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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普通官吏，这种人成千上万，他度过“最普通最平凡的”一生，成千上万的人过的也是这种生活，他们互相欺骗，尔虞我诈，甚至在同事和朋友病入膏盲、危在旦夕的时候，考虑的是他的死亡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伊凡·伊里奇感到非常孤单、倒不是因为死，而是因为更清楚地看到了周围一切是那样的虚伪，毫无人性。
伊凡·伊里奇生来“聪明、活泼、令人喜爱……”但是当陷入徒负虚名、金钱支配一切的生活环境，逐渐形成“轻松、愉快和体面生活”这一人生哲学的时候，他就失去人性，迷失了方向，忘记了人生“为上帝”的目的。为了“轻松、愉快和体面地生活”，伊凡·伊里奇忠心耿耿地为沙皇专制制度效劳，不允许任何其他事情打乱“公务”的“正常秩序”。“职务是他生活的全部乐趣，这种乐趣把他吞没了。”“伊凡·伊里奇很快就掌握了摆脱一切与自己职务无关的事情的作法……”《伊凡·伊里奇之死》揭示了“最平凡”现象中“最可怕的”情景，暴露了“轻松、愉快和体面地生活”的自私自利的本质。
《疯人札记》开始创作于1884年，这是托尔斯泰世界观发生激变后逐步将其学说付诸实现的时期。1882年12月和1883年9月托尔斯泰先后辞退了县首席贵族和陪审员等职务。与此同时，他与家庭，主要是与妻子的矛盾日趋尖锐。他感到，在这座“由疯人管理的疯人院里”，只有他一个人不是疯子，他想与环境一刀两断，与表面上看来“轻松、愉快和体面地生活”彻底决裂，因此，从艺术构思和创作思想上看，《疯人札记》具有自传体的特点。
《老板和工人》描写了地主布列洪诺夫的虚伪，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不择手段，对善良、诚实、温顺的仆人尼吉塔进行了残暴的掠夺和无耻的欺骗。“我跟别人不一样：你等着吧，不是解雇，就是罚款。咱们是以诚相待，互相尊敬。你给我干活，我也不亏待你。”作家无情地撕下了布列洪诺夫这种“以诚相待”的假面具：他“付给尼吉塔的不是他应得的八十卢布，而是四十卢布。就是这四十卢布也不是一次算清的，而是化整为零，大部分则用店铺价格昂贵的商品付出，很少见到现金。”
在撕下布列汉诺夫虚伪面具的同时，作家以极大的同情描写了佣人尼吉塔，他“勤劳能干，敏捷有力”，具有“善良、使人愉快的性格”，但他也深深地感到处处都在欺骗他；他同样清楚地知道，在布列洪诺夫的世界里根本不存在不欺骗人的地方，所以他只好“在没有另一种地方的情况下活着，给什么要什么。”
《棍君尼古拉》和《舞会之后》揭露军队中鲜血淋淋的专制暴行，对受鞭打的士兵倾注了无限的同情。戏剧《教育的果实》以贵族和农民的不同生沽方式为冲突的基础，讽刺前者的游手好闲和精神空虚，表达了后者因缺乏土地而产生的强烈愤慨。作品中的农民聪明能干，而贵族地主却愚昧无知，成了滑稽可笑的小丑，两者相互对照，一褒一贬，大大提高了农民在艺术作品中的地位。
托尔斯泰“最清醒的现实主义”不仅表现在猛烈抨击沙皇专制的一切旧基础，无情揭露资本主义的罪恶，同时也表现在他对丰富的精神探索，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卡萨茨基伯爵 （《谢尔盖神父》）渴望过一种道德高尚的生活，但在俄国社会，到处都是沽名钓誉，阿谀奉承，一切都笼罩着虚伪、残暴的乌烟瘴气。卡萨茨基离开了这个社会，渴望找一块安静的地方，远离人烟，深居简出，过几天精神的生活，但是无论在神圣的教堂，还是在人烟稀少的荒漠，到处都是欺骗的诱惑，伯爵走投无路，最终在普通劳动人民那里，在一个名叫帕申卡的女音乐教师那里找到了“真正的幽居”。
托尔斯泰的晚年小说不仅涉及到地主资产阶级社会的制度问题，同时还提出了有关这个社会的道德基础的问题：家庭、婚姻和爱情。《克莱采奏鸣曲》是一部真诚而震慑人心的忏悔录，它讲述了以性欲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爱情和由于争风吃醋丈夫杀死妻子的情景。事件的参与者——波兹内舍夫是故事的叙述者，他讲述了自己的夫妻生活，同时阐明他对各种问题的观点。通过主人公的口，托尔斯泰愤怒地抨击了老爷们荒淫无耻的生活，无情地揭露了资产阶级的婚姻，称它是“欺骗”，认为“整个……上层阶级的淫荡生活就是一座妓院”，毫无道德基础的“爱情”只会给人们带来深重的灾难。
