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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们，”他说，“我当时拒绝并不是出于恶意。你们大家都很了解我，我什么时候拒绝过向咱们这一行人提供方便？见死不救是违背我的天性的。但是，那次我却不得不拒绝。为什么呢？因为我认为毒品这种生意在几年内会把咱们大家都毁掉。在这个国家里。对毒品贩卖的反应太强烈了。毒品同威士忌、赌博，甚至女人是不一样的。威士忌、赌博，甚至女人是大多数人所需要的，只是教会和政府的头面人物要禁止而已。而毒品，谁牵涉进去，谁就要遭殃。毒品还可能危及其他一切生意。说实在的，大家认为我有很大的魔力，能左右法官和司法官，我对此感到很荣幸，我也巴不得这是真的。后门嘛，我确实是有一些，但是，如果涉及到毒品问题，那么平时对我的意见很尊重的人就很可能翻脸，不再尊重我的意见。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也怕牵连；对这个问题他们也有强烈的反感。而且，即使在赌博和其他方面愿意帮助我们的警察，在毒品问题上也会拒绝帮助我们。因此。要求我在这些问题上帮忙，也就等于要求我危害自己。但是，如果诸位觉得力了解决其他问题，这样干也是适当的，那么即使危害我自己，我也愿意干。”
当考利昂老头子讲完之后，屋子里的气氛大大地轻松活跃起来。更多的人在叽叽咕咕，同左右的人交谈。他作出了重大让步，表示愿意对任何有组织的毒品买卖提供保护。实际上，他等于完全同意索洛佐原来的建议；那个建议当初若受到像聚集在这里的全国小组的认可，他早就会同意。大家心照不宣的默契是他绝不参加经营活动，也不拿自己的钱投资。他仅仅利用一下自己在司法部门的后门和保护作用。但是，这已经是骇人听闻的让步了。
洛杉矶帮的老头子弗朗哥·法尔孔接着发言，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没有任何办法能够禁止咱们经营这种生意。这种生意利太大了，无法抵制，因此，如果咱们不闯进去，危险性就更大。如果咱们主动控制这种生意，至少可以把它隐蔽得好一些，组织得好一些，还可以保证少出些乱子。经营这种生意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坏处，问题是要有控制，要有保护，要有组织。咱们可不能允许各人自行其事，像一群无政府主义者一样，各人高兴怎么办就怎么办。”
底特律帮的老头子，比在座的任何人对考利昂都要友好一些。如今也反驳起他的朋友来了。
“我并不醉心于毒品生意，”他说，“几年来，我一直在给我的人附加工资，以免他们做那种生意捞外快，但是我的办法不灵，不起作用。有人找到他们，说：“我能搞到白面儿，如果你能拿出三四千美元来投资，咱们就可以赚五万美元来平分。”谁能不接受这样高的利润？他们忙于他们的小副业，忽略了我给他们的工作，原因是毒品生意利更大。利润一直在上升，越来越大。涨势是无法制止的，因此咱们必须设法控制这种生意，把它搞得像个样子。我反对在学校附近搞这种生意；我反对把毒品卖给小孩子，不看对象地乱卖是不光彩的。在我那个城市里，我想把贩卖活动局限在黑人中间，有色人中间。因为他们是最好的顾客，最好对付的顾客。他们究竟是动物嘛：他们不尊重他们的妻子儿女，也下尊重他们自己，让他们吸毒，失去灵魂吧。但是，一定要采取措施，切切不可放任自流，到头来给咱们大家造成麻烦。
底特律帮的老头子的这一席后，引起了一片叽叽喳喳的表示赞同的声音。他击中了问题的要害。你就是给人家送钱，同时要人家不做毒品买卖，也办不到。至于他提到小孩，那是他有口皆碑的善良感情和慈悲心肠的表白。活又说回来，准会把毒品卖给小孩子？小孩子从哪儿搞钱来买毒品？至于他还提到有色人种，这是连听也没有听到过的言论。黑人被认为是绝对不在话下的入，他们没有任何力量，他们甘愿让社会碾成粉未，这就证明他们是不在话下的人。在讲话中随便提到他们，证明底特律帮的这位老头子思想不集中，讲话老是离题万里。
