是二十一岁的人了，要扭转他的任性也是无能为力的。他参军了，在太平洋打仗。他还当上了上尉，得了些奖章。1944年，他的照片登在《生活》杂志上，旁边还附了一段叙述他的战功的说明。有个朋友曾经把那份杂志拿给考利昂老头子看（他家里的人是不敢这样做的），老头子蔑视地哼了一声，说：
“他创造奇迹是在为旁人卖命。”
1945年初，当迈克尔·考利昂因负重伤而从前线退下来疗养的时候，他压根儿不知道那就是他父亲早作了安排才使他退役的。他在家只待了几个星期，然后，不同任何人商量就进了新罕布什尔州汉诺威镇的达特茅斯学院，这样他离开了父亲的家门。这次他回家，一来是为了参加妹妹的婚礼，二来是为了让家里人看看他未来的妻子，一个面容憔悴的微不足道的美国姑娘。
迈克尔·考利昂正在把参加婚礼的几个服装特别娇艳的客人的小趣闻讲给恺·亚当姆斯听，用这个办法逗她开心。而她呢，感到这里的人都洋里洋气而流露出来的惊奇神态也把他逗得开心了。还有，她对任何显得稀奇古怪的现象所流露出来的那种浓厚的兴趣，也同样把他逗得入迷了。紧接着，她的注意力就给一小群聚集在装着酒的大木桶周围的人吸引住了。原来这些人就是亚美利哥·勃纳瑟拉，烤面包师傅纳佐林，安多尼·寇普拉，路加·布拉西。她，凭着那敏锐的眼力，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四个人看上去是忧心忡忡的。迈克尔会意地笑了。
“对，他们有心事，”他说。“他们都在等着私下见我爸爸。他们有事要求他。”
真的，也很容易看出来，这四个人老是用目光跟随着老头子。
考利昂老头子站在那儿招呼客人的时候，来了辆黑色小鼷鹿牌轿车停在林荫道旁边。前排坐着的两个人从茄克衣袋里掏出记录本，毫不掩饰地公然把停在林荫道附近的汽车的牌照号码一一抄下来。桑儿回过头对他父亲说：
“那几个小子肯定是警察。”
考利昂老头子耸了耸肩：“这一条街并不是我私人的。他们要干什么，随他们的便。”
桑儿那浓眉大眼的丘比特型的脸庞一下给气得绯红：“那些下贱胚子狗杂种，起码的礼貌也不懂。”
他从门口走下台阶，越过林荫道，向着黑轿车停的地方走过去。他把自己愤怒的脸挨近司机的脸；司机呢，一点也不退缩，喀一下子打开皮夹子，把绿色身份证亮给他看。桑儿一声没吭，退了回来。他啐了一口唾沫，唾沫溅到了轿车的后门上，然后扬长而去。他希望司机跳下轿车来追他，但司机毫无动静。他一到台阶跟前，就对自己的父亲说：
“那些小子是联邦调查局的。他们把所有的牌照号码都记下来了。那些臭狗崽！”
考利昂老头子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他最亲密、最知己的朋友早就得到通知：来参加婚礼时别坐自己的汽车。虽然他不赞成自己的儿子把愤怒愚蠢地表露了出来，但是动动肝火也有它的好处。它会使那几个不速之客确信：他们的突然到来，对方是没有料到的，没有防备的，因此，考利昂老头子本人并不生气，他早就学乖了。他懂得：社会上常常会有突如其来的侮辱，那是必须忍受的。在这个世界上，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最微不足道的人，如果他时刻留意的话，总会有机会向那些最不可一世的人报仇雪恨。明白了这个道理，也就心平气和了。正是因为明白这个道理，老头子才从来不丧失那种他所有的朋友都叹服的谦虚谨慎的作风。
