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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6-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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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和他的助手练习开刀,先在动物身上“进行解剖”与“手术试验”。他还“毅然在自己害了嵌甲的脚趾上动刀动剪”,并“指着自己颈背的一个黑痣,对他的一个助手说:‘你练习割掉它吧!’而助手割断了一根较大的血管……”〔20〕
  这篇作品意图明显,那就是要表明“赤脚医生”出色地完成了毛主席交给的任务。今天读来,却有如惊险小说一样惊心动魄。我们不得不为“赤脚医生”刀剪下的身体捏一把汗。现在,无论春苗们有着什么样的雄心壮志,他们的世界再度由国家、阶级缩减为一个身体的局部,它的肌肉正在痉挛,它内部饱满的血液将由一条切开的路线喷涌而出。而摆在他们面前的实际难题,正是如何对付那些汹涌的病情。
  “赤脚医生”运动是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对肆虐的疾病进行分割围剿。似乎没有机构对当时“赤脚医生”的工作状况进行过普查。现在我们无从得知,当时整个国家到底有多少个“春苗”,她们为多少名病人治过病,治愈率有多少,误诊率和致死率又有多少。换言之,我们无法依据数据判断“赤脚医生”制度在当时是否有效。由于有经验的医生已被当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打倒,我们对“赤脚医生”的工作业绩难以作出乐观的估计。后来的事实证明“赤脚医生运动”是一场并不成功的运动(1985年,卫生部宣布停止使用“赤脚医生”这一名称)。像孙立哲这样的医学超人是不存在的;医学,也无法像地雷战那样在民众中普及。在这场理想主义运动中,冲在最前面的身体必将沦为殉葬品。这是一场试图使身体重新站立起来的努力,但我们看到的却是更多的身体壮烈地倒下。身体对于技术专制的反抗没有成功,这使身体陷入更深的迷茫。
  学科分工的精细化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对知识的垄断与交换成为现代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法则,它确立了权威的合法性。于是,人们又重新回到医院,在混乱的大厅排队。姓名变成编号,变成各种疾病的代称。命运多舛的身体等待着被重新编辑。人们手持化验单,忧心忡忡地在走廊奔走,等待医生对那些纸上的命运密码进行破译。在“赤脚医生运动”终止二十多年以后,医学据说已经大大有了发展,即使贫下中农,也对孙立哲那张只是“一张简易行军床”的手术台不屑一顾。不仅硅胶可以充填乳房,骨关节可以由钛合金来置换,人造心脏也早已实现临床应用。所有这一切,让只凭一根银针闯荡江湖的春苗们望尘莫及。在医学的许诺下,物质以药物和各种人造器官的形式纷纷进入身体,并逐渐实现对身体的掌控。身体不仅仅被置于技术的围困之中,身体本身正在变成技术的一部分,正一步步为化学制剂所干预、由人造机械所代替,甚至我们的智能,也终有一天会被一种新材料所取代。在与技术的对峙中,身体正在逐步丧失自己的领土。“这是人类的理性为自己躯体设下的圈套。理性始终不渝地和躯体的本能、亢奋、放纵和软弱搏斗;如果金属材料取代了血肉之躯,机器的精确、可靠、坚硬和一致也将成为人类躯体的品性——这如同理性的终极理想。当然,一切都在不知不觉之中进行。机器对于躯体的分割、包围、孤立是一个难以察觉的阴谋”〔21〕。人们正在一步一步地就犯。人类对于健康的不懈追求最终将把自己变成一个浑身充满金属零件“机器人”或者“非人”,一具彻底丧失主权、在“医学”的摆布下苟延残喘的行尸走肉。
  注释:
  〔1〕上海电影制片厂,1975年摄制,导演:谢晋等。
  〔2〕(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3〕转引自南帆:《循环的链条》,见《叩访感觉》,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10页。
  〔4〕〔21〕南帆:《循环的链条》,见《叩访感觉》,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10、170~171页。
  〔5〕汪民安:《SARS危机中的身体政治》,见《身体的文化政治学》,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5页。
  〔6〕〔8〕〔14〕〔15〕〔16〕(法)米歇尔·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32、20、7、36、37~38页。
