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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心爱的观念等等作了重新估价，有的甚至进行了批判。这对于一个不是随便去信、去爱的诚实的学者来说，当他发现自己多年所心爱的东西其实不是那么美好的时候，的确是痛苦的。在这些年里，元化先生的思想十分活跃，写了不少文章，内容包括对“五四”的反思、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对“文革”及其激进主义的批判、对改革开放的认识等。其中，最重要、也是最引起争议的是对“五四”的反思，其实他的这种反思一直延续至今。
一
元化先生当年在给顾准文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作序时，曾引用鲁迅称屈原的《离骚》：怼世俗之浑浊，颂己身之修能，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万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不敢言。鲁迅认为达到这种高超境界是基于思想的解放，摆脱了世俗的利害打算。元化先生说：“倘用他本人的话说，这就是：灵均将逝，脑海波起，茫洋在前，顾忌皆去。我想，本书作者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大概也是一样，对个人的浮沉荣辱已毫无牵挂，所以才超脱于地位、名誉、个人幸福之外，好像吐丝至死的蚕、燃烧成灰的烛一样，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与责任，义无反顾，至死方休。”〔2〕每读及此，便血脉贲张。这其实也是元化先生自身的绝佳写照。独立的人格精神，对人类文明的尊重和对真理的执著追求，正是元化先生反思的起点与归宿。他的反思的历程，也是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与责任。
何谓反思，在元化先生看来，就是要成为真正的启蒙者，“就要不怕把思想、哪怕是自己最心爱的观念，放在理性的法庭上加以审判，重新估量它的价值、判定它是否应该继续存在下去，这才叫反思”〔3〕。元化先生对反思的概念作界定时，就说过：“可以把反思说成是出于一种忧患意识，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对过去的信念加以反省，以寻求真知。这种反省之所以发生是鉴于自己曾经那么真诚相信的信念，在历史的实践中已露出明显的破绽。”〔4〕元化先生还指出：“只有经过正确的估价，我们才能从过去的文化资源中淘炼出最精粹的部分。这需要更理性更深入地去进行思考。”〔5〕元化先生的这番话，可以作为我们观照反思的意义的钥匙。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元化先生反思的重点，是对“五四”的再认识。这对从小就受“五四”精神之浸润的元化先生，是需要相当的勇气和智慧的。他指出：
今天仍需继承“五四”的启蒙任务，但是“五四”以来（不是“五四”时才有）的启蒙心态，却需要克服。我所说的启蒙心态是指对于人的力量和理性的能力的过分信赖。人的觉醒，人的尊严，人的力量，使人类走出了黑暗的中世纪。但是一旦人把自己的力量和理性的能力视为万能，以为可以无坚不摧，不会受到任何局限，而将它绝对化起来，那就会产生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我生于一九二零年，从小就受到了“五四”思潮的洗礼。我的科学信仰以及后来的政治信仰，使我亲身体验过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这和我所读过的那时被我奉为经典的书籍有关。它们使我相信人的知识可以达到全知全能，从而认定英国经验主义启蒙思想家是不能和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启蒙思想家相比的，因为前者往往是不可知论者，有着怀疑主义倾向。所以，休漠、洛克比不上卢梭，而在德国古典哲学家中间，康德又比不上黑格尔。因为前者多了一份怀疑，少了一份信念。这就是所谓偏识。〔6〕
之所以要对“五四”进行反思，因为在元化先生眼里，“‘五四’思潮遗留下来的不都是好的，有的是谬误，有的是真理中夹杂着谬误，还有的是走了样变了形的真理在影响，我们应该把它清理出来”〔7〕，以免真正的“五四”精神被形形色色的“五四”思潮所隐没。