所有的老头子都发了言，他们都哀叹贩卖毒品是会引起麻烦的坏事，但却都一致认为无法限制毒品买卖。原因就是做这种生意可赚到的钱大多了，所以势必有人才冒任何风险也要尝试一下。这，就是入性。
最后终于达成了协议：毒品贩卖是可以允许的；考利昂老头子必须给东部毒品贩卖活动提供某种法律保护。同时，不言而喻，巴茨尼和塔塔格里亚这两大家族，将负责大规模贩运工作。这个拦路虎似的问题解决了之后，会议才能够进一步研究处理其他问题，还有许多复杂的问题有待解决。大家同意：韦加斯和迈阿密这两个城市定为开放城市，在这两个开放城市里，任何一个黑帮家族都可以开展活动，他们一致认为这两个城市是大有可为的城市。此外，大家还同意：在这两个城市里，绝不允许暴力行动，形形色色的小刑事犯一定要加以制止。大家同意：凡重大问题、凡必要的但可能引起群众强烈抗议的处决，执行时必须经过这个协商会的批准。大家同意：武工队员和其他士兵必须加以约束，不许他们因个人区区小事而互相采取暴力犯罪和报复。大家同意：各家族在受到要求时应互相帮助，例如提供刽子手，或向贿赂陪审员提供技术协助等，这种讨论，不拘形式，像随便聊天一样，不慌不忙，很费时间。中间还休会，让大家到小吃部吃点中餐，喝点酒。
最后，巴茨尼老头子想要会议早点结束。
“全部问题也就是这些了，”他说，“总算有了和平啦，让我向考利昂老头子表示敬意，咱们大家多年来都知道他是一个言必行、行必果的人。如果还有什么分歧的话，可以再开会嘛，咱们不必重蹈覆辙，又去做蠢事。就我这方面来说，道路是新开辟的。我很高兴，这个问题总算彻底解决了。”
只有斐力普·塔塔格里亚仍然有点担心。要是战争重新爆发，由于桑迪诺·考利昂遭到谋杀，他就会首当其冲，是一个受攻击的目标。到未了，他才作了第一次发言。
“这所有的决定，我都表示同意。我愿意忘记掉我自己的不幸。但是，我愿意听到考利昂的一些严格保证。他还打算搞任何个人报复吗？随着时间推移，他的势力也许会发展得更加强大，咱们已经发誓要建立友谊，到时候他是否会忘记掉呢？我怎么知道他在三四年之后仍然不至于感到他原来是受骗了，这个协议是违背他的意志而强加于他的，因而破坏协议？咱们还得时刻互相防备吗？换句话说，咱们能不能以和平的心情去过和平的日子？我现在就提出我的保证，但是考利昂也愿意像我一样提出他自己的保证吗？”
就在这个时候，考利昂老头子发表重要演说，这篇演说将会长期被人们记着。这篇演说确立了他在他们中间的最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的地位，这篇演说句句充满人之常情，字字发自肺腑，字字切中间题要害。在这篇演说里，他创造了一种说法，这个说法像丘吉尔的“铁幕”一同一样，也变得家喻户晓了，不过考利昂的说法过了十年之后，外面的群众才知道。
他站了起来向协调会议致同。他个儿很矮，由于“生病”也显得瘦削，也许年逾花甲使他自然有点显老了。但是，他完全恢复了健康，同时机敏的思维能力也不减当年，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要是没有理智，那咱们就成了什么样的人哪？要是真的没有理智，那咱们也就无异于丛林里的野兽了。但是，咱们有理智，可以互相以理服人，各人也可以以理说服自己。我为了什么目的还要挑起这一切争端哪？就为了暴力和混战吗？我儿子死了，这是不幸，我也只好忍受，我可不能让我周围无辜的世界也同我一样要遭受不幸。因此，我说，我用人格担保，我绝不报复，对过去发生的种种事件，我也绝不追查其中的来龙去脉。我将胸怀坦荡地离开这里。
