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凌、残害她的人，尤其恨始乱终弃的聂赫留道夫，她怒斥聂赫留道夫：“我是苦役犯，你是公爵，你用不着到这儿来”，“你想用我来拯救自己……你这一辈子拿我取乐还不算，还想在阴间里用我来拯救自己！我讨厌你，讨厌你那副眼镜，讨厌你那张肮脏的胖脸！你走开，走开！”
她把八年来积压在心里的仇恨都发泄了出来，这种愤怒的爆发，意味着她的那种已经固定下来的对人和生活的认识已经被打破，对于聂赫留道夫的建议的强烈反感，是她精神世界发生变化的第一个征兆。她回到牢房里，躺在床上，眼睛看着墙角，一直到晚上，内心痛苦已极。“聂赫留道夫对她说的那些话，把她引到她在其中受过苦的那个世界里去了，而在当时她是在还没有了解那个世界和恨透了它的情况下从那里走出来的。现在，她不能再象过去那样忘掉一切，浑浑噩噩地生活下去，可是带着对于往事的清楚记忆去生活，又未免太痛苦。因此，晚上她又买了酒，跟同伴们痛饮起来。”
由于克服了内心的惰性和精神麻痹状态，玛斯洛娃十分熟悉的极其痛苦的感情马上就迸发出来，虽然她和从前一样，力图把这种感情压下去，可是这种感情重新涌现之后却唤醒了她的思想和美好的愿望。与聂赫留道夫不同，玛斯洛娃的“复活”主要不是通过认识恶的危害性，而是通过认识善的可能性来实现的。从前，恶摧残了她，降低了她身上的人的价值，这时，由于恢复了她心里从前曾经存在过的信心，由于她重新相信世界上还存在着不是建立在欺骗基础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她就逐渐挺直了腰杆，心里出现了真正人的感情。不管玛斯洛娃开始时对待已经悔过了聂赫留道夫如何充满敌意，但是聂赫留道夫孜孜不倦地为她的冤案奔走，终于感动了她。她宽恕了他，并重新爱上了他。为了他，玛斯洛娃戒烟忌酒，不再对男人卖弄风情；聂赫留道夫要她去医院，她就去；她做着一切让聂赫留道夫感到高兴和愉快的事情，她觉得幸福。
聂赫留道夫第三次探望玛斯洛娃时，带来了一张昔日的合家照片，照片上是他已故的姑母、大学时代的他和美丽的卡秋莎。玛斯洛娃用斜睨的目光看了他一眼。当她听说聂赫留道夫要到彼得堡去为她的案子申诉时，她仍旧回答说：“现在，撤销也好，不撤销也好，在我都是一样了。”但她的目光表明了她感情的变化，她又爱上了他，而且爱得那么深。这一天，只要她一个人在时，她就几次拿出照片，欣赏地看一眼。
玛斯洛娃宽恕并重新爱上了聂赫留道夫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由于生活环境和视野的限制，玛斯洛娃来不及，也不可能思考更为深刻的生活真理。如果她只面对聂赫留道夫一个人，她的心目中只有对聂赫留道夫的爱，那么她将会遇到安娜·卡列尼娜那样的悲剧下场。虽然聂赫留道夫把她从浑沌中唤醒过来，但聂赫留道夫对她只有抽象的道义感，这种感情是难以持久的，迟早会枯萎的。
玛斯洛娃真正的精神复活是在流放西伯利亚途中和政治犯接近开始的，她接近的是玛丽亚·巴甫洛夫娜那种类型的革命者，她称这些人是“优秀的人们”，政治犯中的某些人给了她“决定性的、最良好的影响”，“她很容易的、一点不费力的了解了指导那些人的行为的动机……他们当中有些人原是属于特权阶层的，却为了平民而牺牲他们的特权，他们的自由，甚至他们的生命。这就使得她特别看重他们，佩服他们。”
玛斯洛娃和这些新伙伴的接触给她的生活带来了新的内容，她看到了一个新的天地，这里的人们是平等的，人与人的关系是同志式的，互相尊重的，她逐渐认识到了做人的尊严，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个性。她主动地为政治犯们料理家务，她在政治犯中受到了人们的尊重，政治犯玛丽亚·巴甫洛夫娜评价她说：“尽管她的过去是那样，她却是一个最有道德的人……而且她有那么优美的感情。”政治犯西蒙松则认为她“具有特别高尚的道德品质”。
玛斯洛娃逐渐有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在一次政治犯谈论对待人民的态度时，她说出了“我觉得老百姓是受着欺侮的。”她明白了个人的命运是全体受屈辱的人民命运的一部分，只有跟大家一起努力才能摆脱受欺侮的地位，这样，社会问题和个人命运融为一体了。
