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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目 录
书屋絮语书屋絮语邵水游
书屋讲坛门外谈诗词王 蒙
书屋讲坛 反思 理性 进步罗银胜
尘影斑驳 水木清华的流光碎影唐小兵
尘影斑驳 学者为人王 昊
尘影斑驳 一个没有失败的“失败者”黄 波
尘影斑驳 李瑞清与琼瑶祖父陈墨西的师生情王炳毅
说长论短 “自由比一致性更重要”张宝明
说长论短 就像左手握右手蒋 蓝
说长论短 暴雨将至？冯 欣
法制经纬 一个法律门外汉的超级探险陈 伟
法制经纬 《在宪政的舞台上：美国最高法院的历史轨迹》的前言后语任东来
书屋品茗 往事还要再提伍 国
书屋品茗 我的人生档案贾植芳
灯下随笔 写一部“一般文学史”如何？周景雷
灯下随笔 从影片《金赛性学教授》谈开去蒋晗玉
女性立场 何人绘得萧红影桑 农
女性立场 实“新”还“旧”话女权房 琴
科文经纬 疾病在革命中的命运祝 勇
编读往来 中国传统文化与儒学刘绪贻
编读往来 因误读而虚构的派别之争单正平
来稿摘登 萧红的一种读法厉 梅
来稿摘登 曾氏三代与义山诗米彦青
来稿摘登 “毛与刘、邓矛盾源于八大”不是“猜测”朱 健
封 二 梦底家山陈 平 画
封 三 谷地阳光（小溪）萧沛苍 画
预 告 2006年第7期目录
《书屋》十年文献光盘
《书屋》二〇〇六年第六期
作者：未知
书屋絮语
书 屋 絮 语
？ 邵水游
萧一山著《清代通史》，真是发狠之作，现在少有这种著史的风格和气魄。那代学人的史与识，文字和议论难说不成绝响。他在总结近代教育时曾说：“……譬如教育制度，其始摹仿日本，其继摹仿德国，最后摹仿美国、法国、英国，只有形式的机械主义，毫无民族的文化基础，以致学校养成的人才，忘本逐末，削足适履，政治经济，胥受其弊。”通观当代，“其弊”犹在啊。
民国时期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新文化运动前后的北大，抗战军兴后的西南联大，它们一直在学人的心目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至今还在回响。其中，大师林立，戛戛卓见；兼容并蓄，谦逊互助；术有专攻，自成体系；教授治校，超然物外；全面发展，精神自由，这些恐怕是其大端。教育制度上，虽有“摹仿”，甚至“机械主义”，但万变不离其宗，却有“民族的文化基础”，文理并举，史事打通，中西合融，通才遍现，这决非是其小端。
技术时代，以先进为楷模，以效益为依归，凡洋皆好，似成定势。然矫枉过正，一味师“夷技
”，体用矛盾日益尖锐，在这些人眼中，方块字也成了落后的象征，遑论传统文化。于是，假洋鬼子的做派，技术买办的恣睢，夹着洋码字的言说，半生不熟的接轨，典雅涵咏与生吞活剥，岂止天壤？回头看看南洋与北洋两所工科大学的课程设置、制度建设和调查研究，它们的技术势力和人文精神，怕是要产生今不如昔的嗟叹。
现如今，分科愈细，壁垒愈严；扩招规模愈大，市场化的步伐愈快，这两条“枷锁”捆绑着今日大学发展，求大求全，盲目赶超，其后遗症远非就业形势严峻那么简单。条块分割，互设篱笆，鲜能会通；量化盛行，指标优先，泰半失真。笼而统之的大学，模式化的教育，“忘本逐末”、“削足适履”的制度化作业，只会与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背道而驰。或者说，应试万能之下，中学与小学教育，哪来素质？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院系调整和九十年代的大学兼并，肯定是中国当代大学教育的两场“巨变”，留下的话题之多，恐怕不是一时半会能理清，至于“文革”浩劫更是令人扼腕，也不用说各种运动所带来的创痛。另一层，文化的断裂，更是惊心动魄，“民族的文化基础”恐非一、二代人能恢复和建立。如此，大师不出，怪不得谁的。
中国古地图——
禹迹图图石
石刻地图之出现始于唐、宋时期。《禹迹图》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石刻地图之一，亦与同石所刊之《华夷图》及南宋黄裳所作并在苏州刻石成碑于淳祐七年（1247年）的《地理图》同为现存最古老的三幅全国性地图。该图原置于陕西省西安市以西一百二十里之凤翔府岐山县县学中，现藏于陕西省碑林博物馆。
