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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佛教和富于哲理的道教有明确的联系。他们并不常是这类宗教的积极实践者，尽管王安石（以及其他人）成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徒，而苏轼则涉足炼金术（林语堂，1947年；克拉克，1931年）。这些问题在南宋得到进一步研究，遂使新儒学的伦理学体系得以确立。该时期最著名和最重要的哲学家为朱熹（1130－1200年）。在宋朝的历史条件下，将有关人性的信条化为政策的做法，涉及的远不止是对“礼”及“道”的内涵之担忧。例如，这里还有个谁理应做什么的问题。由于士族的消亡、军队重要性的降
低以及官僚机构仍然相对弱小，不得不设计权威的代表。几种新制度出现了，其中包括保甲制，这是一种由一组人户互相担保的统治制度。士大夫以外的地方小吏占据了新的重要地位。具有长期重大意义的是家族重要性的上升。士族家系通常拥有很大的权力和庞大的财产，但只是从北宋开始，普通的家族才可以成为具有家规、族产、租金、教育机构和族长的共同体。已知的第一个真正的家族田庄是范仲淹在1048年创立的（伊沛霞，1981年）。田庄的土地要用于家族内部的互助，因此最初是免税的。其中一个重要用途是创设家族子弟的教育基金，这给予他们参加科举考试的机会。家族共同体也渐渐成为一种权力载体。家族变成了帝国内部的微小帝国，它们根据儒家的准则来规范内部事物，因而使国家从统领一切的事务中解脱出来。
另一个挤入权力空位的集团是新兴的富人阶层。宋朝贸易勃兴，这与以往的大王朝相似，但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在于：宋朝失去了北部和西部。该王朝甚至从一开始就没能控制住北部边陲或中亚地区。由此一点，再加上长期向南部和东部的发展，最终导致了从盛唐到宋朝几乎是总体的贸易转向。唐朝最繁荣的对外贸易是与中亚和西域展开的，而内部的重要货物流动则是从四川及黄河－长江分水岭到首都。相比之下，宋朝主要的对外贸易却是在海上；人们不断地航海到朝鲜，并与日本、东南亚有相当多的联系，而某些商号甚至走得更远。在国内，沿长江一线并深入南方内地的贸易变得越发重要，尤其是当北方陷落后理当如此。定都在长江三角洲的杭州后，宋朝社会变成了一个水上社会；它的国道是长江，它的国门是中国海。
这对企业社会学产生了影响。在唐朝期间，中亚贸易（以及唐朝拥有的一点儿海上贸易）大部分被外国人和政府企业控制。穿越沙漠的贸易需要庞大的组织，高昂的成本，缓慢的商队。相形之下，能够提供舢板的任何个人都可以在宋朝变成有势力的商人。各地中产阶级兴起，他们贪图享乐而使烹调术大为获益。
经由土地的使用和土地的所有权问题，我们被带入了农业。①独立的农民或佃户每户支配100亩左右，这是为数很大的土地，每亩约合今1／7英亩。然而平均数在此个案里并无多大意义。许多（甚至可能大部分）独立的农户只有20亩地左右。“庄园”（大农庄）控制着大半个帝国，特别在最发达地区是这样。不过，或许有60％的农民保有着小规模的世袭地。其他人则在各种名目的政府土地上劳作。庄园里的劳动者不同程度地享有安全保障、自主性及对其土地的支配，这要据当地的环境而定。大庄园先在长江下游地区、后在福建得到了高度发展（埃伯哈德，1977年，第216页），这些地区因其富庶和邻近市场，贸易最为活跃，土地最富价值。这些地区既是权力中心又是学术中心，士大夫与地主杂处其间。地主们难免要寻找免税的途径，把沉重的负担加在小自耕农身上，且经常迫使他们甘当佃农。大约有70％的土地是免税的（周金声，1974年；戈拉斯，1980年；马伯良，1971年、1975年）。
