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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这种信任。当时，他对我说：“你已经做到了人们力所能及的一切事情。”
［十三年之后，由于公布了一则麦克阿瑟将军于一九五四年一月会见普利策
奖金获得者吉姆·；卢卡斯的报道，出现了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据卢卡斯
先生说，在这次会见中（会见记录一直到麦克阿瑟将军去世之后才得以公开），麦
克阿瑟将军把我列在其待选的野战指挥官名单末尾。考虑到麦克阿瑟将军在朝鲜
对我谈过的全部情况，以及他后来在华盛顿对参议员哈里·；凯恩的谈话（内
容如下），这则报道使我迷惑不解，我无法对此作出满意的解答。
参议员凯恩：“在我看来，应该提一提陆军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对李奇微将军极其敬重的态度。在答复我最近的一次询问时，麦克阿瑟将军说：
‘在那位非凡的军人沃克将军死后，是我提议并挑选李奇微将军担任第8集团军司
令的。我认识李奇微将军已有三十年之久。我认为，在远东地区大概找不出比李
奇微将军更为合适的人选取了。我对他极其敬佩不仅因为他是一个优秀的军人，
而且还因为他是位很有修养的人和我所认识的最杰出的人物之一。我不知道还有
什么人他们间相互的合作、虔敬和忠诚能超过李奇微将军与我之间的这种关系。’”
（摘自《国会记录》——美利坚合众国——第82届国会第一次会议的程序与辩论。
第97卷，华盛顿，1951年5月10日，星期四——第85号）对于麦克阿瑟回答参议员
凯恩时所说的上面的最后一句话，我深表赞同。——作者］我是与弗兰克，佩斯
一道乘其“星座号”飞机到的东京。当晚，他又将飞机借给我返回朝鲜，因为他
的飞机比我那架老式的 B—17飞机快得多。这次飞行几乎葬送了我的性命。驾驶
员是一个不熟悉朝鲜机场的人。凌晨一时，他把我们降落在一个供轻型飞机起降
的简易机场上，错把这个机场当成了指示他降落的 K—2机常不知道是由于罕见的
好运道还是上天有眼，驾驶员躲过了一座他根本没有发现的山头，这座山头矗立
在机场的一侧，只差几码就碰上了我们的翼尖。接着，驾驶员突然发觉自己正倾
侧着在一条至多可供 C—4F运输机作临时着陆之用的跑道上降落。
于是，他不得不猛然采取紧急制动措施，以防止飞机一头扎在稻田里。飞机
向左歪斜着停了下来。可是，飞机地勤组组长那些最好的瓷器却全部摔得粉碎，
飞机的四只轮胎也爆裂了。这意昧着，在从数百英里之外弄到新轮胎并运到朝鲜
之前，弗兰克·；佩斯只好不乘自己的专机办事了。
在我临起飞之前，弗兰克·；佩斯曾很亲切地对我说了些赞誉的话，这
次事故则加深了我对这些话的记忆。他说：“马特，你使这支军队不仅在军事上
创造了奇迹，而且在土气上也创造了奇迹。”而现在，在侥幸绕过机场边上的山
峰、在这条小得可怜的跑道上令人胆战心惊地着陆几分钟之后，我想，我们的驾
驶员又创造了一个机械上的奇迹，使我们大家都得以安然无恙地在这里着陆。
我们在战场上的下一步行动是“无畏作战”行动，即穿过“犹他线”继续向
“怀俄明线”实施进攻。我们十分清楚敌军在其后方地域尤其在铁三角地区的集
结情况。因此，在供大家研究讨论的几个可供选择的方案中，我们加进了一个向
“堪萨斯线”撤退的方案。几天的坏天气就会使许多道路变得无法通行，并使我
空中支援受到影响，这样，就有可能使我们被迫停止进攻，而且，如果敌军实施
抵抗的兵力十分强大，我们甚至还需要将部队撤回到适当的位置上。
我通知诸位军长，只有接到我的命令才能撤退，而且，应当按照事先规定的
多道调整线进行撤退。不应采取消极防御，而应采取旨在给敌人以最大限度杀伤
的机动的、积极的防御。
然而，在这些行动开始之前，我已经将第8集团军的指挥权移交给范弗里特将
军，我则飞往东京去接受新的职务了。但是，出于对老上级的礼貌我坚持不住在
