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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职人员，再加上担任集中营监管任务所必需的部队，总人数会比该岛人口还多
出一倍以上。
不消耗大量的时间和巨额经费，该岛根本无力支持这种突然流入的大批人员。
因此，我竭力反对向济州岛转移战俘。
后来，又决定将战俘运往巨济岛。这个岛比较小，位于釜山西南只有几英里
的地方。选择该岛也只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因为，根据巨济岛本身的情
况，一个神志正常的人大概不会选它作为建立营地的场所。岛上山石满布，几乎
没有可供营建和分散设点的平地。结果，巨济岛很快就塞满了人，这些人大大超
出了大自然允许该岛所负担的数量。除不断增加的成千上万名战俘之外，还有数
以百计的警卫和其他看守人员。集中营里战俘的数量要比进行正常的监管所规定
的数量多得多。由于这种情况，共产党人发现，他们能比较容易地实行一些我们
当时毫无察觉的计划。这些计划是：煽动群众性示威，组织骚乱、反抗和越狱，
以及控制、压服非共产党员战俘等等。我们能够抽调出来负责战俘营工作的人员
不称职，没有必要的警觉性，不能及时察觉这些阴谋活动，或者识别并孤立其中
的核心人物。
在巨济岛建立了四块由带刺铁丝网围起来的场地。每一场地又划分成八个临
时集中营，每个集中营计划收容六千名俘虏。但是，到一九五二年，战俘数量已
经超出该岛所能容纳的数量，不得不把他们关押到另一个靠南的小岛峰岩岛上。
尽管关押俘虏的这些营地相互挨得很近，容易出事，而且，担任看守的士兵又不
敷调用，但是停战谈判开始之前，哪个集中营都没有发生过什么了不起的乱子。
后来，在我们对这些阴谋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共产党最高统帅部由一个叫南
日的人策划制造了一系列事件，旨在在亚洲人民面前损害联合国军的形象。
为能顺利地制造这些事件，并掌握好事件发生的时机，有必要建立一个由一
支纪律严明的“队伍”组成的完整的组织系统。这支“队伍”将迅速地、毫不犹
豫地执行各项命令。
这就要求有一个严密的联络系统。毫无疑问，由于监禁战俘的场地非常狭小，
场地与场地之间相距又非常近，因而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困难。战俘营里的共产党
领导人（许多是故意投降的，以便能将其上级的指示传下去）想尽各种办法将纸条
从一个营地传到另一个营地。由刚刚投降的俘虏带进来的他们最高统帅部的各项
命令和指示，会拴在石头上从一个营地扔到另一个营地。有时，为把命令传到较
远的地方，他们会采用唱歌的形式传递，将命令偷偷藏在供给品中传递，或者利
用其他信号进行传递。总的说来，这个联络系统组织得十分周密，差不多可以克
服任何障碍将命令传达下去。
医院的病房成了共产党上层领导分子举行会议的理想场所。这些上层领导分
子为了与其下级或同僚碰头，制定新的具体的骚乱方案，常常会装病住院。为了
保证他们的“队伍”内部能做到服从命令，他们正式规定了一套纪律，成立了袋
鼠法庭（在美国，系指非法的或不按法律程序行事的非正式法庭，也指囚犯在狱
内组织的模拟法庭），制定了刑法（甚至包括死刑在内），以便对伯那些背弃党的
路线的人。这样一来，非共产党分子就完全被吓住了。比较有影响的或难以控制
的非共产党分子则被他们除掉。
正当谈判在帐篷内艰难地进行时，战俘营开始骚动起来。他们这样做是为了
响应南日的指示，同时也是为了配合谈判中几乎天天都有的对所谓“西方帝国主
义分子”罪行的谴责。这种谴责我方代表早已听腻了（但是，共产党的记者却迫不
及待地抓住这些内容，很忠实地刊登在赤色报刊上）。
第8集团军管辖的战俘营都是严格按照一九四九年日内瓦公约进行管理的，按
照由于俘虏们已不再继续作战、因而他们应受到人道的待遇这样一个明确的精神
