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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学术的这种自由独立气息也造成了文艺创作的繁荣，为青年学生创作提供了良好的空间。1929年，清华大学中文系提出：“对于中国文学的将来，只能多多供给他些新营养，新材料，新刺激，让他与外国文学自由接触，自由融合，自由吸收。……想把中外文学打成一片，让他们起点化合作用，好产生新花样来。”〔14〕这样一种文艺思想结出了累累硕果，就拿清华1929级学生（所谓清华第四期文人）来说吧，时为清华人的毕树棠曾经这样评论道：“罗凯岚湘人，天才极高，观察敏捷，性极忠厚，专攻小说，所读新旧说部很多，而文格则私淑鲁迅。以其家乡东镇为背景，写出很多深刻动人的故事，已出版者有《招姐》、《六月里的杜鹃》诸短篇小说集，后又受陈铨著《天问》之激励，作了一部长篇小说名《苦果》，写革命时期中湘省一段传奇，而较《天问》更细密、深刻有力。……罗念生是诗人，富浪漫情感与纯洁思想，所作文字，虽不尽为诗，然皆隽永而富情趣，创作尚无单本行世。水天同是一‘潇洒式之书生’，才情极恣肆而豪壮，在校时曾戏作《圣人游地狱记》，载于《清华周刊》，轰动一时，虽是滑稽笔墨，不免有酷刻之处，然可知其对旧小说之神味，所得极深，西文造就亦颇有素。……龙冠海是海南人，地方景色颇多特点，所作诗文皆有高壮之气，著有诗集《生命之歌》，另有一书札体小说，均未印行。张荫麟是一典型‘学院式文人’，专事考证及整理之工作，涉猎极广，不尽在文学，而其《纳兰性德评传》及《纪念王静安先生》等论文，皆文艺与思想上极重要之作。柳无忌是清华的‘特别生’而后出洋的，其父为南社诗人柳亚子，家学本有渊源，人颇静默婉雅，无华门公子习气。在校时即整理诗僧苏曼殊之著作与事迹。柳努力为之搜集考证，极穷山尽水之能力。所印行《苏曼殊全集与年谱》等书，均不朽之成绩也。”〔15〕
台湾学者苏云峰在其著《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中曾就梅贻琦的办学思想专门指出：“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常被时人所诟病。梅氏认为自由主义（Liberalism）与放荡主义（Libertinism）不同，与个人主义，或乐利的个人主义，亦截然不同。弊病在假自由之名而行放荡之实。梅氏认为，大学应致力于知、情、志之陶冶，知有博约之原则，情有裁节之原则，志有持养之原则，秉此三者才能在学术自由的环境中，‘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但百家争鸣的结果，难免有超越现实，与互相攻击现象，如北大新旧之争，和当时之左右冲突。对此，梅氏一若蔡元培，秉持‘兼容并包之态度，以恪尽学术自由之使命’。”〔16〕正是这样一种自由主义式的办学理念和身体力行的办学实践，促进了清华大学良好学术气象的铸造和浓郁文艺气氛的养成，从而为清华大学在二十世纪中国二三十年代的群星璀璨名家辈出奠定了坚硬而明朗的基础。
注释：
〔1〕〔2〕〔5〕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1、103、98页。
〔3〕〔13〕蒋廷黻：《我在清华大学时期——蒋廷黻口述回忆录之九》，《传记文学》第三十一卷第四期。
〔4〕〔9〕（德）韦伯：《韦伯作品集·学术与政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5、182～183页。
〔6〕桑兵：《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
〔7〕（美）魏定熙：《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文化（1898～1920）》，金安平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8页。
