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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在现代中医里成为普通特征的均衡调和；或许这是因为当时是一个乐观和开放的时代，而控制性的范式尚未居于主导。由于自然主义医学的兴起，出现了对食物和营养的日益强调，这已成为最重要的医学考虑（正如《周礼》向我们显示的那样）。《神农本草经》中列出的主要药物正变成饮食的一部分，如果它们在过去尚未变成这样的话。从这时起，在使中国人的饮食更富于变化及营养方面，医学便大有作为了。
人们讨论了饮食中的地区差异（维思，1966年，第147－148页）。《黄帝内经》记述了怎样做汤，并提供了大量其他营养学知识。它把摄取盐与循环系统的疾病连在一起，这是中医思想的一个基准点，而且当然是十分正确的：盐能升高血压，并依次造成中风以及其他较有可能的循环系统病变。在《黄帝内经》中的其他饮食箴言也可能具有某些价值，尽管过度的系统化已侵入进来，而且经验主义的准确率只要与这种系统化有所抵触，就会代之以简化和排序。
在汉朝和整个中国历史中，药物与食物间的界限模糊，以致根本就不存在界限。许多东西是纯粹的药物，但如果人们逐渐喜欢它们，药物往往也会变成食物；很多食物一旦人们停止品尝，就变成了纯粹的药物；因此所有的食物都被认为具有药用价值，无论有益还是有损，总是对健康有重大影响。《神农本草经》将药物分成三品（与儒家体系的天、人、地及人世间的君、臣、佐使相一致，这并非盲目的分类，以本身质地而言，它们确实是很好的品种。在上品中有滋补强身之药，如人参、化石骨头及车前草子之类。现在人们认为它们具有滋补、轻微刺激或营养的价值。中品由既有特定价值、又有一般营养和／或医疗效果的药物组成。下品则据称只有治疗专门病症的价值（虽有一些重要的例外，汉朝医学却是在治疗多种特别的症状，而不是试图推断隐藏于其背后的“疾病”）。现代人也许会将麦芽列入上品，钙列入中品，青霉素列入下品。我们所拥有的《神农本草经》（只是由于《氾胜之书》这类晚出的著作引用才得以部分保存下来）论述了大约365种药。偏爱植物的成见在此书中有所显露：246种是植物药品，67种是动物药品（包括1种人的产品），42种是矿物药品。若依现代标准，这些药物中有不少都并不具备所据说的那些价值。少数药则有价值。但它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有很大的害处，因为《神农本草经》的作者们有良好的辨识力，只把最温和最安全的药物列入上品。
到汉朝灭亡时，中国的食物、农业和营养学都向前发展了，远远超越了其在周初时基本处于新石器时代的状况。大部分的进步是在公元前500年－前100年问取得的，除了得益于日益增长的人口、城市化和商业化以外，还受益于具体的政府行为。农民想要栽培更多的食物，以便养活日渐增加的人口，并出售给成长中的城市。政府在这种愿望中看到了增加实力的途径，于是便藉经济及技术手段来帮助农民。汉朝形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农业价格维持系统，建立了第一批常平仓，颁布了第一种适于农耕农业的标准化度量衡，推出了第一批农业领域的公务员和农书、第一批正式由政府资助和管理的作物实验、第一项全国性的综合性现代农业政策，以及使所有这一切得以运转的官僚机构的合理化。独立的小自耕农是最有生产效率的农夫，而大庄园则对生产和国家构成威胁，这种观察在官员们头脑里已变得根深蒂固（尽管有时也受到挑战）。中国的官僚机器得益于发明了文官考核制度以及严格论功擢升的制度，从此中国政府能持续运作，哪怕是在皇帝昏庸或因分裂造成严重动荡之时也是这样。农业从来是无论什么政府执政都须优先考虑的头等大事之一。
在以后的1，000年里，中国农业的成功差不多全都归因于农民的高超技术和知识。而这类高超的技艺则要大大归功于公开的知识传播，它是由