管它三七二十一，现在屋后的花园里，四人乐队开始吹打起来了。所有的客人都到齐了。考利昂老头子不再把那几个不速之客放在心上，领着两个儿子去参加婚礼宴会了。
巨大的花园里有上千名客人，有些在布满鲜花的木台子上跳舞，有些坐在长长的餐桌旁边，餐桌上高高地堆放着香喷喷的饭菜和装着家里酿的红葡萄酒的加仑酒壶。新娘康妮·考利昂穿得光彩夺目，同新郎、伴娘、女傧相以及招待员一道坐在一张特别加高了的餐桌旁。这种洋溢着乡土气味的安排是古老的意大利遗风。虽然新娘康妮并不喜欢这一套，但因为她在选择丈夫方面已经惹她父亲生气了，所以她只好将就着同意来一个“珍珠鸡”式的婚礼。
新郎卡罗·瑞泽是个混血儿，父亲是西西里人，母亲是意大利北方人。由于接受遗传的原因，他生下来就是淡黄色的头发，蓝蓝的眼睛。他父母都住在内华达州，因为在法律方面出了一点问题他就离开了内华达州。在纽约，他认识了桑儿·考利昂，因而也就认识了他妹妹。当然，考利昂老头子派了几个可靠的朋友到内华达州去了解情况，他们回来汇报说，卡罗跟警方的纠葛是年轻人一时不慎玩枪引起的，不算严重，可以很容易地从档案中一笔勾销，可以让年轻人保持历史清白。他们还带回来了内华达州流行的法律方面投机倒把的详细情况，对这些情况老头子是大有兴趣的，而且一直在认真考虑。老头子的伟大，其中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他从每一件事情里都捞到了好处。
康妮·考利昂是个不十分漂亮的姑娘，身体瘦削，脾气有点神经质，可能将来也会变成骂街的泼妇，但是今天她穿上了雪白的新娘礼服，加上她那热情勃发的处女神态，样子变了，显得容光焕发，简直可以说很美丽。在木桌下面，她的手搭在新郎的肌肉发达的大腿上。她那丘比特型的嘴一撅，像是要给他送一个飞吻。
她把他想象成了美得不可思议的人。卡罗·瑞泽年轻的时候就在荒凉的旷野劳动——干的是重体力劳动。因此，前臂又大又粗，他的双肩把晚礼服撑得鼓胀鼓胀的。他沉浸在他新娘的敬慕的目光里，他给她斟满了一杯葡萄酒，对她煞费苦心地百般殷勤，好像他俩都是舞台上的演员一样。他的眼睛老是闪呀闪地盯着新娘右肩上挎着的巨大丝绒包，钱包现在给塞得满满的，里面究竟塞了多少钱？一万？两万？卡罗·瑞泽笑了，这才只是开始啊，通过结婚他总算高攀到高贵人家了。
在客人中有个衣冠楚楚的小青年，脑袋像白鼬的脑袋，油光油光，也在端详那个丝绒钱袋。鲍里·嘎吐纯粹出于习惯，心里在盘算着他怎样才能倏地一下把那个胀鼓鼓的钱包抢到手。这个念头也使他感到好笑。但是，他心里明白这只不过是痴心妄想而已，就像小孩子梦想着用汽枪打坦克一样。他瞅着他的上司彼得·克莱门扎。这个胖胖的中年人正在木板舞场上同年轻姑娘们跳着粗俗而活泼的塔兰图拉舞。克莱门扎，个子高极了，块头也大极了，跳得那样熟练、纵情，他那硬邦邦的大肚子放肆地碰着年轻而矮小的女人的胸脯，惹得所有的客人都向他喝起彩来。年长一些的女人牢牢地抓着他的胳膊，想在下一轮当他的舞伴。年轻一些的男子虔恭地让开舞场，在一旁按着曼陀林琴的狂弹乱奏的节拍一个劲儿地拍手。最后当克莱门扎累得瘫倒在椅子上的时候，鲍里·嘎吐给他递过来一杯冰冻红葡萄酒，还掏出他自己的手绢擦擦他上司的朱庇特型的汗流不止的额头。克莱门扎大口大口地喝着葡萄酒的时候，不时地像鲸鱼一样噗噗地在吹气。他对鲍里连一声谢也不说，就直截了当他说：
“当个舞蹈裁判，怕什么，好好负起责任来，到附近去串一串，看有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