从1896年到1904年，托尔斯泰在查阅大量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十易其稿，写出了他的最后一部杰作——中篇小说《哈泽穆拉特》。作家通过历史人物哈泽穆拉特的个人悲剧，对沙俄政府的侵略扩张政策，乃至整个沙皇专制制度作了有力的鞭挞。
十九世纪中叶，高加索面临着沙俄并吞的危险，各族山民不仅身受当地贵族的压迫，而且还遭到与这些贵族沆瀣一气的沙俄军队的侵扰。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情况下，伊斯兰教缪里德教派在山区活跃起来，他们鼓吹对“异教徒”（即俄国殖民者）发动“圣战”，并且要严惩“叛教”的封建主，这些口号虽然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但反映了广大山民反封建反殖民主义的愿望，所以得到人们的拥护。沙米里继任教主以后，山区的武装斗争掀起了新的高潮。1845年，起义部队在达尔岗一战中将沙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沙俄军队伤亡三万余人。山民如火如荼的起义斗争使得沙皇政府穷于应付，为了扭转战局，沙俄军队一面在部族之间挑拨离间，一面派遣重兵，步步进逼，烧杀掳掠，企图将山民困死。
在山民与沙俄军队斗争的生死关头，哈泽穆拉特却处于一种矛盾状态，一方面他是一个勇敢的山民，热爱自己的家乡和同胞，所以他勇敢地参加反抗沙俄侵略的“圣战”，建立了赫赫战功，成为沙米里手下的一员大将和州长。另一方面，他是山民中的上层人物，同当时的封建主有亲戚关系，当缪里德派镇压了亲俄的贵族，后来又把他的哥哥也杀死了，他便与沙米里结下了血仇，最后作出认敌为友的错误举动。1851年底，哈泽穆拉特带着几个随从投奔了俄国人，可是不到半年时间，他又从沙俄当局的监护下出逃，结果遭到了沙俄军队的包围，面对数量众多的追兵，他拒不投降，顽强抵抗，直到战死。为了杀一儆百，沙俄当局还把哈泽穆拉特的尸体砍头示众。
托尔斯泰历来是不主张以革命手段来改造社会的，主张“不以暴力抗恶”，但是，现实的阶级斗争证明，他的这一套说教根本行不通。尤其是1905年革命运动蓬勃兴起的时候，当沙俄军警不分青红皂白枪杀手无寸铁的工人时，托尔斯泰再也无法在镇压和反抗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暴力之间划等号了。他不得不承认：“革命者的暴力和政府的暴力不一样……政府的暴力同窃贼的暴力是一回事，革命者的暴力则是另一回事。”这种思想倾向在他二十世纪初的文学创作中也有所反映。在《哈泽穆拉特》这篇小说中，作家塑造了哈泽穆拉特这样一个充满反抗精神的艺术形象，热情地歌颂了主人公那种惊人的毅力和顽强不屈的精神。作家在小说中还明确指出，山民的反抗是对侵略者烧杀掳掠暴行的必然回答。
托尔斯泰晚年的文艺思想中尽管有宗教思想的消极成分，在阶级社会中也不可能有所谓的全民艺术，在对待现实的态度方面，他主张“勿以暴力抗恶”，但就其整个创作而言，主要的是揭露、批判，即“抗恶”。他鄙视为富人服务的艺术，提倡艺术为广大群众服务，这都是难能可贵的。他的文艺思想对俄国文学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功绩是不朽的。
离家出走
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发生了激变，抛弃了上层贵族的一切传统的观念。当时，他已看到了在富人的奢侈和穷人的贫困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他清楚地懂得统治阶级的全部虚伪和不义，也懂得了劳动人民的精神美德。人们认为富裕的财产和享乐的生活是光荣，是幸福，他却感到自己富裕的贵族家庭生活是一种罪过，是耻辱，决心要抛弃它，因此产生了离家出走的念头。