该图刊于刘豫（齐）阜昌七年（宋高宗绍兴六年，1136年），与稍晚数月上石的《华夷图》分刻于同一方形石碑的阳阴两面。图石无碑头及碑座，长约九十厘米，宽八十八厘米，厚十八厘米，二图各长约七十九厘米，宽约七十八厘米，图框至图石边缘各约五厘米。将图石竖立，阳面之《禹迹图》为正图，阴面之《华夷图》为倒置图。据此，论者认为此图并非供人观览之图碑，而是用以印刷（拓印）之图石（版）。此说可从其后六年即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年）镇江府学教授俞篪刻石立于讲堂西壁之内容、形制及规格相同的《禹迹图》（现藏镇江市博物馆）得到佐证。按俞氏刻图之题记，乃将北宋元符三年（1100年）
于长安刊行之《禹迹图》原本重校后刊刻，据此，岐山县学与镇江府学之《禹迹图》可能出于同一蓝本。有人认为原图绘制于1081～1094年，制图人或为北宋著名学者沈括。
中国地图绘制史上，唐代贾耽（一作“贾躭”；730～805年）曾在裴秀分率法基础上创用更为精密之以一寸折成百里的比例方法，即所谓“计里画方”之法绘制《海内华夷图》、《陇右山南图》等。自此，这一按数学原理、依比例绘制地图的方法成为中国古代舆图绘制的基本法则，一直沿用到清代，并约于十四世纪初传到阿拉伯及欧洲各国。《禹迹图》便采用此法。全图以纵七十三横七十分格，方格边长约一点一厘米，计正方形网格五千一百一十个，每方折百里；海陆分明，海上未画方格。比例尺约为五百万分之一。为现存最早绘有控制网格的全国性地图，在制图学发展史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该图描绘了传说中夏朝大禹王统治地域内贡物运输之情况，主要表示水系要素，海岸线、黄河、长江及其支流以及太湖、洞庭湖、鄱阳湖等均突出显示，其位置及形态轮廓均比《华夷图》准确。除“禹贡山川”名外，增加了“古今郡名”，图上约有三百八十个行政区名，标注名称的河流近八十条、山脉七十余座、湖泊五个。
（万 方 文）
门外谈诗词
——在安徽师大的一次演讲
？ 王 蒙
大家下午好！我今天讲的题目是《门外谈诗词》，是拿我的短项和安师大的长项来切磋，这是一种带有自杀性的但并不恐怖的行为。我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求教。这是不是也反映了我的一些自私心理：如果我有什么长项可讲，譬如谈小说创作什么的，预备留到下次，以后我还不断地来安师大。所谓“门外谈”，就是因为它是我的弱项。我对中国传统诗词的阅读，大致保持在《唐诗三百首》和《千家诗》的水平上，但是我有兴趣，对一些问题爱瞎琢磨，就是我说过的“野狐禅”。所以希望在座的真正的诗学专家能给予指导。我想就三个问题和各位同好们进行讨论。一是关于“诗言志”的问题；一是关于诗词的寄托和它的含义；一是中国传统诗词的整体性与个人性。
一、关于“诗言志”
先说“诗言志”。我觉得“诗言志”这个说法很有意思，和西洋的文论不同。西洋文论大体上就是“再现说”和“表现说”。“再现说”基本上是反映论：诗歌也好，其他的文学作品也好，都是现实生活的一种反映。俄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就有一个著名的命题：“美即生活。”“表现说”则认为主要是自我的表现。“诗言志”不像是“再现说”，不像是“反映论”，也不像是“自我表现论”，因为“自我表现”什么都能表现，既表现“志”，表现“情”，也表现“思”，西洋文学还喜欢表现“欲望”。“诗言志”和“自我表现”有相通之处，但不太一样。我觉得孔子讲“兴”、“观”、“群”、“怨”更集中，因为“兴”、“观”、“群”、“怨”说包含了“表现”和“再现”的东西。“诗言志”不但指表达自我，而且有表现精神生活走向的问题——我的精神生活往哪里走，往什么方向去；既包含着价值判断，也包含着审美判断——我倾向于什么，喜欢什么，因为“志”就是“志趣”。当然“志”也可以再现，因为“志”也可以是“县志”、“人物志”的“志”。
