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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五四”以来，从冯沅君到庐隐、从萧红到丁玲，“出走”似乎成为女性解放的一个象征性姿态，而对情爱、性爱的大胆追求，也似乎是一代新女性确立自我、谋求解放的必由之途。但是就在四十年代初沦陷区的上海女作家里，却出现了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那是一批出生于二十年代、接受了更完全的新式教育的年轻一代，以“禁欲、博爱、自立”，提供了女性解放的另一路径；并以对世俗爱情的拒绝和自我道德完善的强烈诉求，赋予此期最受重视的“日常生活永久人性”以新的内涵。这批作家因大多就学于东吴大学，以致文坛一时有“东吴系”的美称。
沦陷上海文坛“东吴系”女作家的出现，和老作家胡山源的贡献密不可分：他是二十年代初如春笋开遍的文学社团之一的“弥洒社”的发起人和重要代表，但在当时他就体现出与激进和功利的主流文学精神不同的取向——“顺应灵感而创作”，追求一种将灵魂融于文学的纯粹境界。二十年过去了，昔日的寻梦人已经成为东吴大学教授，他与此期文坛通俗文学作家交往甚密，身体力行于现代白话文学的雅俗融合，另一方面鼓励学生创作，奖掖人才，并凭藉自己和《紫罗兰》、《万象》主编周瘦鹃、陈蝶衣的友情，向他们作推荐，使这一批就学于东吴大学及东吴大学附中的女学生在极短的时间内脱颖而出，成为令人瞩目的文坛亮点。
这批年轻的女作家，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部分地实践着胡山源理想中的“通俗文学”理想：一种既切近现实俗态人生、但是又坚持自我理想追求和道德诉求的作品。她们主要是：施济美、汤雪华（胡山源寄女）、程育真（著名侦探小说家程小青之女）、练元秀、俞昭明、杨琇珍，等等，都出身书香门第，家境优裕；曾有“小姐作家”的称号。陶岚影在《春秋》1944年2月号里就直接以《小姐作家》为名来描绘这批作家的日常生活，并下结论说：“她们都是上海的摩登小姐，我不敢拿‘俭朴刻苦’来恭维她们，然而我敢大胆地说她们都是勇敢正直的有为青年。”在谭正璧编选的《当代女作家小说选·叙言》（1944年）里，他更将她们称为“上帝的儿女”和“象牙塔”中的一群。从这些称呼本身我们可以大致想像出这些作家的情形。
“小姐作家”的成名，证明了旧派编辑在编辑刊物和推出新人方面的能力，更是他们重视市场与读者的一次成功的行动。作为二十出头、尚未走出少女幻梦的年轻作家，她们的作品大多取材于当时尚属希罕的女大学生生活，表现校园爱情、友情的悲喜交集和少女对事业、婚姻的想像与恐惧，基本上是典型的“身边文学”，给历验丰富的人看来未免狭隘。文笔的稚嫩，也使这些作品还存几分“习作”气。但笔调的清新流利、故事的美丽缠绵、情感的柔婉干净，以及对女大学生生活这一空白地带的表现，却使她们得到了一些具有唯美倾向且颇有影响力的编辑如陈蝶衣、周瘦鹃的大力赞赏，《万岁》、《万象》都推出过“女作家特辑”，《紫罗兰》更为女作家们提供了半壁江山。周瘦鹃、陈蝶衣除了在“编辑室”、“写在紫罗兰前头”里以文字对其作郑重的介绍，还刊出如《小姐作家》、《女作家书简》这类文字，使读者增加对她们的了解、密切二者的关系，再加上“小姐作家”这一称谓本身对市民读者的感召力，她们在当时的活跃可想而知。
表面看来，这情形简直有点类似于今日的“美女作家”了。但是她们作品里体现出的思想倾向，却和重视欲望、感官、世俗生存的市民通俗作品大相径庭。她们重自我而排斥外界，张扬精神而轻视肉欲，富于自我牺牲和忏悔精神。这种基督宗教意识和传统伦理意识的结合，使她们表现出浓厚的古典情怀。而且必须注意到，这是她们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中所做出的自主选择，因而深深打上了个人和时代的印记，而与封建的妇女观相区别。