进行管理的。同时，日内瓦公约还规定，俘虏不管自愿与否都应服从“收容国武
装部队中各项有效的法律、规定和命令”。“在战俘违反这类法律、规定和命令
的情况下，”收容国“采取法律性或纪律性措施被认为是正当的。”不论北朝鲜
还是共产党中国都从未宣布过他们愿意遵守这一公约，也没有象我们所做的那样
允许国际红十字会代表进行监督和视察。
我们已经注意到北朝鲜人对待俘虏的态度。他们常常反剪俘虏的双臂，尔后
向俘虏后脑勺开枪将其打死。我发现中国人要讲人道得多（为了达到宣传的目的）。
但是，关于他们对待被我们收容的俘虏的态度，我们却很不了解。也许，我们事
先就应想到：按共产党的那套逻辑，他们会认为这些俘虏完全可以牺牲掉，会认
为这些人的价值在于他们大概还能为共产主义的最终胜利做出点贡献。但是，我
们事实上并未预见到这种情况。日内瓦公约主要涉及的是俘虏的权利问题。我们
没有想到需要专门考虑收容国的权利问题，即采取有力步骤对付战俘营内中坚分
子的叛乱问题。
由于我们企图将俘虏区分为同意和拒绝遣返回国这两种人，一九五二年一月
出现了发生真正麻烦事情的第一个征候。在这之前的一年，为了把受共产党压力
而被迫服役当兵或当劳工的朝鲜平民区分出来，曾经进行过一次审查。
当时，我们不曾遇到任何抗拒行动。三万八千名俘虏因此而被划为平民予以
释放。
以往，集中营里也曾不断发生各种未经组织的闹事行为，但看守人员都能够
处理这些事件。然而，一九五二年初，谈判双方正在讨论俘虏的遣返问题。华盛
顿采取了这样的立场：我们决不同意将任何不愿意回去的俘虏遣送回共产党中国。
共产党方面认为，为了卓有成效地讨论这一问题，他们需要知道有多少俘虏能够
送回国去，有多少俘虏会取得某种避难权。为此，我们又着手进行另一次审查。
这一次，战俘们进行了暴力抵抗。后来我们得知，这是根据来自板门店的直
接命令采取的行动，那里的共产党领导人为了加强他们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的地
位，需要制造一个能有力地证明战俘们赞成遣返回国的事件。
在一个营地里，犯人们用只有天才才能想到的各种各样临时凑合的武器（镐把
、带刺的铁丝做的连枷状武器、秘密地用收集在一起的金属碎片磨制而成的刀斧，
甚至用帐篷撑杆做成的长矛）武装起来，袭击了美军第27步兵团的一个营。该营是
派进来在南朝鲜审查委员会调查情况时维持秩序的。鉴于避免造成任何死亡十分
重要，士兵们仅使用震荡手榴弹来阻止暴乱分子（如果造成死亡，共产党方面就能
将其夸大成大屠杀）。最后，指挥官不得不命令部队向暴徒们开枪。直到这时，战
俘们才撤了回去。在这场骚乱中，一个美国人被杀害。犯人中有好几个被打死，
另有一百多人受伤。
正是在这次暴乱之后，我们才决定将战俘营疏散到济州岛和峰岩岛，并决定
增加看守和警戒人员。可是，我们仍然没有真正了解这一阴谋的复杂性和深刻背
景。
整个春季，战俘营中的骚乱事件不断增多。他们举行群众大会，打着写有反
美口号的大幅标语，升起北朝鲜的旗帜，并且组织各种各样的挑衅和反抗行动。
到四月底，在巨济岛上的十七个战俘营中还有七个没有完成调查工作。这七
个战俘营闹得最凶。事情很清楚，只有在双方付出某些生命的代价、我们强行进
入战俘营并对战俘严加管束之后，才能正常地统计同意和反对遣返的人数。范弗
里特又将美军一个营调进去协助平息这几个战俘营的骚乱。同时，他还命令另外
几支战斗部队进驻釜山，准备在突然发生严重骚乱时迅速开进巨济岛。当时，他
就可能出现的事态提醒我说，如果在进行反抗的集中营中动用武力，那么已经完
成调查工作的集中营肯定会加入到反抗的行列中去。
根据后来掌握的情况重新总结这段历史，人们可能会说，如果当时使用武力
来了结这桩倒霉的事情情况可能会更好一些。毫无疑问，这件事情用武力是可以
完成的，尽管会造成许多伤亡。也许，如果我们的情报部门在当时能象不久之后
那样，发现这一周密利用这些战俘中反抗情绪的、涉及面很广的复杂阴谋，那我
或许就会采取另外一种不同的立场了。但是，我当时并不清楚，现在也不清楚，