“志”不是绝对的，有许多诗，不太好分析它是言什么志，如“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有点“志”，就是返归大自然。不过确实有许多动人的诗表现了诗人的精神走向。这里举一些最简单的例子。杜甫，很有仁者之风，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眼前何时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里“志”很容易理解，我不作解释。李白那些脍炙人口的诗，也表现了他的精神上的一些走向。如“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有点儿说大话——李白喜欢说大话，说大话也不见得坏，既无损于别人，也不会给他带来虚名和多少实惠。中国诗里说大话非常多，这与“诗言志”的观念有关——“志”越大越好，不是越小越好。这两句诗很乐观，很自信。实际上，“天生我材必有用”是一种人生，“天生我材没有用”也是一种人生，“天生我材不得用”也是一种人生，“天生我材更倒霉”也是一种人生，“从来才命两相妨”也是一种人生，“文章憎命达”同样是一种人生，但到李白这儿是“必有用”。这个大话说得很好，对人有鼓舞作用。李白诗多表达这种东西，如“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仰天大笑出门去，吾辈岂是蓬蒿人！”更是说大话了，其实他不是蓬蒿人，跟蓬蒿人也差不多，他没有看透这一点。
我举一个李商隐的例子，因为我冒充李商隐诗歌的爱好者已达十余年了。李商隐的诗不大容易看出“志”，它有一种弥漫性和惶惑。“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这是达到了极致的境界，既是“物境”，也是“心境”；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李商隐多少有点儿唯美，他能够把悲哀、失望、惶惑乃至于颓废变成非常美的东西。人生有很多消极的东西，就好比病毒，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它有毒化精神的作用，但经过唯美处理以后呢——就好像是病毒经过培养、稀释——就不再是毒害而是丰富你精神的东西，它可以增强你的免疫力。李商隐和别人不同，他喜欢用“金”啊、“玉”啊这些很贵族很繁复的语言来表达那些最悲哀的情绪。没有经过这种“免疫”处理的，就好比一出门就碰到一件很悲哀的事，譬如一个好朋友死了，或是一场车祸，或是一个人吊死在你眼前，你会觉得非常晦气，一天的情绪都很低落。但是，经过“免疫”处理就不一样了。同样是出门碰到丧事，如果治丧者请你修改一首非常漂亮的追悼死者的诗，你对文字、章句的爱不释手、爱不释目就会减轻你对死亡的痛苦，使这种痛苦变得比较能够忍受。我讲《红楼梦》时，常举一个例子——《宝玉探晴雯》，这也是一出非常有名的梅花大鼓的段子。晴雯死了，大家非常痛苦，贾宝玉尤其痛苦，他做了一篇《芙蓉女儿诔》，在那儿读，被林黛玉听见了。黛玉说做得非常好，但“芙蓉帐里，公子无缘。黄土垄中，卿何薄命！”几句词应该改一改。宝玉改了一个词儿，林黛玉又感到这个词儿是针对她的，忽然变得非常难过。这里写的就是把一件十分悲哀的事审美化、文字化、语言化、文学化，变成一种纯美的东西，使得人和悲哀之间有了一种间离的感觉。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在这儿不细说。
外国的这种唯美主义更可怕，不仅可以美化悲哀，还可以美化暴力事件。去年我在《读书》杂志上写过谈莎乐美和潘金莲的文章，莎乐美是位很乖张却很漂亮的公主，她爱上“先知”，可是“先知”不爱她，于是她要求菲力王把“先知”的脑袋割了下来，她捧着这个脑袋亲吻。中国人看了，会觉得非常恐怖，可是王尔德经过一些处理，使它纯美化了。所以在李商隐的诗里，我们读到的既不是杜甫的那种“仁者爱人”的“仁”，也不是李白的那种乐观、阔大、浪漫、说一些大话，而是一种弥漫的对美的追求。这里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