没有经历什么生活的风雨、也还没有感受到生存的压力，她们宛如大观园里的众姐妹，过着无忧无虑、琴歌赠答的优雅生活。少女如水的柔情，如花的心事，本身就为她们的作品带来一种唯美的诗意情调。但是象牙塔中的人，仍然会受到外界风声鹤唳的惊悸，出于理想者的洁癖和少女的自卫本能，她们采取了对俗世人生的拒绝姿态，这又集中地体现在对爱情、婚姻、家庭这些为历来女性最重视的东西的拒绝上，体现出禁欲主义的特点。
以施济美、俞昭明为代表的一部分作家，她们以“人生的事业”来拒绝“世俗的爱情”。这样的句子比比皆是：“快乐在不停的工作里……这一串芳香的日子，不可以将庄严的志愿忘怀。”（《永久的蜜月》）“将热情寄托在严肃的工作上，不比浪费在温馨的甜梦里更好么？”（《一个落花时节的梦》）应该说，她们也许不具有改变现实的勇气，却并不缺乏独善其身的决心。当我们一旦穿透她们的锦绣文字、似水柔情，那些散布在她们的作品里、阻碍着她们去追求幸福和爱情的朦胧的阴影就会明晰起来，那就是严酷的现实环境。这个环境，一方面是沦陷区人民屈辱的生存，她们对爱情的回避，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她们不愿沉溺于恶劣的生存环境，而宁愿保持清醒的态度，从而隐隐投射出时代风雷。不过，对于她们而言最切身的体会还是另一方面的，那就是她们对现实社会女子恋爱—结婚—家庭的庸常人生轨迹，有深深的恐惧。施济美的不少小说，都以朋友、同学在婚前婚后的对比，反复表达着“婚姻是女子坟墓”的观点。小说《小不点儿》、《暖室里的蔷薇》题旨大致相似，都表示对美丽聪明极有才华的女同学因结婚而销声匿迹的惋惜：“她终将老在这锦绣小天地里了。”“先开的花儿所以也先谢。”“那惊才、那绝艳、那夺人的聪明与智慧，都平静的在人生之流里无声无息的流了过去。……我该为她祝福呢？还是为她伤感呢？” 汤雪华在《一朵纯白的莲花》中也有这样的感慨：“女子嫁人，等于断送了上帝苦心创造的一件美术品，这是人世间的悲剧。”更精彩的是《烦恼丝》，女主人公“莫太太一生丰衣足食，无忧无虑，只是为了一头细细的发丝，到现在，还常在恼着，哭着，笑着，叹着，操心着，忙碌着”。从“头发”之小，见出旧式妇女无聊琐碎的一生，更以诙谐的笔调，写出浪费生命的悲剧。婚姻与女性自我尖锐的对立，这种思想并不独见于这些作家，而在当时不少作品里都有所反映，联想张爱玲的一句戏言：“最恨：一个有天分的女子忽然结了婚！”可见这一代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是多么恐惧终身在“卧室”“厨房”“厅堂”这样的狭小空间盘桓的传统女性命运！
她们已经完全没有同时代的新市民作家苏青对于“性爱”、对于“婚姻家庭”那样矛盾、复杂、欲弃难舍的情感。她们的作品反映了传统女性婚后隐匿于家庭、在丈夫孩子和家务中消磨“惊才与绝艳”的无声而酷烈的悲剧。她们是骄傲的，决心反抗这一命运，但她们究竟也是柔弱的，为了摆脱这一宿命，她们连带地牺牲了爱情。此期发表她们作品最多的著名言情小说杂志《紫罗兰》的一大特色就是，对于情感题材，女性作家大多显得冷静和超然，表现得真挚和缠绵的倒是男性作家。在这些作品里，她们对爱情对男子持不信任的态度，宁可将感情寄托于亲情、友情、工作，也不愿寄托于爱情。爱情往往成为女性不幸命运的肇始者，而罪魁祸首乃是情欲，“质本洁来还洁去，莫使污淖陷沟渠”，这回荡在大观园女儿国上空的凄美情韵，也在她们的作品里隐隐浮现，“拒绝”依然是她们采取的惟一姿态。