在谈到当时反思的经历时，元化先生说：“我是先思考激进主义，才对‘五四’作再认识的反思的。所谓再认识就是根据近八十年来的经验教训对‘五四’进行理性的回顾。‘五四’有许多值得今天继续吸取的东西，也有一些不值得再吸取的东西。”〔8〕今天我们强调继承“五四”，这与反思“五四”是并行不悖的。继承“五四”，意味着继承“五四”的精髓。元化先生再三指出：“有人提出继承‘五四’，这自然是对的。可是他们把继承‘五四’解释为完全按照‘五四’一模一样走下去，而不许反思，不许扬弃“五四”的缺点和局限。我以为这种看法是不足为训的。”〔9〕
元化先生对“五四”进行反思，首先是对“五四”精神作出准确的评价，他认为“五四”精神体现于个性解放精神、人道精神、独立精神、自由精神，这些都是极为可贵的思想遗产，是我们应当坚守的文化信念〔10〕。
元化先生特别青睐“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认为这正是“五四”文化精神的核心所在。他说：
过去写“五四”思想史很少涉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句话是陈寅恪在王国维纪念碑铭中提出来的，很少被人注意，其实倒是表现“五四”文化精神的重要方面之一。王、陈等一向被视为旧营垒中人，被划在“五四”范围之外，我觉得这是一种偏颇。问题在于这句话是不是可以体现“五四”时期出现的一种具有时代特色的精神？它是不是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如果不斤斤于用文白之争来概括“五四”，那么它是否在以不同形式写作的人物身上都同样存在？近年来这句话渐渐获得了许多人的认同，比较容易被理解了。倘以“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这方面去衡量“五四”人物，那么褒贬的标准会有很大不同，一些被我们的教科书或思想史所赞扬的人物，将难以保持其荣誉和威名于不坠。自然一般所强调的民主与科学是重要的。但什么是民主和科学？那时只能说停滞在口号的层面上。这也是近八十年来民主和科学在中国一直不能实现的原因之一。此外，我认为“五四”时期提出的个性解放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中国传统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压抑个性。〔11〕
元化先生还曾阐发说：“多年来，我一直赞同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说法，并曾援用‘为学不作媚时语’这样的格言……‘五四’时代的思想大师，无不具此种精神。有的较多强调理性态度，有的则较多表现为启蒙思想，然而独立精神，则是他们那一代人所共有的精神气质……我认为在潮流面前，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而不能采取趋附时髦或随波逐流的态度。胡适曾说他不趋附时髦，也不躲避危险，这句话很值得借鉴。”〔12〕
由此可见，理性、平等和自由，则是“五四”所倡导的基本精神。但不可讳言的是，“五四”时期有不少在论争实践上，表现出非理性态度。正是看到了这一薄弱之处，元化先生“认为‘五四’时期胡适与李大钊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就体现了一种理性精神，这一点连海外一位对‘五四’持强烈批判态度的学者也是承认的。可惜这种精神后来丧失殆尽了。关于‘五四’的精神遗产，可以说我们今天研究得还很不够。说好者只说其好，说坏者只言其坏，这实际上重复了‘五四’时代绝对主义的偏向”〔13〕。
在强调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同时，元化先生又指明“五四”时期的思想成就主要在个性解放方面。他认为“五四”是一个“人的觉醒”的时代。长期以来，我国儒家传统轻视个性，这是一些遵从儒学传统的人（如杜亚泉、梁漱溟等）也承认的。自我意识从长期酣睡中醒来，开始萌发于清代中叶。当时可以龚自珍的诗文、曹雪芹的小说、邓石如的书法、郑板桥的绘画、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惠栋的《易微言》等为代表。但这些个性解放思潮的萌芽只是“五四”时期波澜壮阔的个性解放运动的微弱先声〔14〕。有鉴于此，元化先生郑重提出“五四”时期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是值得我们近代思想史大书特书的。