麦克阿瑟所在的总部。直到他最后离开了东京，我才住进帝国饭店。
我在那里安顿下来八天之后，中共军队发起了他们第五阶段的钳形攻势，企
图最后一次竭尽全力将我们赶人大海。
这是一次以强大的兵力发动的进攻。其实，如果中国人早先能诱使我们任何
一支为数可观的部队实施无计划的追击，他们本来也许会使我们遭到重大损失。
然而，实际情况是，除某些南朝鲜军队迅速溃散并丢弃大批装备和大片土地外，
我们的部队很出色地进行了防御———我早就相信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由于一
个南朝鲜师的溃败，其他联合国军部队的翼侧便很危险地暴露在敌人面前，从而
使这些部队也被迫放弃了阵地。这件事还迫使我于四月二十六月从我的参谋班子
中派出一名我所信赖的军官保罗。史密斯中校（现为少将）向范弗里特将军转达了
一项建议，即请范弗里特派一位将军去见莫西奥大使，催促他在除摩尔特将军之
外无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向李总统呈交一封信，大意是：李的首要问题是保证其
军队能有得力的领导。这一点李根本就没有做到。所以，我想直截了当地告诉他：
从他的国防部长起，各级指挥官都存在着领导不力的严重问题，南朝鲜大部队在
战斗中一再失利便证明了这一点。我觉得应该让他知道，在他在自己的军队中建
立起有力的领导之前，我不打算再同他讨论装备更多的南朝鲜部队的问题。他们
已经毫无道理地丢弃了许许多多十分紧缺的重要装备。
我相信此信送到了李的手中，不过却没有收到回音。
相反，他继续向我们施加压力（其中有些压力是由李的代理人和支持者通过美
国报刊施加的），要求武装“朝鲜大批赤手空拳但富有经验的人员”。他坚持说，
他们始终都拥有这种巨大的人力资源，可是一直未能加以利用。
然而，这只不过是我当时遇到的一个很小的问题。而且，如前所述，我实在
不忍心抱怨这位老斗士为建立一支由自由战士组成的士气高昂、勇于献身的典型
军队而作出的种种努力。他希望，这支军队会一心期待着他发出将入侵者赶出朝
鲜最后一寸土地的号令。
接任联合国军最高司令职务之后，萦绕在我脑际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如何
处理好我本人与范弗里特将军以及战场上其他军长们的关系。我无意象麦克阿瑟
在我指挥第 8集团军之前所做的那样大权独揽。而且，对于一位远离战场的指挥
官来说，在有他自己所信赖的能干的下属指挥官在现地指挥的情况下还企图抓住
作战指挥权不放，我从不认为是正确的。相反，我决计要采取在欧洲战场司空见
惯的办法实施指挥，即我将根据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将军的声望和出色才干给他
以适当的行动自由，与此同时，对他的主要作战方案我仍然保留批准权与否决权。
在分析这些作战方案时，我打算每次不仅要亲自与集团军司令本人商讨，而且还
要亲自分别与第8集团军的各个军长、师长进行商讨，这些人我都很熟悉。我希望
自己每次都能象具体负责实行这些计划的军官一样，切实了解和熟悉有关情况。
亲自了解到这些人的看法，同时再掌握全部其他的有关情况，我便可以定下正确
的决心——对于这种决心，我作为战区司令是要由个人承担全部责任的。
在定下决心的过程中，我总是牢记杜鲁门总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向我传达的
带政策性的明确决定，其中最紧要的一项决定是，避免采取任何可能扩大战争规
模并进而导致一场世界大战的行动。范弗里特将军、驻远东海军司令乔伊海军中
将和驻远东空军司令斯特拉特迈耶将军都接到了关于这一基本指导原则的通知，
各位司令都表示充分理解并完全赞同这一原则。
在接到华盛顿的有关最新任务和方针的扼要说明之前，为与上述带政策性的
明确指示保持一致，我对第8集团军和南朝鲜军队的进攻行动采取了适当的限制。
我专门指示范弗里特将军，事先未经总部批准不得在“怀俄明线”以外地区采取