〔8〕王汎森曾专门撰文探讨陈寅恪对学术自主和自由的坚守，这种学术精神对清华学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参见其著：《“主义崇拜”与近代中国学术社会的命运——以陈寅恪为中心的考察》，收入其著作《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3年。
〔10〕胡适：《回顾与反省》，转引自钱理群：《想起七十六年前的纪念》，见林大中编：《九十年代文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77页。
〔11〕萧公权：《清华五年——问学谏往录之九》，《传记文学》第十七卷第四期。
〔12〕顾毓琇：《学术与救国》，《独立评论》第一三四号。
〔14〕《清华校刊·中国文学系消息》，转引自张洁宇：《三十年代北平现代主义诗坛的集聚》，《新文学史料》2000年第4期。
〔15〕黄延复：《二三十年代清华校园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96～397页。
〔16〕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28～1937）》，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8页。
学者为人
学 者 为 人
？ 王 昊
《雷海宗之死》在今年《读书》第一期发表后，一位网友对文章提出了尖锐批评，指出“须知大学者之为大学者，其学术进路与为人之道是相通的，他的学术特色就是他做人的性格”，“作者对于中国知识分子，不懂，很难体谅中国知识分子那种既心雄天下又澹泊人生的态度。而雷海宗，不是傅雷那样的硬，也不是老舍那样的刚，他不可能成为一个悲剧式的‘文化英雄’，很大程度上，他的悲剧是时代造成的，而不是他的个性”。不能否认，每个大学者的学术进路与其为人之道或有相通，但一个人学问的深浅未必会与懂得做人道理的多少成正比。而我对所谓的中国知识分子“既心雄天下又澹泊人生”的情怀基本上不认同，既然已具“心雄天下”之志，那又如何能同时兼具“澹泊人生”的心态。在我看来，在中国但凡可以称得上知识分子的人，大都怀有“用世”之心，即便在“心雄天下”不易实现的时候，也会努力让自己的人生多活出些色彩。“心雄天下”和“澹泊人生”本来是两种人生态度，一个人恐怕不能同时兼备，即便出现可能，那么这两种人生态度估计呈现的是一种此消彼长的状态，它们之间的相互转换大概也是在其从庙堂退居江湖以后发生的。而且这两种人生观对于知识分子来讲都偏重于理想化，毕竟大多数学人身上所具有的世俗色彩重于理想色彩。
说到学者的为人处世，尤其是大学者有时会不同于市井中人，那是因为他们为人和处世的方式、态度可能会围绕着自己或他人的学术行为而发生变化。从理想化的高度看，学者的为学与为人应该是统一的，然而所谓的“为学与为人相统一”其实就是老百姓常说的“做人与做事要一致”，道理是一样的，因为学者要做的事情不就是学术么。但在现实世界里，从古至今，知识分子之间因学术问题而生的龃龉，甚至是蝇营狗苟之事并不少见。若以大学者的“学术特色就是他做人的性格”论之，虽是有一定的道理，但也难免存在失之武断之嫌。读到那段关于《雷海宗之死》的批评文字的时候，刚好读完李卉、陈星灿编辑的《传薪有斯人——李济、凌纯声、高去寻、夏鼐与张光直通信集》。对其中李济函张光直的一段文字颇感“共鸣”，李济称“我不太理解你对夏鼐文章的评论！我不懂你这样的话：‘夏是当代的圣人。’我很难找到任何一段话、一句话的内容或这篇科学报告的风格和作者人格的丝毫关联。就写作而言，一位圣人也可能会写得和罪犯一样坏，或者一样好。我希望你能在下一封信里花点时间把上面那句话解释清楚”。尽管在这部集子中未能收录张光直的回信，但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想必师生间是有过一番书信往来的。个人虽对“文如其人”、“读其文，想见其为人”之类的说法也不是完全认同，但却承认诸如书信和日记一类的文字有“知人”之处，毕竟，透过这些文字还是能读出一些学者真实的性情。读学术通信虽略感有些枯燥，但将文本细细阅过一通后，也会得到有意思的收获。《传薪有斯人》将两代五位学人各自的为人为学不同侧面比较真实的反映了出来，使人由此而感受到这四老一少两代学人间如父子、如兄弟的脉脉亲情，师弟子间不带功利色彩的师生情谊。李、凌等老一辈学者之于如张光直一辈的年轻学者，所给予的不仅仅是学术上的指导与教诲，同时他们也近乎一致地流露出对晚辈们情深意厚的长辈之爱，所谓“传薪有斯人”竟如此真切地表达出前辈学者对后辈学人所寄托的殷切希冀之意。
