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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为止。
共产党人坚持了五天，最后，还是答应采取适当警卫措施，要我们恢复谈判。
可是，我很快又获知，他们的英语广播报道的是“请求”我们恢复谈判，而其日
语广播用的却是“要求”我们恢复谈判。于是，我宣布，我发觉他们的答复含糊
其辞，因此拒绝授权恢复谈判。这样一来，反而使共产党的请求变得越加客气，
并使双方达成了一项专门协议。
然而，此后不久，事情又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八月十七日，中国的一支警
戒巡逻队在中立区遭到伏击，队长被打死。赤色分子坚决要求我们惩治肇事者并
赔礼道歉。
我方调查的结果表明：这次伏击确有其事，但开枪的部队着装杂乱，未戴钢
盔，显然是不受联合国军控制的非正规游击部队。我们拒绝了赤色分子的要求，
于是，谈判又接着进行。刚过五天，在一个大雨瓢泼的深夜，中国人又要求我方
联络官立即前去核实一架联合国军飞机轰炸中立区的事件。我方的首席联络官美
空军上校安德鲁，金尼及其助手陪同敌联络官前往遭受所谓轰炸的现场，并借助
手电检查了证据。金尼发现地上有一些象是由埋没的手榴弹大小的爆炸物炸成的
小窟窿，还发现一些看上去象是飞机机体的金属碎片以及一个可能是飞机副油箱
的扭曲变形的金属物体。然而，地上并没有弹坑，也没有烧焦的痕迹。如果使用
过凝固汽油弹是会留下这种痕迹的。在赤色代表住所西北面的地上还发现一枚火
箭的尾翼。总之，没有伤亡，没有损失，也没有侥焦的痕迹，有的只是曾经有一
架飞机用着陆灯对准下方照射、“袭击”了该地区的谎言。联合国军的飞机没有
到过这个地区，而且，对方所用的证据也实在不值一驳，根本不能作为抗议的凭
据。可是，共产党代表却拒绝等天亮再作较深入的调查。他要我们马上“认罪”
和道歉，企图向全世界表明联合国军的“罪行”。这一要求被我方拒绝，谈判遂
突然中断。当最终又恢复谈判时，我拒绝让代表返回开城，而坚持今后的会谈在
板门店举行。
板门店确实是个位于中立区的小村庄，距我方战线较近。
谈判过程中曾出现过不少的障碍。但是，我方谈判人员依靠集体的智慧，以
很幽默的方式顺利地克服了这些障碍。一开始，我们就碰到了一个不足挂齿但却
有可能使整个会谈还未开始就得告吹的障碍：共产党的首席联络官就是不愿商量
谈判开始的日期。他说，这个问题已由上级军官定了下来，他这一级无权讨论，
已经定了的日期无法再行更改。正在主持双方联络官最初谈判的金尼知道根本就
没有商定过什么日期。但是，他无法使对方承认这一点。
共产党方面的首席联络官、北朝鲜军的张上校说，日期问题不在讨论之列。
可是，没有日期便没有会谈的可能，金尼被搞得进退两难。于是，金尼的一位助
手悄悄地告诉他，只需随便说出个日子就行，就说是双方已经商定了的。金尼真
的这样做了，张果然接受了这个日期。于是，联络官之间的谈判又继续进行下去。
实际上，级别较低的这一级人员在谈判中似乎要现实得多。显然，共产党的
校级军官们认为，他们没有必要处处都为了“记录在案”而发言，也没有必要为
了本国新闻部门的需要而在发言中恣意辱骂对方。因此，他们这一级的会谈总是
更为实际、更为现实一些。可惜，这种作风一点也没有传到上面。
共产党谈判代表们的个性、特点立即就引起了我方代表的极大兴趣，我方代
表在此之前大都从未与共产党领导人面对面地打过交道。共产党代表突出的一点
是几乎毫无幽默感。他们的脸上不露一丝笑容，只是当他们在争论中占了便宜时
有时才会发出几声轻蔑的冷笑。很明显，没有哪个共产党谈判代表敢于放声大笑。
即使有一次一位美国军官坐的椅子被压垮了，人摔倒在地板上，这些共产党的代
表们也末敢大声笑出来。这就是说，在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中，尤其在北朝鲜人之
中，没有欢声笑语。他们显然决心要比克里姆林宫的共产党更加共产党化。但是，
中国的联络官柴上校却常常难以抑制自己的笑声。当美国军官突然一屁股坐空时，
他倒是不禁哈哈大笑起来。表现得最有自制力的人无疑是北朝鲜的李相朝将军，