政府的推广（如《氾胜之书》）和家庭的努力（如《四民月令》）等来实现的。别的古代帝国在遇到人口压力和城市地区商业性农业之挑战时，都没有这种创造性。许倬云（1980年）强调中国需要对人口压力的上升做出反应；与之相反，赵冈（1986年）则把汉朝视为人口稀少时期，因此发明了节省劳力的方法，以更好地利用相当有限的劳力。我认为实际情况是，秦汉初期为人烟稀少时期，但人口的增长（尤其是在城市周围地带）到汉朝中期便渐渐产生了意义重大的影响。在博塞拉普的动力论中，要加上养活庞大军队和朝廷的需要。地主也想获得比仅够维持生存更多的谷物。对食物的需求极大增长，而人口也与之一起增加。播种机、马套具、水车和铁工具均有所普及，遂使劳动更有效率，但政府似乎对氾胜之推广的劳力集约、土地节省方法更感兴趣。从节省劳力的“机械”发明到节省土地的“生物”发明，这一决定性转变进展顺利。
精英地位的确立与上升，也使美食需求有所增加，而这种美食的要求起初只是借助于礼仪－－特别是强调社会差别的礼仪才显得正当。公众对社会秩序的确认，使简朴的观念消失了，中国人绝不会再认真地抱有这种见解－－当权者不应享受胜利的果实。
最后，中医已具现代形式。中医从巫术和咒法中脱胎，形成了一种理性、科学并合乎逻辑的体系，而营养在此体系中明显备受重视。
中国在食物生产上的成功，以及由此而作为一个帝国的许多成功之处，都归功于下述因素：政府在一个人口增长及商业化的环境中的积极作用，尤其是信息传播；小自耕农的重要地位；美食需求；以及详尽的营养学知识在医学中的显要地位。
第四章来自西方的食物：中世纪的中国
分裂时期
汉朝以后，中国几乎分裂达4个世纪。农业在这一时期继续变化和进步。中亚民族在北方的统治，导致了西亚和南亚作物与观念的传入，其中包括新的土地所有权制度。东南部的地方王朝自治，使该地区的重要性令人瞩目地迅速增长；财富逐渐尽人皆知，农业高度发展，尤其是在长江下游的大城市附近。从前华南是蛮荒之地，而今其农作物和技术众所周知，且并入中国体系。尽管国土分裂，政府也全神贯注于农业政策之外的事情，该时期仍是一个在农业与食物方面富于创新的时期。例如，茶好像正值此时为中国人所知。
经由一段磨合过程，某些门阀世族终于控制了中国人的大部分生活。世家大族在政府和地方经济与政治生活中充当中坚，并继承中国的文化、哲学及宇宙秩序，由此维持了社会稳定（伊沛霞，1978年）。他们将汉朝儒学的大融会化为实践，提供了往往是自我中心的专断统治，但同样往往又是负责称职的管理。不必将这两者对立起来：自我利益的开发激发了个性化，也激发了儒家对家庭和臣民的责任感或新兴的佛教慈悲观念。汉朝轻徭薄税的观念，规模大体均等的私有小农庄的理想，通常在原则上受到尊重，但该时期大部分时间里的现状是：高赋税，以及富有庄园与小块土地的反差。在北方，魏朝（一个突厥语族的王朝）引进了中亚土地共有的观念，将其与中国古代均分土地的惯例相调和；国家因此而企图完全控制土地并公平分配给个人，其中男性全劳力又应比妇女和老人授受更多的土地。然而这种观念好像是从下述情况中引发出来的，即一方面兴起了佛寺庄园和精英的庄园（通常免缴赋税并不受控制），另一方面又出现了地区性的无政府状态，因此在均分土地方
面成效甚微。在南方朝廷的统治下，大庄园散布在小庄园和众多小田产之中。如同中国历史上常见的那样，大多数农民似乎是其小田庄的实际所有者，尽管他们纳税很重，且始终受到权贵们合法或非法的剥夺。
这个时代的特征是崇尚酒。如此崇尚酒文化在世界历史上很少见。这无疑多属富于诗意的奔放不羁；我们不必相信诗人们老是酗酒（如他们要我们相信的那样）。然而，酒却被确认为大大有益于世，在所有社交聚会中酒是不可缺少的。从另一方面来说，在这个反叛和逃亡四起的时代，利用酒来达到坦然逃避现实的目的也很常见。很多人还利用迷幻药：蔓陀罗、大麻及很多其他植物的性质获得了充分认识（李蕙林，1977年）。服药表面上是为了道家的遁世成仙的理想，但流行风尚的表象背后似乎潜藏着更深层的逃避现实的动机。