然而，托尔斯泰长期处在徘徊动摇之中，他毕竟与自己阶级的习惯和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爱自己的家庭、妻子和孩子，不想让他们陷入困窘的境地。但是，他在自己家里生活得时间越长，他的精神就越烦闷，周围的气氛也越使他无法忍受。他的夫人索菲娅的父亲是宫廷御医，她从小就跟着父亲出入宫廷，上层贵族阶级的生活习惯较深，未能摆脱世俗偏见，于是在如何对待财产和享乐生活等问题上，家庭矛盾就开始发生了。
1885年，托尔斯泰在给索菲娅的信中说：“当我发生精神激变的时候，你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意义的重要性……只是附和一般的见解，用全力和它作斗争，于是我们就斗争了八年。这种斗争的结果是我比以前更加痛苦。但是我并没有停留在以前的观点上，而是沿着那个方向走得更远。”
确实，索菲娅不理解托尔斯泰思想激变的意义，总是用贵族阶级的传统观点和托尔斯泰不断斗争。托尔斯泰要把财产分给农民，她坚决反对。1891年，她和儿子伊里亚等主动提出分家，除去女儿玛莎自愿放弃外，每个子女都分到了财产。1908年，索菲娅不听从托尔斯泰和女儿萨莎的劝阻，把四个偷了他庄园上白菜的农民关进监狱，并请来警察看守庄园。
同时，社会的腐败黑暗也使托尔斯泰感到痛心疾首，还在1897年，托尔斯泰写信给弗·契尔特科夫说：“我周围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失掉理智了：大吃大喝，讲究穿戴，赌博成风，喧嚣吵闹，恣意取乐，挥金如土，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而我们是生活在贫困和被奴役的包围中。但是，阻止和揭露这种生活，使这些人悔愧，却没有任何可能。聋子比不停地大喊大叫的人更能听到声音。我感到心情非常沉重。”
托尔斯泰很想在临死之前过上普通平民的生活，哪怕一年，一个月，离开他所憎恶的伪善和游手好闲的生活。
家庭的矛盾斗争并没有结束，矛盾又从田产转到著作权上来。托尔斯泰公开表示要放弃1881年以后的著作权，供社会公共使用。1895年，托尔斯泰在遗嘱中写道：“我要求我的继承人把我的十卷本和识字课文都交给社会享用，就是说放弃著作权。”索菲娅坚决反对，到处搜查托尔斯泰的手稿。有一次，托尔斯泰重病躺在床上，索菲娅还要逼着他说出收藏手稿的抽屉钥匙。女儿萨沙恳求她不要打扰父亲，她却气愤地说：“要知道，我要钥匙。他一走，手稿就会被人偷走。”这时在索菲娅看来，似乎手稿比托尔斯泰的身体更加重要。
托尔斯泰没有办法，后来就躲在树林里秘密地写了一份遗嘱，遗嘱上写明他的著作权死后交给儿子谢尔盖、女儿塔尼娅和萨沙，由他们共同负责捐献给社会。后来经过反复考虑，他又把遗嘱改写成由小女儿萨莎一人负责处理，并且对萨莎作了明确指示，把出版第一版得到的钱“最好从你妈妈那里买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等庄园，然后再交给庄稼汉……。”
索菲娅从托尔斯泰的秘密日记里知道他写过这份遗嘱，就逼着他交出并毁掉这份遗嘱，托尔斯泰不肯，于是矛盾就更加尖锐起来。索菲娅气愤地拿玩具枪射击墙壁上挂着的萨莎的照片，并把萨莎赶出了家门。人们认为她发了癔病，劝她好好治疗，可是观点同母亲一致的列夫却恶狠狠地指责说：“应当治病的不是母亲，而是父亲，他老糊徐了！”托尔斯泰听了，气得手足发抖，话都说不出来。
1910年秋，托尔斯泰终于下定决心离家出走。起初，他打算移居到农民诺维科夫居住的鲍罗夫科沃村，后来作家改变了计划，他决定到南方去，大概是想到高加索去，因为在青年时代那里的人民和大自然使他倾倒迷恋。
10月28日，清晨三点钟光景，彻夜未眠的托尔斯泰听到从书房里传来的响声和翻动纸张的声音；一缕烛光从通向卧室的门缝里透过来，他知道索菲娅又在搜寻遗嘱。他就点起蜡烛，坐了起来，索菲娅感到惊讶，连忙走了进来，表面上是询问“健康情况”，实际上是来监视和查问。这使托尔斯泰非常恼怒，他想：“不行，我不能再呆下去了，尽快走，尽快！”当四周寂静下来以后，他从床上爬起来，用颤抖的双手在一张小纸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