他那铁石般的相貌使我方下级军官看得入神。一天，几只苍蝇落到了李的脸上，
其中有一只爬过了他的眉间，尔后继续顺着鼻梁往下爬。
可是，李脸上的肌肉纹丝不动，他的眼睛和嘴巴仍然毫无反应。“他到底想
显示什么呀？”我们的军官相互问道。李也许象与我们的祖辈打过仗的印第安人
一样，是想向白种人显示他的铁石心肠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不过，现今
这个时代的西方人已经变得非常老练，再也不会为之所动了。
十月十日，敌人终于对我恢复谈判的提议作出了响应。其时，我们在全线所
有战略地区取得了夺占和扼守全部高地的胜利。我相信，我们的胜利促使敌人认
识到，他们一时无法将我们推回原地，最好还是准备坐下来解决问题。可是，敌
人在谈判桌上却一如既往，还是那样地毫不让步，他们显然指望通过谈判得到在
战场上未能得到的东西。
谈判几乎刚一恢复就被联合国军飞机对扳门店的一次空袭破坏了。这一次不
是编造的空袭，而确实是一次误炸事件。为此，我们承担了责任并表示了歉意。
然而，这事件还是使谈判中断了两周之久，从而进一步增添了我们的困难。我们
谋求的协定是个相当简单的协定：停火；粗略地沿当前战线建立一条横跨整个朝
鲜半岛的缓冲地带；签署一项协议，规定各方只能停留在缓冲地带已方一侧，并
且不得进入距对方海岸三英里以内的地区；停止向朝鲜境内调入军队与军用物资，
不得增加现有部队数量；成立一个国际委员会负责监督停火，该委员会不一定非
要归联合国领导。
可是，赤色代表对和解或谈判不感兴趣。他们是想在宣传上捞到好处。而我
们也许并未估计到，那些在我们看来明显是捏造的、欺骗性的东西，在亚洲人眼
里却可能完全成为另一回事情。我认为：赤色分子还相信，通过使我们失去耐心，
通过煽动，尤其是在战俘中进行煽动，他们可以为谈判桌上的宣传提供炮弹，从
而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他们的目的。
如前所述，早在谈判之初，我就提醒过在耐性上已经受到过严峻考验的海军
上将乔伊，赤色分子把使用客气礼貌的语言看作是让步的表现，看作是对其恐吓
手法屈服的表现。我要求乔伊在与赤色分子打交道时也要象他们一样采取强硬的
措辞。从那以后，他在谈判桌上压倒了说话态度强硬的共产党人，并且未让对方
抓住一点可供宣传的把柄。
谈判之初，如同当时人们可能预料到的那样，令人棘手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来
划分停火线。共产党代表坚持以三八线为界，而我们在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则坚持
停火线更应符合当前的实际军事控制线。我们准备放弃临津江以北、礼成江以西
地区。该地区无法防守，位于三八线以南。但是在其他地区，我们希望基本上就
按照目前战线的位置建立缓冲区。如果把我们的部队撤至三八线，并且沿着这条
根本无法防守的线来部署兵力，那将无异于投降。看来，唯有根据当前的战线划
分停火线才比较现实。我们还认为，应在一定程度上加强我海、空军方面的优势，
这种优势，只有在实现停火和撤军的情况下才可予以放弃。
当谈判还在没完没了地拖延时，赤色军队采取了一些行动，企图把我们推向
三八线，从而使他们提出的停火线较实际军事控制线稍微接近一些。可是，到了
这个时候，我们的防御体系已经十分坚固，敌人已无法突破。后来，在谈判双方
仍在举行会晤期间虽发生过几次这场战争中极其惨酷的战斗，但我在东京任职的
最后这段时间，战线位置并未发生重大改变。
当然，当时仍然有人强烈要求我们再次向鸭绿江挺进，将侵略者全部从朝鲜
赶出去，不过，范弗里特不在此列。对当时军事上的实际情况有着清醒认识的人，
没有谁会相信凭我们手中的这点有限的兵力能够赢得什么全面胜利。后来接替我
担任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的马克·；克拉克将军，在停战协定签字一年多之
后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我们从未得到过足够的兵力；而敌人却拥有足