很多酒徒是社会名流，因朝廷的算计而冒着相当大的生命危险；他们中有些人为求自保而营造了“醉酒相安”的形象。霍尔兹曼（1976年）杰出而详尽的阮籍传记乃是这方面的明证。阮籍是政府的严厉激烈批评者和士族名人，他培养出一种酩酊大醉的道家隐士形象，这一做法部分地将他从批判主义的致命后果中解救出来－－但实际上，他最终还是被处死了。然而，他显然被此种生活所吸引，这和他的朋友圈子一样，那中间有不少人并未为自己的行为找出这类托辞。该时代的其他一些纵洒的诗人地位颇高，以至无需任何担忧－－例如，几位皇帝更精于饮酒作诗而非治理国家。
书面文献向我们透露了有关当时食物的情况。陶渊明（365－427年）无疑是该时期最伟大的诗人，也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优秀的诗人之一。他作为小农在魏朝统治下的华中度过了一生（海陶玮，1970年）。由于把大量时间和钱财用于写诗饮酒，他是一位收支仅能相抵的农夫，生活在贫困的边缘，有时还被迫求乞和施舍度日。他曾一度被说服去做官，但他辞去了官职，显然是因其对统治阶级扬扬得意的态度而受到了压力。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或许并非道义上的正当，而是不受政治运作烦扰的无拘无束的退隐生活。他的诗给我们留下了其心爱田庄的全景画面。
陶渊明过着几乎是新石器时代的简朴生活。他的田庄分为田地、果园和菜园。他的农作物有粟，可能还有小麦和大豆、桃、梅、桑、麻、葵，以及一些别的蔬菜。他也栽培自己喜爱的松和菊，大概还有梨、柳和一些别的植物。其耕作物中最后还有竹子。他选择葵－－粗糙而发苦、含纤维而发粘－－作为自己钟爱的蔬菜。大部分粟酿成了淡酒（大多数用英文写作的学者错译成“葡萄酒”）。他养鸡，可能还养一些别的牲畜：公元前3000年时的农人可能还会养得更多。陶渊明生活在饥饿的边缘，部分是因其技术太原始。但他才华横溢并受过教育。这位普通农夫只能粗菜淡饭，因为他显然把本可用在农业劳作上的时间大多花在作诗饮酒上了。
该时代的另一位大诗人谢灵运，是南方一位富有的地主。有一次，他让手下人在茂密的丛林中开了一条宽道，然后突然出现在别人家的地面上，从而惊吓了住在远处的一位邻居，使之因侵扰和伤害而张皇失措（J．弗罗德沙姆，1967年）。谢灵运的诗表现出像索洛（Thoreau）一样超然的精神，这种精神与他的生活没有什么关系，不像索洛的形象与其颠沛流离的生涯密切相关。不过，这类无情的开发者却有助于使南方变成一个大菜园。
在304年，嵇含创作了一篇散文，叙述华南（大致为今广东地区）的经济植物生态（李蕙林，1979年）。即使其失误也是由仔细观察所致。故而他提及大头菜引种到南方后会变成芥菜，因为他观察到没有冬季的地方不会生出肥大的块根。他还比照他观察到的另一现象：橘引种到北方后变成低级的枳。这点学问显然以下述事实为依据，即柔弱的柑桔种在按常规被嫁接到较硬的三叶砧木上以后，在寒冷干旱的天气里，插入的树枝往往会变得虚弱或死去，只留下三叶的下层林木惹人恼怒地分枝繁殖。嵇含描述了不下80种植物，并提到了水筏上种庄稼以及其他有趣技艺。
在5世纪末6世纪初，陶弘景汇编了华南的全部草本植物、化学、炼金术、医学、道教及常见秘学知识。这位曾与皇帝亲密交往的山间隐士和著述多达数十卷的退隐沉思者，在任何时代都堪称真正的伟人。他收集了以前各代的草本植物、食谱和植物学学识（包括后汉的《神农本草经》），并加入了自己的大量东西，创作了卷帙浩繁的草本植物百科全书，为后世更著名的李时珍（约1593年）的《本草纲目》开了先河。他的分类方法及其无一遗漏的论述－－包括广泛引用较早的权威、被制成一览表的资料，以及植物药用性质的很多专门分类－－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