李济所函张光直信件的内容除了论学之外，笔下流露最多的便是对时在美国求学的张氏的殷盼之语，他强烈地希望其能早日学成归来。1956年5月一函有言，“高晓梅先生告诉我说：你有意到史语所，我听了很感安慰，这一机构是值得维持下去，但能否？却要靠你们这一辈子？眼人？演了？我希望能约几位志同道合的青年学者回来。美国虽好，不是青年人久恋之乡。奉赠此语请牢记”。一年后的5月，眼见史语所人才缺失严重，李济内心焦灼万分，再次致函张光直，“南港的人要走了半空了”，“我很恳切地希望你明年暑假能回台湾来加入史语所；若能跟Movius跑一次法国，就从法国直接回来。现在的南港，是很可爱的一个读书环境”，“我希望你明年暑假能回来。不要再留恋美国，美国自然是可留恋的，但做学问是要自己开辟一个境界的。跟老师只能学方法找门径，此外都要靠自己努力”。求贤若渴的李济为将“傅孟真先生卅年前所燃起的这一把新史学的圣火负责传递下去”，一再恳请张光直留心联络在美修习文史语言、考古及人类学而且是“愿意真心做点学问”的有志学成归来者，以便日后延聘。李济信中文字不时也会流露出暮年心态，令人略微感到一丝悲凉。他自称“替各处服务的机会将更有限了”，所以最亲切的希望则是，要帮助“年轻力壮又有做学问志趣”的青年接续起前辈学人传下来的薪火。作为李济寄望最深的青年学者，张光直也受到凌纯声等老辈学人的格外青睐，并被凌引为“第一个知己”。凌本人亦多次向张光直剖陈心迹，“我们做的是创导的工作（Pioneer
work），你能发扬光大，幸如何之！我希望青出于蓝，学生的成就大于先生，中国的学术，才能有进步”。不惟对张，对于其他青年学人，凌纯声也同样寄予厚爱，给予热切的关照。每有青年学人获放洋进修机会，他便倾力援助，“我从远处着想，为青年的前途，当然要助其出国”；“（任）先民同学本年度未曾申请奖学金，他四年来由于实地工作，近来学问进步甚快……民族所开时仅（李）亦园、李卉、先民三人，同心协力，打下基础，三位开所元勋，二李均已出国，希望先民亦能来美深造，此乃纯之一大心愿，请你们多多帮忙”。凌先生不遗余力地鼎助青年学者赴美深造，其实本意是要为中国学术培养来者而添一份微薄之力。他对当时中国学术的前景亦有所深忧，“纯年已六十，虽常在病中，只得勉力维持，希将这一担子，早日交与你们下一辈的青年人”。李、凌等人片函内的文字虽短，却寄托了他们对中国未来学术的深长忧思。
然而，一部通信集并不只反映出新老学者间的纯正情谊和老辈学人的风范，一些信函还透露了发生在老辈学者间些许不睦的实情。老辈学者因了某些学术行为而产生的矛盾以致冷面相向，在为人与处世上表现得少了些雅量与公正，而多了些对个人得失的计较和争执。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高去寻写给张光直的一些信函，对此类事情多有所反映。他述说了凌纯声、芮逸夫、李济间发生的一些摩擦和不快，这些史实为后人了解“大学者”的为人之道提供了一个小小的观察“窗口”。而至七十年代初期，学界气象虽渐趋繁荣，学风却似不比往昔。1970年，时任台湾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所长的凌纯声面对繁琐的行政事务颇感疲惫，而令其更为不快的是，还不时受到学术同人的无端指摘，“升等问题，某君太太几闹出人命；丘其谦在美进修，依例不能升等，来信大骂，并侮辱我的人格”。只短短十数年，台湾学界中种种不良现象日趋暴露于阳光之下，一些学人赤裸裸的世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