  〔7〕吴亮:《医院简略图》,见《身体的文化政治学》,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3页。
  〔9〕〔10〕曹雪芹:《红楼梦》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05~106、106页。
  〔11〕(美)布莱恩·特纳:《身体问题:社会理论的新近发展》,见《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
  〔12〕(美)约翰·奥尼尔:《身体形态——现代社会的五种身体》,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44页。
  〔13〕《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见1968年第3期《红旗》杂志。
  〔17〕〔18〕〔19〕〔20〕《广阔的路》,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版。

  中国传统文化与儒学

  ? 刘绪贻中南民族大学张世强博士问我:“先生曾说过爱祖国和祖国传统文化,但不喜欢儒学,然而人们一般认为,儒学在祖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甚至主要地位,这两者怎么能统一起来呢?在先生的心目中,‘祖国传统文化’是个什么概念呢?”我答:“这很难说,我现在还没有把它想得很清楚,只能简单说说我的初步看法。”
  在讨论中国传统文化(或民族文化)以前,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文化。文化的定义非常多,有的书说有几十种,有的书说有几百种。对我来说,我是同意我的美国导师威廉·奥格朋(WilliamF。Ogburn)的定义的。他把一切人为(manmade)的东西称为文化,并将之分为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两大类。我也是。因此,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包括旧中国(或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一切人为的事物,范围很广,决不仅仅是儒学或主要是儒学。比如在物质文化方面,中国在夏、商、周时期就出现了著名的青铜制造业。《左传》、《尚书》、《越绝书》等古籍中就记载着夏铸九鼎、夏启铸鼎和以铜作兵的传说,到商代后期与西周时,我国的青铜工艺已达到高峰阶段,制造的青铜器在世界青铜器中无与伦比。其次,商代已经出现了釉陶,是我国后来享誉世界的瓷器的前身。此外,商、周时期,中国的骨器、玉器、石器、漆器、皮革、纺织、建筑等业,也都有相当的发展。在非物质文化方面,夏代已经有历法或历书,如“夏历”、“夏小正”。商代历法更进步,已经有大、小月之分,而且有闰月的设置。商代甲骨文中保存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日食和月食的记录,并有火星、商星的记载。其次,商、周时期,我国已有甲骨文、金文这种相当成熟的文字。西周至春秋时期出现了我国第一部诗歌集《诗经》,只可惜其中有些内容后来被儒学化了。此外,商、周时期青铜器上的纹饰和成组的乐器,如编钟、编磬等,说明当时我国雕塑和音乐也有相当高的成就。战国时期,是个百家争鸣的年代,除儒家外,还有道家、墨家、法家、名家、兵家、阴阳家、杂家、纵横家、小说家等等。我认为,在这些家中,墨家的思想就比儒家的好。因为墨家讲兼爱、非攻、尚贤、节葬、节用、非命,这都是比较好的,墨家学说还对于先秦哲学、逻辑学、工程技术学有一定贡献。当然墨家也有些问题,但我觉得它的主流是好的。法家的君主专制思想当然应该批判,但它的代表人物荀况和韩非,在哲学思想上主张唯物主义,在政治思想上主张法治和“法后王”,这比主张唯心主义、人治和复古倒退的儒家是较胜一筹的。名家认为在名实关系中“实”是第一性的,名必须符实。这比儒家的“存名正实”的复古思想当然进步。同时,名家学说中还具有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这也是儒学望尘莫及的。兵家《孙子》一书,直到当代,不仅其中论点受到毛泽东高度赞扬(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说:“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而且全书在军事学、战略学方面仍具有国际影响。在文学艺术方面,出现了思想性艺术性都很高的、包括《离骚》在内的《楚辞》和大型壁画。在科技方面,出现了农学专著《后稷农书》,工艺专著《考工记》,天文学著作齐国甘德《天文星占》和魏国石申的《天文》。著名的《九章算术》也可能出在这个时期。医学方面除出现名医扁鹊外,已分成内、外、妇、儿等科,并发明了针灸、按摩等治疗法。我国最早医书《内经》大约也出现于此时。