玛斯洛娃最终拒绝了聂赫留道夫的结婚建议，这时的想法似乎跟过去没有两样：宽恕他，爱他，但又害怕同他结合会破坏他的生活。然而从玛斯洛娃的内心来看，她的思想、感情，甚至人格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玛斯洛娃逐渐明白了她和聂赫留道夫之间要恢复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爱情已不再可能，哪怕他们过去有过纯洁而美好的初恋，她遭受背弃与凌辱的岁月，可以说已经成为了过去。但是，十年的污秽、屈辱和辛酸在玛斯洛娃心中留下的阴影不是人力所能消除的，只有在与革命者的接近中才能使她这颗凄凉而寂寞的心灵得到慰藉。革命者身上一股亲切吸引力，而聂赫留道夫身上却没有。革命者西蒙松向她表示了爱情，她发现这爱情跟聂赫留道夫的有区别：前者是因为同情她而爱她，而后者，说是为了忏悔，为了请求宽恕，所以玛斯洛娃拒绝了聂赫留道夫，而和政治犯西蒙松结合了。
玛斯洛娃的精神复活了，她大步向革命者的流放队伍走去，消失在灰蒙蒙的人流之中。
贯穿《复活》的女主人公卡秋莎·玛斯洛娃是最动人的形象，她这样身世凄凉的妇女在旧社会是很典型的，她的遭遇永远使人心酸，沙皇的专制制度给人民带来了多少灾难、多少不幸！托尔斯泰不仅通过她的遭遇控诉了整个社会制度，而且通过这一形象，讴歌了人民的高尚道德和无私精神，特别在小说的第三部分写出了这个来自社会底层的妇女的新生，在一定程度上历史地反映了被压迫人民的觉醒，同时证实了托尔斯泰晚年创作中民主性和人民性倾向的深刻发展，从《哥萨克》的玛丽雅娜到《复活》的玛斯洛娃，作家在思想探索和艺术创作上迈出了何等艰苦的、意义重大的一步！
聂赫留道夫是小说中的男主公，是一个由堕落走向“复活”的贵族探索者的形象。
大学时代的聂赫留道夫，是一个纯洁、高尚、富于理想的贵族青年，十九岁那年第一次去姑母的庄园消夏，感到有一种非常兴奋的心情，当时他正被斯宾塞的学说所吸引，他决定“不再享有土地所有权”，他写的论文就是用的这个题目。在这里，他认识了姑母家“半是养女，半是婢女”的卡秋莎·玛斯洛娃，两人一见钟情，产生了真挚的爱情。
可是三年之后，当他再次与玛斯洛娃相见时，他已经在彼得堡上流社会腐败生活的熏陶下，精神面貌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变成了一个堕落的花花公子，一个彻底的利己主义者。他践踏了纯洁的爱情，诱奸了玛斯洛娃，事后丢给她一百个卢布一走了之，并以“大家素来都是这样的”安慰自己，心安理得地走向更加腐化堕落的生活。
八年以后，聂赫留道夫以地方法院陪审员的身份参加了几个刑事案件的处理，没想到第一个案子的被告竟是八年前被他诱奸后抛弃了的玛斯洛娃。玛斯洛娃的不幸遭遇震动了他的灵魂，他意识到自己正是酿成玛斯洛娃悲剧的第一个罪人，开始，他只是希望审判尽快结束，以便摆脱这种负罪感的压迫，他害怕被玛斯洛娃认出来，弄得当众出丑。可是，当他目睹了法庭审判的全过程，看到无罪的玛斯洛娃被冷酷而又不负责任的法官们草草判处了四年苦役，特别是看到玛斯洛娃堕落后染上的种种恶习以后，他才进一步认识到自己罪孽的深重。
回到家里，聂赫留道夫进行了“灵魂的扫除”，他感到不仅自己诱奸玛斯洛娃的行径是下流可耻的，就是自己的贵公子生活也是可耻的。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他产生了要摆脱生活中的那种虚伪和卑劣行为的强烈愿望，不做侮辱和欺凌他人的参与者，决定抛弃自己过去的一切，过一种全新的生活。为了向玛斯洛娃赎罪，他为她的案子奔走上诉，并提出同她结婚。上诉失败以后，他放弃了贵族特权，把土地分给了农民，随同玛斯洛娃一起到西伯利亚流放地去。