够的兵力，不仅能阻止我们的进攻，而且能成功地实施小规模出击，并保持由此
所赢得的胜利。要彻底战胜敌人，就要有更多受过训练的作战师和能够提供支援
的海、空军力量，就要承受重大的伤亡，就要打破我们自己规定的不得进攻鸭绿
江以北敌人庇护所的禁令”。也许还可以这样说：一旦打破这道禁令，就会置日
本于敌人攻击的威胁之下；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就会立即使战争的规模明显扩大。
没有哪个肩负重任的美国领导人在当时能够使美国公众赞同这种做法。
我在远东司令部任职的最后一个时期，大部分时间所关心的主要是与共产党
方面的谈判。这些谈判单调乏味，罗嗦重复，气氛沉闷，令人生厌和恼火。所以，
我很快便对早日结束这场互相残杀的战争丧失了信心。设在汉山（临津江畔距板门
店仅十四英里的一个小村庄）郊外一个苹果园内的基地兵营改建成了一座永久性的
设施。那里有一个—排球场，一个棒球场，几个掷蹄铁游戏场，甚至还有一个飞
靶射击常有一顶演电影的帐篷，一所社交惧乐部，还有几所分别供士兵、初级军
官和高级军官用膳的食堂。新添了一个直升机简易机场和一顶供会议使用的帐篷。
新闻记者安置在一列停在一英里之外铁路侧线上的“新闻列车”上。有时，人们
觉得，这些设施大概会长年累月地使用下去。
战俘骚乱（后来成为整个战争中除作战问题外最使人头痛的问题之一）与停战
谈判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个问题有一度险些毁掉了整个谈判。现在有确凿的证据
证明，这是共产党蓄意策划的一个长远阴谋的组成部分，旨在向亚洲人民表明美
国是残暴的压迫者，而只有中国的力量能与之抗衡。因为发生这些骚乱时正值我
在东京的任职行将期满，所以，我深感需要尽快解决这些问题，以免将问题全部
推给我的继任者克拉克将军。但是，这些问题难以很快得到解决。战俘骚乱事件
既不是自发产生的，也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中国与北朝鲜的最高统帅部制定的
一项阴险毒辣的计划中可憎的组成部分。这项计划旨在利用战俘问题对我方谈判
代表施加压力并达到重要的宣传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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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t。yeah
－朝鲜战争（李奇微回忆录）
第八 章
最后几个月——战俘骚乱事件——
克拉克接替我——停战协定签字
早在一九五一年一月六日，我在给麦克阿瑟将军的信中就曾谈及如何处置我
们所收容的战俘的问题。当时，我十分关心这方面的问题。我们所面临的，也是
我本人所担忧的问题是，在作战地区附近，大约有十四万战俘。我们不得不为他
们的饮食、监守以及治疗等问题操心。单是看守战俘营这项任务，就占用了我们
相当一部分兵力（这些兵力我们几乎抽不出来）。为了运送物品满足他们的吃、穿
、住之需，我们还要动用大量在当时已经十分紧缺的运输工具。如果我们被迫撤
离朝鲜半岛，那么还要为转移这批人费神。如果在朝鲜坚持下去，那么我们相当
一部分后勤保障工作将不得不服务于他们的吃、穿、医疗，甚至用水之需。
在复信中，麦克阿瑟告诉我，他已经建议将战俘转移到美国本土。这些战俘
不能送往日本。这不仅因为他们在日本可能会激起日本国民的愤怒，而且因为把
他们长期放在那里可能会引起人们谴责日本好战成性。华盛顿并没有就转移战俘
问题迅速作出决定，最后，打算将战俘关押在朝鲜南部沿海较大岛屿上的集中营
里。选择的第一个岛屿是济州岛。但是，该岛居住着大约二十五万人。如果象原
先计划的那样把战俘转移到这个岛上，那么，战俘以及南朝鲜的各类军事人员和
文职人员，再加上担任集中营监管任务所必需的部队，总人数会比该岛人口还多
出一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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