而以杨琇珍、程育真等为代表的另一类“小姐作家”，则较少前者对女性人生的切实体会，而是以强烈的宗教意识为思想依凭。她们以“博爱”的情怀、自我牺牲的精神来放弃世俗的爱情。杨琇珍的作品如《庐山之雾》、《蓝色的多瑙河》等，大都写一个多情的少女、或一对多情的男女，为了爱者的幸福而不恤牺牲自己，以飘逸的笔触，赞美一种超俗的、唯美的道德化的感情；程育真的作品较多，视野也更开阔，她是把宗教的博爱平等思想，作为救世良方来应用的，体现出一种对社会的责任意识。她的作品，强调以“爱”来对抗黑暗，保有内心的纯洁，并以“爱”来对待世人，抑恶扬善。小说《笑》里有这样的句子：“世界缺少爱，那么你应该把你的爱献给世界……因为黑夜已深白昼将至。”《同情》写自己为孤儿献出同情，也疗治好了自己的厌世心态；而散文《生的礼赞——所乐有甚于生者——孟子》，则将孔孟之道与耶教的博爱生死之辨糅在一起，赞美了一种精神满足高于世俗生存的人生态度；《自高与自卑》、《新禧》两篇小说，强调女性的尊严，并将尊严置于其它一切价值之首，显示了更为明确的道德热情。她还有一些作品歌颂冲破一切阻碍、追求纯洁美好爱情的勇气和精神，体现了作家对理想爱的向往。这再一次说明了，她们的禁欲思想，乃因为她们已隐然意识到“情欲”对女性、对人性的桎梏与伤害，换言之，不是不想爱，而是无可爱，是不满于世俗的感官之爱、利益之爱，而渴望着更为永恒的精神之爱。当现实的人生满足不了这种理想时，她们宁可保持爱情的缺席状态也不愿委曲求全，所以这种古典的情怀，却是和一种独尊自我、蔑视成规的勇气相伴随的。
女作家施济美的人生选择，可以说是对这种观念的一个绝好注脚。她在此期和另一位女作家的弟弟俞允明恋爱，并定下婚约。俞允明是一位有志气、追求光明的热血男儿，订婚不久即秘密奔赴内地，却不幸在空袭中身亡。噩耗传来，施济美不但承担了巨大的悲痛，而且坚持以俞允明的语气，给他的父母写信。抗战结束后，施济美的文名越来越响亮，但她却终身未嫁，而与一位女朋友保持亲密的友谊。直至“文革”期间，因不堪受辱，两人同时在1968年自缢身亡，至今不知其魂归何处！“东吴系”的另一位女作家汤雪华，则很少流连于自我的天地，而致力于表现大“社会”的一角。她的一部分作品表现重重黑暗、处处悲惨的下层贫民生活，都写得很沉痛，体现出深厚的人道精神。尽管这类作品因为缺乏实感，多借新闻素材写作，情感稍嫌不够节制，但，一位象牙塔中的人，能够有这样一种情怀，却是难能可贵的。
当汤雪华将严肃的道德审视贯注到她所描写的世态人情小说，尤其在表现她熟悉的都市女性人生时，真正显出了她的才华。出于对现代摩登女性“利己”思想观念的深切洞察，一种讽刺的笔调在她手中用得滚瓜烂熟，很有几分英国小说家简·奥斯汀的风味。小说《转变》讽刺一个在物质欲望与精神需求之间动摇不定的女子，由此深切地见出“物质”对女性人生的渗透；相似的有《犹豫》，笔调轻松，“写一位时代女儿的择偶，既要诚恳，又要活泼；既要才貌好，又要金钱多，鱼与熊掌，势难兼得，于是徘徊瞻顾，犹豫不决起来”（这是周瘦鹃在《紫罗兰》上发表此文时所做的评语）。在另一些作品里，她更尖锐地批判一种“只知有己不知有人”的所谓“个人主义”：“凡将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的人，应该毁灭！”（《快乐与痛苦》）“高贵的小姐啊！你有满房漂亮的东西装扮身体，竟不够奢侈，还要撕碎了别人的灵魂来装饰你自己的灵魂！”（《蔷薇的悲剧》）“你想在女子最深固的劣性——嫉妒——未消灭以前在恋爱中求安慰吗？你想在社会骚动未安定以前在事业上求安慰吗？你真是自寻烦恼了！”（《安慰》）
在《神秘的发网》里，道德热情的渗透，使作品散发出特殊的人性厚度和忏悔的力度。这个故事套用了一种神秘故事的格式，以层层揭密的手法，引出一段沉睡多年的人生历史：那是一个归国探亲的洋学生，在偶然的机会里，以“法兰西”的浪漫手段，成功地勾引了一个美丽娴雅的中国少妇。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他们“昏迷，狂放，忘记了世界，忘记了一切，像喝着最浓烈的酒，沉醉，整日夜的沉醉！”
然而酒醉到底要醒来。醒来时，有的人哭，也有人揩揩脸上的汗，感到非常厌倦！也许他有些厌倦了。毕竟是古老中国里带些古老的女人，虽然美丽，却缺少风趣，变化，和女人最重要的娇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