大规模作战行动。同时，我希望，第8集团军司令在“犹他线”以外地区采取任何
进攻行动时都要提前向我报告。
我之所以采取所有这些措施，是要刻意避免重犯我前任的那些错误。在任何
情况下，我在作战指挥上（或者说，在任何战场的指挥上）的一个基本原则都是：
指挥官要沉着镇定，要努力运用军事学术的基本原则，要力争用自已的方式、方
法完成受领的任务。我不想采取麦克阿瑟将军那套办法。麦克阿瑟诚然有其独断
专行的一面，但其军事上的经验比他手下的任何一名军官都要丰富得多。他曾经
否决过来自下级指挥官和主要参谋军官几乎是一致的强烈反对意见，结果取得了
一次辉煌的胜利。所以，他后来相信自己的判断远远超过对其手下任何一名指挥
官的信任，这也就毫不足怪了。但是，除上述原因外，在朝鲜战争最初六个月内，
他对自己所属的两名地面部队指挥员中的一名实际上本来就缺乏信心。因此，他
自然会认为，应该对所属指挥宫严加约束，并由他定下重大作战行动的决心，面
仅仅给下级以执行具体任务的处置权。
可是，我对有勇有谋的野战指挥官范弗里特将军是完全信赖的。此外，我始
终认为，对于下级野战指挥官提出的看法必须十分认真地加以考虑。即便如此，
我还是不得不处理那个任何部门的最高长官，无论文职的还是军职的，都会常常
遇到的很难掌握分寸的问题，即正确处理以下两者的关系—一方面，要给下级指
挥官以足够的行动自由，以便其执行比较原则的上级指示；另一方面，又要象对
整个工作的成败负有最终责任的领导人那样，对下级的行动进行适当的监督。我
在东京任职的整个期间，一直力求处理好这种关系。
当时有两项亟待完成的任务。一项是全面掌握和领会我在华盛顿的上级赋予
我的首要使命亦即保卫日本。这意味着我必须立即重新审查目前的计划，并使之
适合于对付苏联可能发动的（虽则可能性不大）进攻。另一项是在我的职权范围之
内采取一切切实可行的措施，贯彻杜鲁门总统坚定而明确地指出的方针，即防止
将朝鲜战争扩大成为一场全面战争。
为完成这两项任务，我认为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要求对前几个月由参谋
长联席会议下达的或者说由总统和国务卿发表的政策派生出来的许多指示作一扼
要说明。除了在遭受进攻的情况下保卫日本这一任务之外（这是由我国政府一方赋
予我的任务），我作为在朝鲜的联合国军总司令还负有其他一些任务。这些任务是：
维护联合国军的完整；继续在朝鲜打下去（我认为，只要胜利的可能性较大，我们
就会打下去）；继续封锁朝鲜的整个海岸线；稳定朝鲜局势，如被迫放弃朝鲜，则
撤往日本。还有其他一些任务仍然列在我们的计划之中，但由于联合国军地面部
队在一九五O年中底被迫采取了后退行动，这些任务已毫无意义。
此外，还有一件事也非常重要，那就是我必须就范弗里特将军今后作战时行
动自由的限度问题毫不含糊地向他表明我的想法。要做好这两件事情，又得同时
采取两个行观。
第一个行动是，在起草出措词严谨的指示信之前，要对第8集团军和南朝鲜军
队的进攻加以适当限制（这些指示信不仅要送给范弗里特将军，而且还要送给乔伊
将军和斯特拉特迈耶将军。这些信件将扼要而明确地规定我们的各项目标和方针）。
我立刻采取了这一行动，重中了范弗里特到达的当天我曾下达过的口头指示，并
补充了这样一条规定：“我希望，未经本司令部批准，不得在‘怀俄明线’ （临
津江与汉江汇合处——铁原——华川水库——大浦里）以外地区采取大规模作战行
动。如你认为局势有利，则你在犹他线’（离‘怀俄明线’有相当一段距离）以外
地区发动进攻之前，务请预先向我报告。”
针对两件事情须采取的第二个行动是草拟指示信。尽管在接到来自华盛顿的
有关当前任务和方针的扼要指示之前这些信件也许无法最后定稿，但我还是指示
立即着手指示信的起草工作。在此期间，我还与三位司令进行了坦率的交谈。当
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五日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