共产党方面为取得宣传上的胜利究竟准备牺牲他们自己人多少生命。
实际发生的情况是，由于停战谈判的情况看来有了好转，我请求参谋长联席
会议同意暂时停止调查活动，干脆把几个采取抗拒行动的集中营中所有的人都算
作赞成遣返回国的人。参谋长联席会议立即表示同意，认为，这些战俘里任何强
烈反对遣返的战俘，在实际交换战俘之前，甚至在交换开始之后都还有机会表达
他们的意愿。
共产党失去了一次嫁祸于联合国军的机会，而且，在和平即将来临之际，一
次无谓的牺牲得以避免，对此我感到十分高兴。然而，我的本意并不是要集中营
放松纪律或管理。战俘问题最终还是我的事情，尽管具体的处置权已授予集团军
司令。处理战俘问题是集团军司令的主要职责，因此我不久就提醒他要履行自己
的职责。
五月初，我所辖部队的宪兵司令视察了巨济岛上的战俘营，并向我递交了一
份令人不安的报告，指出那里的管理很不得力。曾发生过好几起战俘短期扣押联
合国军军官作为人质的事件。在某些抗拒最坚决的集中营里，战俘们甚至不让将
提供给他们的食物和用品送进去，我立即给范弗里特发出一份措词尖锐的电报，
提醒他，尽管放弃了调查计划，但仍须保持正常的管理。而从范弗里特的反应来
看，他关心的好象是这样的事情，即宪兵司令竟然在通知他范弗里特之前就将在
集中营看到的情况报告了总部。
根据这份报告，我觉得很难理解为什么对后来很快又发生的惊人事件就不能
有所预见，有所准备。五月七日，共产党战俘扣压了联合国军战俘营司令弗兰克
·；多德准将，并且扬言，如果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就把他杀绰。
这位准将是在没有适当警卫跟随的情况下去会见共产党俘虏的。这些俘虏诡
称要与他就一些不满的事情进行谈判。
他们一将他抓到手就宣布说，如果我方人员开枪，他们就结果他的性命。多
德本人则传出口信，要求当晚（当时已是下午较晚的时候）五点钟之前不要派部队
去解救他。范弗里特指示，除非第8集团军司令亲自批准，否则，不得使用部队解
救多德。因为，问题不单单是多德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一场大规模的越狱行动
好象已迫在眉睫。如果动用部队，看来肯定要在双方引起一场恶战，在战俘中将
会造成严重的伤亡，结果会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
这次危机差不多就是在我预定启程赴欧洲的前夕发生的。我奉命到欧洲接替
艾森豪威尔将军，他当时正准备参加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竞选活动。在多德
将军遭到劫持的消息传到我这里时，我的继任者马克·；克拉克将军已经到
达东京。我立即让我的参谋长多伊尔·；希基召集我的主要参谋人员举行一
次晨会（五月八日）来研究这一事件。我准备会后立即启程前往朝鲜。由于这件事
四天之内（我已接到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命令，要我于五月十二日离任）将全部交给
克拉克将军负责，所以我要他和我一同前往。但是，我还是决心自己和范弗里特
一起先制定一个解决这一棘手问题的方案，而不想如此草草地将问题丢给克拉克
将军，增加他的负担。
在我们到达东京之前，范弗里特已命令增援部队由釜山开往巨济岛，并且派
美第 l军参谋长查尔斯。科尔森准将接替多德统管战俘营。多德的职务则被范弗
里特正式解除。科尔森于五月八日到达巨济岛，他立即通知共产党人多德已不再
担任战俘营司令职务，并警告他们说，如果在规定期限内未能不加伤害地释放多
德，联合国军部队将开进战俘营以武力解救他。
与此同时，共产党人提出了他们的要求，多德则同意充当中间人的角色。起
初，他们要求对战俘联合会予以承认，并要求在几个营地之间建立电话和摩托车
通讯联络。
当克拉克将军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