与此同时，辽国和金国正努力做出不同的调节。他们不能选择相对非军事性的小政府。部落的征服者们在压制其汉族臣民的同时，又与阿尔泰语系的其他民族开战，因而需要保持一个具有广泛财政基础的强大的和军事化的政府，他们对此深信不疑。只要他们背离这一点，就会迅即垮台；辽和金都曾采用汉人的怀柔政策，但不久就成为被征服者。诸部落仍集体拥有土地，用于粗放的放牧，但私有财产和政府对土地的所有权却在农业地区居支配地位。金国尤其偏重于依赖国家专卖，除了已经提到的盐、酒、茶之外，还有铁和六、七种别的日用品。很少有人能被宽宥：即使部落民和统治家族的扈从也都被课税，虽说在金朝统治下，汉人的税款要比女真人的税款多44倍（布尔，1982年；陶晋生，1976年）。
1068年，宋神宗即位。这是一位积极进取的斗士，致力于公共福利、经济改良，并把权利集于自己手中，他把王安石召为宰相。王安石当时已以富于战斗性的改革倡导者而闻名，他从事了一系列深远的改革，这些改革使他疏远了自己以前的支持者，并最终疏远了该国的其他大部分人。这番经历太复杂，不可能在这里概述（见刘子健，1959年；梅斯基尔，1963年；威廉森，1935－1937年），不过王安石广泛和彻底的改革却有两个目的：增强国力和扩大生产。他的措施包括一项新的和影响较为深远的将兵法和另外几项军事措施、租税改革和均税、财政制度的改组以及对考试制度的改革，其目的在于使管理国家的专业化技能和知识更受重视，而淡化纯粹的文字技巧。他相当程度地增加了货币量，故而促进了经济的货币化。与农业更有直接关联的是农业借贷规划及标准一贯的谷仓体系的再生。后者以前曾在中国历史上试过很多次，其成功程度不尽相同。前一项措施则涉及在春季贷款给农民（因此它被叫做青苗法），并在秋季按利率收回贷款，而这种依现代标准应被判断为高利贷（达40％）的利率，远低于当时乡村的通行利率。王安石也采取措施鼓励开垦土地、兴修水利。他最重要的计划之一是方田，即丈量中国所有的土地，使其根据产量分级并相应课税（土地理应根据其潜力而课税，但有关潜力的可靠数据在王安石的时代却格外缺乏）。他力行税制改革，着眼于减轻百姓负担并增加国家岁入。于是，一些过去的免税群体被征税，而富人也开始支付他们的大致份额（然而，大地主似乎仍轻易地逃避了税收，即使他们曾经支付过什么的话）。同样，他改革了徭役劳动，引进了可以选择缴纳免役钱以解除此类劳务的方法。王安石的每一项措施，都显示出他是中国主要地区内小地主和商人的朋友，而他自己就来自这个阶层（他出身于江西的一个小地主家庭）。然而比阶级援助更重要的是，他促进了中央集权的、专家管理的官僚政体。但是，王安石的方案势必招致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因此在他罢相后他的方案就被取消了。而中国在宋朝进行任何重要改革的希望也随之破灭。
据伊懋可所说，宋朝发生了农业革命。的确，它可以被描绘为中国的第二次绿色革命，而第一次则发生于战国晚期和秦汉时代。这场革命的内容如下所述：
（1）新的知识、工具的改良与创新、粪肥、河泥、石灰等肥料的推广，使农民学会了有效保持地力。（2）高产、耐旱、早熟品种的引入，使一年两熟成为可能。（3）水利技术日臻完善，使空前复杂的灌溉网络得以建成。（4）除了基本的粮食作物以外，商业使得其他农作物有可能更加专门化，所以各种得天独厚的资源被更有效地利用起来。（伊懋可，1973年，第118页。）
可是，周金声1974年却告诉我们，“农耕技术与较早时代并无差别，只有信贷和土地利用有所不同”（第96页）。怎样看待这些歧见？审视之，首要之点在于下述事实：伊懋可所说的革命是量而不是质。施肥、整土、侵蚀控制、二熟制、水车以及包括戽水车、踏车在内的其他灌溉设备、灌溉管理和商业，全都是中国久有之物。宋朝的不同之处是所有这些事物的增加。至于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增加，则不成太大的问题：商业和市场的扩大导致了高产的需求，中亚、跨亚洲的贸易，最终整个华北的失地，更使农业必然高度强化。对此有所裨益的是政府的开明政策及印刷业的兴起。