元化先生说过：过去“我对许多长期留传下来的既定观念的盲从盲信，这几乎是我们思想界许多人共有的现象。我们对待一些重大问题，往往未经自己独立思想的审核，就将那些留传下来的既定观念作为唯一的依据。它们盘踞在我们的心头，成为一条颠扑不破的思想‘底线’，这条思想‘底线’一旦受到冒犯，我们就会热血沸腾，义愤填膺，像保卫真理一样，去痛斥那些不再对它毕恭毕敬的人。过去我对‘五四’的态度就是如此”〔15〕。又说，“我们头脑中有很多既定观念，日积月累成为习惯力量。再估价就是重新认识这些既定观念，重新清理这些东西”〔16〕。元化先生登高一呼：
十七、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家都做过这样的理性批判，而不是把自己某些偏爱的思想和观念包藏起来，不准对它进行怀疑和思考。这样做的人，无论打着什么样的旗号，恕我直言，他只能成为一个非理性超批判的信仰主义者。我们这里这样的人不少，其中甚至有一位扬言，“五四”好就好在只凭激情，而没有学术思想。在这种风习下，这些人不愿对“五四”时代所提出的民主、科学之类的观点做较为认真的研究，也不愿对“五四”时代的尊法反儒思想进行批判，以致成为以信念代替思想的既定观念的维护人。实际上，“五四”时代重法批儒不仅偏激，也可说是错误的。儒家并不主张君主独裁即是一例。法家如韩非则明目张胆地揭櫫君主专制主义，他认为君主专断独行的权力是绝对的、不容触犯的。他曾把君主比喻成帽子，帽子虽敝坏，也必须戴在头上；把臣民比作鞋子，鞋子再美好，也必须踏在脚下。这和孔孟所提倡的君臣之道有很大的差别，可是“五四”不但不反法而且尊法。主张全盘继承“五四”的人，为什么在这个观点上闷声不响，连一点反应也没有呢？〔17〕
元化先生对长期以来有关“五四”的既有看法，重新进行了估价与澄清。其一，长期以来，人们用“德”、“赛”二先生来概括“五四”文化思潮，而元化先生则认为真正可以作为“五四”文化思潮主流的，是不是民主与科学，还值得探讨。当时这两个概念是被提出来了，并得到了相当普遍的认同，但对它并没有较深入的认识，在理解上是十分肤浅的，民主仅仅停留在口号上，而科学则是科学主义。就以民主来说，关于民主学说的源流，它在近代西方所形成的不同流派，我国开始接受外来民主学说的历程及其存在的问题等等，我们都缺乏切实的研究。
其二，元化先生认为，不应因袭过去陈说，将“五四”时期的文化简单看作是“文白之争”或“新旧之争”（尽管它具有这种性质），因为这两个概念不能完整地规范“五四”时期文化的整体，它具有更深远更广阔的内容。元化先生再三强调，近年来受到学术界重视的“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精神”，是“五四”文化思潮的一个重要特征。如果从这方面去衡量“五四”时代的学人，过去惯用的文白界限和新旧界限就很不适用了。因为倡导白话从事新文化运动的人，并不都能体现上述这一特点，有的甚至很不符合这一要求。而那些用文言写作的，也有人吸收了外来的自由思想，坚持学术的独立地位〔18〕。
其三，元化先生认为，“五四”并没有提出“反封建”的口号。事实上“五四”时期只提出了反对旧传统、旧礼教、旧道德、旧文化。把“五四”新文学定为反帝反封建的是毛泽东，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称“五四”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元化先生通过考辨指出，把当时只有反旧传统、旧礼教、旧道德、旧文化等等说法的“五四”规定为反封建是后来的事，但今天许多文章把反封建说成是“五四”时代就已经提出过的口号了〔19〕。
其四，元化先生认为，“五四”反儒不反法。这是一个至今还很难解释的问题：为什么“五四”时期的一些代表人物多半激烈地反儒，而不反法。实际上儒家还有着民本主义思想和诛独夫的革命思想，可是法家却站在君主本位立场上，实行彻底的专制主义。“五四”时期反对旧道德旧伦理，而作为封建伦理观念集中表现的三纲，是法家最早提出来的。元化先生指出：“‘五四’时期反儒，认为封建王朝是利用儒家来统治人民的，所以竭力攻击儒家。可是他们没有看到历代统治者所行的杂王霸政治乃是外儒而内法，儒不过是用来掩盖实际所行的法家残酷之术。但‘五四’时代不但不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