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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通信集的话题，似如编者所言，读几位学者间的通信，就像是“站在客厅的一角，默默地听他们对话”，对于后人来说，那情景乃是“非常有趣的”。之所以有趣，亦是因为在这样一个情境中，很容易让人横生出许多滋味，一来，人们可以感觉到“大学者”为人“可爱”的一面，即从中能读出李济对于学问的严明和对中国学术前景的焦灼；也能“聆听”到凌纯声与弟子间的坦诚心声；还能感受到高去寻做人的憨直和谨慎……二来，透过这些文字可使人窥见大学者们对世俗的荣辱及利益之争，此一点最有深意。学者为人难免会有微瑕，本是无可否认的。高氏信函中所述的凌、芮交恶；凌、李摩擦；再至凌、芮复交等一幕幕学界悲喜剧，其实乃是学者为人不同侧面的真实反映。老辈学者因学术歧见和学术资源分配有异而起的矛盾虽可弥合，但因其间还羼杂有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与民族所两派学人的意气之争、门户之见、人事纠葛等不一而足的原因，即便是复交后的学人关系也会时常令人有所担心。“究竟将来如何殊难预料。假如芮公在耶鲁搞的那每年四万美金津贴的计划成功了（幸亏没成功），恐怕现在南港已经是打得天翻地覆了”，这些颇含隐意的文字，其中的深味也只有待读者自己细细体会了。对于这种龃龉，老辈学人似乎也羞于谈及，高去寻很为无奈地称，“我对于李、凌、芮闹别扭的事都是无干的，超然的，但是我有一种看法，是凌、芮既已交恶，不能再让凌、李交恶，为天下人所笑。我愿意为民族学着想，使中研院有一个像样的民族所存在，不愿意史语所还有一个不死不活的民族组。中研院有骈枝机构存在是充分表示出中研院有人事纠纷的弱点”。
谈到高去寻的上述论说，则不能不谈谈编者对其人的介绍，在通信集的前言中，人们可以读到高去寻先生为人的一些片断。自从史语所迁台后，高去寻“几乎摒弃了个人的研究，而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用在辑补梁思永先生侯家庄王陵发掘不足二十万字的报告初稿上，到他1991年病逝，已经出版的侯家庄报告达七本之多，而且全部都是用辑补的字样印行”。“高平易近人，不惟对张一人如此，对他人也是这样。高仗义疏财，急公好义，总是设身处地为朋友着想”。确实如此，1956年7月20日，高去寻函致张光直，替宋文薰向张光直解释其未能给张及时回信的原因。他解释道：“宋文薰兄是位不慕荣利朴实向学的人，对于社会上的应酬不很圆滑，在外表看似乎是疏懒的一流，实际上他是生活太忙、经济情形太苦了。至于他几次不给您写回信，据我所知绝不是您有得罪他的地方，也不是他对于您有任何误会，我想他是平日太忙也觉得没有要紧的事要写，所以便没写而已。此点希望您不要误会。”这看似无关其个人利害的小事，他亦能如此周全细致地为朋友做解释工作，实在印证了后人的对他的评价，“总是设身处地为朋友着想”。而1959年3月24日一函，述及关于当时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派赴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一事，其中关涉李济，“今年论资格论英文程度应该推荐黄彰健，但是他硬推荐了自己的侄女婿（去年若不是我话说得太直率、太厉害，可能来哈佛的不是杨而是张），心里有点那个”。只短短几言，却已将高去寻性格中憨直的一面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在如今学术浮躁和喧嚣的年代里，在当下学术圈中作伪、贪墨层出不穷的现实中，回望高去寻先生已经远行的身影，心底一股敬佩之情油然而起。读一个人的信函，能读出一个人的品格，也能读出一个人的性格。还是在这些通信里，高氏性格中有些过于谨慎的特点也会有所表露。在一封提及中研院史语所现状的信之末尾，高去寻言语颇为闪烁，称“怎样改革史语所，好多话想说但不便形之笔墨，相见时再详谈”，并嘱咐张光直“希望这信阅后也付之一炬为盼”。