“我想要说的是，咱们必须时刻注意自己的真正利益所在，咱们这些人都是不愿意当傻瓜的，都不愿意当那种让人牵着线蹦蹦跳跳的木偶。咱们来到这个国家算是走运了。咱们儿女中的大多数已经过上下比较好的生活，你们当中有些人的儿子当了教授、科学家、音乐家，你们算是走运了。也许你们的孙子会成为新的一代风云人物。咱们在座的诸位没有一个愿意看到自己的子女步自己的后尘，过艰险的生活。咱们的子女可以像普通人一样过日子，安安稳稳地生活，这是靠咱们的勇气赢来的。我如今已有孙子了，我希望他们的子女有朝一日——这，谁知道——可以当上州长、总统。在美国，没有什么是办不到的。但是，咱们也必须赶上时代的潮流。动不动就用枪、动不动就杀、大规模屠杀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咱们也必须像商人那样圆滑：当商人更有大钱可捞，当商人对咱们的子女，对咱们的子孙来说要更好一些。
“至于咱们的行为，并不对那些权贵势力、政坛上的风云人物负责。这些人擅自决定咱们的生命；这些人对外宣战，希望咱们上前线去保卫他们所占有的东西。谁说咱们应该服从他们所制定的有利于他们而有善于咱们的那一套法律？当咱们照顾自己的利益时，他们横加干涉。他们算老几？真是狗抓耗子——多管闲事。”
接着，考利昂老头子又说：“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我们之所以要管理自己的世界，就是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世界，我们自己的事。所以说，咱们必须紧密团结起来，共同抵制外来干涉，不然的话，人家就会把牛鼻子圈套在咱们的鼻子上，就像人家已经把牛鼻子圈套在这个国家好几百万那不勒斯人和其他意大利人的鼻子上那样。
“因为这个理由，为了共同的利益，我放弃为我死去的儿子报仇的权利。我现在宣誓：只要我负责指挥我的家族的行动，除非有正当理由，除非受到了不堪忍受的挑衅，在我这方面就不会有一根指头举起来反对在座的任何人。为了共同的利益，我甘愿牺牲我自己的商业利益。这就是我的誓言，这就是我的人格保证。在座的诸位中有些人是知道的，我从来没有违背过自己的誓言或人格保证。
“但是，我也有一个目的。我的幺儿子原来不得不逃跑，原因是他被指控谋杀了索洛佐，谋杀了一个上尉警官。我必须作一些安排，把那些诬告统统澄清，好让他能安全回家。这是我个人的私事。我自己打算作些必要的安排。也许我还必须找到真正的罪犯，或者设法让当局相信他是无罪的。也许见证人和提供情况的人会宣布撤回他们的谎言，但是，我再说一遍，这是我个人的私事。我相信，我能够设法让我的儿子回家。
“但是，让我再补充一点，我是一个疑心很重的人，这是一个可笑的毛病，我必须在这儿交代清楚。因此，如果有什么不幸发生在我的夕儿身上，如果有哪个警官偶然开枪打死了他，如果他被抓进牢房后寻了自尽，如果另有新的见证人出庭证明他是罪犯，那么我的疑心就会使我党得，那就是在座的某些人仍然对我怀着恶意造成的结果。如果我儿子遭雷击了，那么我也会把责任推到某些人身上。如果他坐的飞机坠毁到海里去了，如果他搭的轮船沉没于波涛汹涌的大洋里，如果他染上了致命的热病，如果他坐的汽车给火车撞了，那么我也会责怪在座的人心怀恶意。我的疑心就是这个样子。先生们，这样的恶意所造成的不幸，我是绝对不能宽容的。但是，除此而外，让我发誓，我绝不会破坏咱们所建立的和平。同那些政坛上的风云人物比较起来，咱们这些人到底是比他们好还是不比他们好？
说到这里，考利昂者头子离开了位子，绕过桌子向着斐力普·塔塔格里亚老头子所坐的地方走去。塔塔格里亚站起来欢迎他，于是两个人拥抱起来了，互相吻着脸蛋儿。屋子里的其他老头子看到此情此景，都唱起来了，站起来一齐握手，恭贺考利昂老头子和塔培格里亚老头子言归干好，建立了新的友谊。这也许还不能算是世界上最热情的友谊，他俩还不至于在圣诞节互相送礼祝贺，但他俩也不至于互相谋杀了。在这个世界里，这样的友谊也就够了，最需要的也就是这一点。
考利昂老头子因为二儿子弗烈特是在西部莫里纳瑞家族的保护之下，所以在散会之后就同旧金山帮的老头子留下来攀谈了一会儿，向他表示谢意。从莫里纳瑞所讲的话里，考利昂老头子有充分理由认为，弗烈特在那儿适得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