  秦、汉以来,除儒学的发展演变以外,中国文化中当然还有许多优秀的东西。在物质文化方面,英国李约瑟教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已有详细记载,可供参考。在非物质文化方面,好东西也很多。比如文学,有汉赋、魏晋文章、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一直到近当代龚自珍、黄遵宪、王国维、鲁迅、毛泽东、柳亚子、陈寅恪、钱钟书、郭沫若、冰心、茅盾、老舍、巴金、沈从文、聂绀弩、赵朴初等人的诗、词、曲、小说、散文、杂文等,不胜枚举(当然,上面所列毛泽东及他以后诸人新中国成立后仍在创作,所以他们的著作既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比如艺术,中国的国画、书法、国乐、戏剧、曲艺、雕塑等,也都蔚然可观。文学艺术以外,其他非物质文化成果还很多,我所知有限,就不一一列举了。还应指出的是,由于历代的人祸天灾,特别是文字狱造成的失传了而需要我们去挖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亦为数甚巨。
  综上所说,足见除了儒学之外,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还是十分丰富的,只是我们研究、挖掘得还很不够。因此,我们没有必要担心否定儒学或儒学的糟粕部分(纲领性内容)便会否定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或民族文化)。儒学自西汉起统治中国两千年,乃是因为当时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和扩大其既得利益而极力保护和提倡它的缘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拙著《中国的儒学统治》,就是专门论述这个问题的。
  说到这里,另有一个问题也是我们必须严肃对待的。那就是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准确地估价我国的传统文化;既不能估价过低,使吾人妄自菲薄,不求进取;也不能估价过高,使吾人狂妄自大,故步自封。中国传统文化是有不少缺点的;它里面缺乏促进中国现代化、使中华民族稳固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两个重要因素“民主”与“科学”的种子,使中国在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和废除专制制度、发展人权的进程上步履维艰。中国从汉代到清代,变化不大,有一个西方作者R.H.托尼说,中国从前在用铁犁的时候,西方还只能用木犁,但当西方用钢犁的时候,中国还在用铁犁(见其著《中国的土地和劳动》,伦敦:乔治·艾伦和昂温公司,1937,第1页)。西方在十七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特别是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之后,进步非常迅速。我的一个学生叫韩铁,现在是南开大学教授,最近在《美国研究》(2005年第3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环境保护在美国法院所遭遇的挑战》,其中说到:美国的一部法律史就是掌握法定权利的对象以及这些对象所拥有的权利不断扩大的历史。比如说,美国的儿童、妇女、黑人、胎儿这些群体,原来都是没有权利的(美国的妇女在1920年以前还不能参加选举)。但随着社会的进步,现在这些群体都取得了法定的权利,而且这种权利还在不断地扩大,甚至于包括了像同性恋者。这是一个阶段。后来,除了人类的范畴以外,市政府、公民团体这些社会组织也不断地取得了法定权利。再后来,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自然界也不断地取得了法定的权利,有一个人写了一本书,提出树木应不应该有起诉权的问题,而且认为,如果人类对待树木太残酷的话,树木也应有起诉的权利。美国的社会是这样,你看我们的社会,到现在,公民的一些基本权利还没有可靠的保障哩?选当然,我不是说美国什么都好,我就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对小布什政府借反恐怖主义之名削弱美国人民自由民主权利很反感。

  因误读而虚构的派别之争

  
  ——《醒睡之间与古今之别》读后
  ? 单正平
  今年《书屋》第三期王学斌先生《醒睡之间与古今之别》一文,把何启、胡礼垣对曾纪泽《中国先睡后醒论》的批评,解读为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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