相较而言，这部“传薪集”所收录的李、凌、高三通信函颇为引人兴味。一如前述，读者从中能读到学者为人的多个侧面，或高尚，或世俗，或坦诚，或世故……如此看来，若具体论及学者的品行和性格，想必并非能用“学术特色就是做人的性格”而简单论之吧！
（李卉、陈星灿编：《传薪有斯人——李济、凌纯声、高去寻、夏鼐与张光直通信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05年版）
一个没有失败的“失败者”
——“民国宪法之父”张君劢
？ 黄 波
在中国现代史上，和置身于风云激荡大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张君劢的一生充满了矛盾：他曾被国民党政府绑架和软禁，却又一度是蒋介石的座上宾；六十一岁生日时周恩来曾送给他一块“民主之寿”的寿匾，但时隔不久，他却进入了中共开列的“头等战犯名单”中；他是民盟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但最后却和他组建的民主社会党一起被勒令退盟；他深受西学洗礼，掌握和精通三门外语，却拒绝用白话文写作，并成为新儒家的一大重镇。
张君劢和近现代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是个在政治和学问之间左右摇摆的人。不过，张君劢也自有其独特的一面，这就是，他对政治和学术的兴趣始终是打通的，他热衷学术，但始终想着怎样为现实服务，投身政治，又在想着这种实践能结出怎样的学术果实。他并不像丁文江等人那样，有一段时间特别钟情于政治，一旦失望就又在学问国里沉潜一段时日，过段时间说不定又会将兴趣转移到现实政治。张君劢这一特点或许与他的学术专业有关，法律和政治学本身就是和现实紧密结合的学问。他自己对此也有剖白，“求学问是为改良政治，是为救国，所以求学问不是以学问为终身之业，乃是所以达救国之目的”。
张君劢对法律和政治学的兴趣仿佛出于一种天性。在二十世纪初的西学东渐大潮里，张君劢被家乡江苏宝山县选为官费留日生，于1906年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经济科。本来宝山县给他官费，是叫他和当时多数学子一样学习理化，然而他一到日本便改学法律和政治学，并为此付出了失去官费的代价，几乎陷入生活无着的窘境。他对现实政治的热情也似乎是一种天性。因得罪了袁世凯，他1913年跑到德国留学避祸，对正在欧洲大地上爆发的一战，研究得正有兴头，可是由于袁世凯的复辟，梁启超一纸电召，正在撰写博士论文中的张君劢居然什么都不管不顾了，匆匆踏上了回国的路。这可以见出张君劢的特质：到政治场中流击水，始终是他关注的第一位。
说到张君劢和梁启超的关系，其中情事倒可活画出张君劢其人的真性情。当年张君劢在日本留学，正是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在留学生中风行的时候，作为舆论界巨子的梁氏颇让年轻的张君劢折服，这时正好因失去官费生活无着，于是转而给《新民丛报》投稿赚取生活费。读梁氏文章，给《新民丛报》撰稿，张君劢在思想上不能不受梁启超的巨大影响。在立宪派和革命党的大论战中，张君劢也贡献了一些主张立宪反对革命的文字，并因此成为梁启超的坚定追随者。终张君劢一生，他对梁启超都是以师相事的，思想观念、组党等且不必说，仅生活小节上，二人亦十分投契。1922年11月，已从现实政治中息影的梁启超赴南京东南大学讲学，因酒醉后伤风得病，据医生言，心脏稍有异状，追随梁氏的张君劢谓为脑充血，因迫梁停止课外讲演一周。据梁23日给梁思成的信里说：“张君劢硬说我有病（说非酒病），今日径约第一医院院长来为我检查身体。据言心脏稍有异状，君劢万分关切。吾今夕本在政法专门有两点钟之讲演，君劢适自医生处归，闻我已往，仓皇跑到该校，硬将我从讲坛上拉下，痛哭流涕，要我停止讲演一星期，彼并立刻分函各校，将我本星期内（已许之）讲演，一概停止。且声明非得医生许可后，不准我再讲。我感其诚意，已允除本校（东南大学）常课外，暂不多讲矣。彼又干涉我听佛经，我极舍不得，现姑允彼明晨暂停一次。”