聂赫留道夫的变化是以日益脱离上流贵族社会的观点及它的生活方式为标志的，正义感的产生使得他能够看到他从前完全不感兴趣的东西，同时，暴露出来的现实生活的真实面目加强了他的批判态度，使他越来越不赞成现存的社会制度。在为玛斯洛娃的案子上下奔走和一起去流放地的过程中，他广泛地接触了沙皇专制制度下的俄国社会，接触到了社会上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人物，耳闻目睹了贵族统治阶级的荒淫暴虐，国家机关的腐败残忍，大小官吏的巧取豪夺，广大人民的贫困潦倒，以及地主土地占有制的不合理。触目惊心的社会现实使聂赫留道夫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从意识到自己对玛斯洛娃犯了罪进而意识到自己所属的那个阶级对人民犯了罪，从看到自己生活的丑恶进而看清了整个贵族了阶级的腐败，从而由一个堕落的贵族转变成为一个忏悔者、一个贵族阶级罪恶的揭发者。他认识到，沙皇俄国的法律只不过是用来维护贵族统治的一种工具，各级官吏无非是一些凶残的刽子手和只知道从国库捞钱的蠹虫，政府各部门，各委员会和各司局都在进行着“吃人”的勾当，农民贫困的原因是地主夺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官办教会打着基督的旗号所做的一切，恰好是对基督的莫大讽刺。
聂赫留道夫苦苦地思索着怎样消灭这些可怕的罪恶，但始终没有结果。小说的结尾，玛斯洛娃被他的真诚赎罪所感动，又重新爱上了他，但为了不妨碍他的生活，拒绝了同他结婚，这时候，他忽然从《福音书》中领悟到了消除社会罪恶的方法，就是“永远宽恕一切人，要宽恕无数次”，人与人之间要“相怜相爱”，“在上帝面前永远承认自己有罪”，这样，“不但……所有那些暴力会自动消灭，而且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幸福，人间的天堂，也可以实现。”
实践本应使聂赫留道夫得出革命的结论，而作家却把他变成了宣扬道德自我完善和不以暴力抗恶的传声筒。托尔斯泰在半个多世纪的文学生涯中创造了一系列贵族探索者的形象，这些形象都具有一定的自传性质，反映了作家一生中不同的探索过程。《复活》中聂赫留道夫是托尔斯泰笔下一系列贵族探索者形象的最后一个，是他一生探索的艺术总结，深刻地反映了他由贵族立场转变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后世界观的矛盾。一方面，他通过这一形象，深刻地批判了沙皇专制制度，对当时的政治、宗教、司法、土地等制度作出一否定的结论；另一方面，又通过这一形象宣场了“不以暴力抗恶”、“道德上的自我完善”等托尔斯泰主义的错误思想。
托尔斯泰是卓越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他特别擅长细致地刻划人物的内心世界。把人物的思想感情、心灵深处的复杂变化，通过他那严谨的笔触、精细入微的分析袒露在读者面前。在进行心理分析的时候，托尔斯泰以前的作家有的热衷于刻画人物性格，有的善于描写社会关系与生活冲突对性格的影响，有的作家乐于说明感情与行动的联系，有的作家则精于剖析各种激情，在托尔斯泰的心理艺术中可以找到所有这些方面的描写，但他却纯熟地融合了前人的经验，表现出独辟蹊径、别开生面的特色。
早在作家刚刚迈入文学界的时候，俄国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就指出：“托尔斯泰伯爵最感兴趣的是心理过程本身，它的形式，它的规律。用特定的术语来说，就是心灵的辩证法。”托尔斯泰的“心灵辩证法”，就是对人物内心生活的深刻揭示，对心灵中“善”与“恶”的冲突的揭承，由此来完善艺术形象，推动人物的思想发展，达到完美的艺术境界。他在《艺术论》中说：“艺术的主要目的就在于表现和揭示人的灵魂的真实，揭露用平凡的语言所不能说出的人心的秘密。”纵观他的创作无一不体现着这一原则，晚年的代表作《复活》更是如此。
在《复活》中，“法庭”一场是全书的开端，它集中地反映了作家心理描写的独特风格。法庭上的聂赫留道夫身为陪审员，是玛斯洛娃的审判者，但实际上接受审判的正是他自己：他在经受良心和道义的审判，这比那“庄严、神圣”的法律形式更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