政府保持较低的赋税（特别是免税平摊以后），鼓励贸易，从事大规模的征购，开发新土地并鼓励移民（常将无地游民安置其上），还发布新的信息，传播技术，实施技术援助政策。书籍印刷（发明于唐朝，到宋朝普及开来）便利了农业知识的迅速传播。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写于分裂时期，印行后不久就跟着出现了一大批农书，这些农书或长或短，切合宋朝现状，因地制宜，有的是全国性的，有的是地区性的。出版物的大量涌现在宋亡以后达到高潮，其中包括蒙古人主持的《农桑辑要》与王祯的《农书》（白馥兰，1984年；伊懋可，1973年）。这些著作收录了汉人于传统时代积累起来的大部分农业知识。
宋时最为重要和惟一真正具有革命性的创新，是采用了新的农作物品种。这些品种中最出名和意义最大的是来自占婆的生长季短的稻子，宋朝的
佛教作者释文瑩对此作了记述：
真宗深念稼穑，闻占城稻耐旱，西天菉豆子多而粒大，各遣使以珍货求其种。占城得种二十石，至今在处播之。西天中印度得菉豆种二石，。。。。。。秋成日宣近臣尝之，仍赐占稻及西天菉豆御诗。（何炳棣，1956－1957年，第200－218页。）
这种稻在1011年被分发，而到1012年则广泛传播。确实，只有中国人才会乐于不仅引种这类农作物，而且接着赋诗赞颂之。引文中提到的西天菉豆好像是绿豆的一个变种，即现代中国的青豆，故而这也可以视为极有价值的农作物的引进。成熟得快和耐受性强的占婆稻，使人们得以扩大稻谷的栽培并广泛增加二熟制，这在中国整个东南部渐成定制。其他农作物的引种罕见记载。葫芦巴（fenugreek）经由阿拉伯商人－－仍在中国沿用的这个名称从阿拉伯语派生而来－－从南方港口传入（罗佛，1919年，第446页）。西瓜和高粱出现于北部各王朝，并在那里站稳脚跟，而不久后就找到了去中国其余地方的途径－－尽管高粱或许直到元代才抵达；不待言，它在此之前并非一种重要的农作物（安德森与保罗·布尔，稿本；哈格蒂，1940年；罗佛，1919年）。这些农作物中，无论哪个品种都没有革命性的影响，尽管西瓜和高粱行将成为华北干旱景观中的台柱，并且成为整个国家的重要食物。无论如何，重要性更大的是棉花的传播，它真正革新了中国人的衣着。1221年，长春真人途径中亚来到成吉思汗宫廷，把棉花推举为一项新的和有价值的东西（魏礼，1931年，第86页）。它也许在唐朝便已进入中国，但在当时肯定很稀罕。到宋亡时，它虽不常见，却已为人熟知，从南方和西北传播开去（谢和耐，1962年，第130页）。中国的主要保暖方法－－填入棉花的衣服和床垫（棉花吸存热气）－－可能在宋以前并不存在。这仿照了历史悠久的丝绸衣服缝制技术，但棉花却使大众得到了保暖，并且肯定使冬季劳动无与伦比地扩大了，更不必提其纯粹生存的意义了。
可能还有其他新的农作物。大量的物品通过不断扩大的贸易与朝贡使团从南亚和东南亚带来（赫什与罗克希尔，1911年；内托利茨基，1977年；惠特利，1959年）。宋朝船只一般有100英尺长，排水量为150吨（托马斯·李，1975－1976年）。很多小宗作物准是跟占婆稻和西天菉豆一起到来的。甘蔗尤其是这样，它在中国宋朝变得极为重要，取代了粮食作物，正像如今许多国家的情形一样（伊懋可，1973年，第129页，苏切塔·梅祖姆达，人物集注）。
创新集中在城镇周围的田庄和其他高度商业化地带，尤其是南部和东部（伊懋可，1973年；谢和耐，1962年）。但西瓜、高粱和棉花在北方的传播却表明，不光是宋朝知道了农业的好处。像以往一样，政府竭尽所能地积极支持农业发展，这种态度还由于大地主和官僚之间的联系而得到助长。政府由大地主和潜在大地主组成，这些地主强烈依赖货币化的市场出售其产品，不会过重地依靠农业部门。然而，偏僻地区的大田庄所有者却没有理由进行现代化（他们正干得相当不错），并还有一个正当的理由不这样做：它会给实际上正在学习和实施新技术的佃户以太多的能力。如果佃户变得非常老练、眼界开阔和不可缺少，就难以控制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