〔1〕29日给女儿梁令娴一信中又说：“张君劢跟着我在此，日日和我闹说：‘铁石人也不能如此做’，总想干涉我……那天晚上是法政学校讲期，我又去了，君劢在外面吃饭回来，一见大惊，一直跑到该校，从讲堂上硬把我拉下来，自己和学生讲演，说是为国家干涉我。再明日星期五，我照例上东南大学的讲堂，到讲堂门口时，已见有大张通告，说梁先生有病放假，学生都散了，原来又是君劢捣的鬼……神经过敏的张君劢，听了医生的话，天天和我吵闹，说我的生命是四万万人的，不能由我一个人做主，他既已跟着我，他便有代表四万万人监督我的权利和义务。……君劢气势汹汹，他说我不听他的话，他有本事立刻将我驱逐出南京，问他怎么办法？他说他要开一个梁先生保命会，在各校都演说一次，不怕学生不全体签名送我出境，你说可笑不可笑……”〔2〕一个做事认真、性格倔强、笃于风义的书呆子形象跃然纸上矣！梁启超感动之下赶快写信给女儿，问“可笑不可笑”，想必梁令娴当日也会发出会心一笑，因为大家都知道张君劢这人并不懂玩机巧和幽默，连他自己的女儿后来在回忆中也抱怨他个人生活单调枯燥，家庭之中缺乏乐趣，其行事向来凭本性去做，别人看来哪怕滑稽的事，他也是一丝不苟，喜剧效果就在这种书呆子的较真中凸现了。
1923年，国内知识界爆发了一场历时一年有余、几乎使当时所有学术界名流都卷入其中的论战，这就是所谓“科学与玄学”的论战。论战的挑起者正是张君劢，也正是这场论战使张君劢在士林暴得大名，乃至许多年后，大陆人士还能知道张氏的名字也多半因为这场论战。这一切也许非当年张君劢始料所及，那本来是一场极平常的演讲，他并未做精心准备。当年的论战，给“科学派”帮拳的人盛且有大名者多，相形之下，张君劢一派气势差得甚远，在唯科学主义思潮君临中国知识界，读书人都梦想靠科学救国的时候，论战的结局可想而知：虽说文字较量是无形的，但一般公论张君劢一派是论战中的输家，张氏本人还因此得了个“玄学鬼”的“恶谥”。时过境迁，现在来看这场论战，实在有些无谓，很简单，双方都各有道理，这原本就是一场没有是非曲直也注定分不出输赢的论战。笔者疑心，当年为“科学派”帮拳大出狠招的人对此未必不心知肚明，但形格势禁却又不能不拼命剥夺张君劢一派的话语权，以防人们沉迷于玄想思辨而忘却了科学救国的重任。胡适当年本意为丁文江助拳的一席话就露出了天机，他表示只有科学发达的欧美才有资格讲讲玄学，言下之意岂不等于说张君劢那些为玄学张目的话的失误仅仅在于早讲了些年头吗？
宪政是张君劢终其一生的追求。他立志要做中国的汉密尔顿、伊藤博文（日本宪法的起草者），为此他倾入了极大的心血。他对各国宪法进行了认真研究，结合中国的国情和国民性，对1919年德国通过的《魏玛宪法》花功夫尤深，当年他在国外刚接触到这部宪法，便以最快速度将其译成中文介绍给国人。德国革命之后很快建立了一个稳定的政府，制定了民主宪法，这给张君劢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此外，《魏玛宪法》中所含社会主义成分也深刻影响了他的制宪思想，促成了他“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问世。
张君劢有过几次制宪实践。但在各路诸侯纵横捭阖的时代，他草拟的《国是会议宪法草案》等文本终究只是文本而已。制宪实践让张君劢更深刻地理解了中国的现实，他一度把主要精力放到了优先解决“宪法之前提”的问题上。在张氏看来，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它能否真正得到实行，取决于全体国民之素质的高下。职是之故，张君劢决定在“宪法之前提”尚不具备的情况下，暂时“不谈宪法，而注意国民身上”。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至三十年代早中期，张君劢积极致力于讲学、办学，和李璜、张东荪等人合办《再生》、《新路》等刊物，抨击国民党一党专政，呼吁“废止训政”、“保障人民言论自由、结社集会自由”、“速议国宪，实行政党政治”，这些可视作张氏为解决“宪政之前提”问题而付出的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