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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晚清以来的中外通婚潮流
？ 散 木
中外通婚，或者说是国际婚姻，在今天是不鲜见了。现在是地球村，人员交往，男女情好，跨国婚姻，几为时尚，当然其间有文化的隔膜，有亨廷顿所谓之“文化冲突”，有种种的悲剧喜剧。中国曾是一个怎样的中国？所以“小山智丽”风波等等并不奇怪。
一、国门洞开以后所谓“文化冲突”和“文化融合”的一隅
当中国被迫开关走向世界，留学男子忽然被异域的景象惊呆了：物资的丰饶，文化的新奇，还有令人艳羡不已的西方女子的活泼和浪漫。胡适与韦莲司小姐相识，竟“生平对于女子之见解为之大变，对于男女交际之关系亦为之大变”，“余所见女子多矣，其真能具思想、识力、魄力、热诚于一身者，惟一人耳”（《留学日记》）；张资平也感叹：“我不单在这时代认识了日本的女性美，同时也震惊于日本女子教育和小学教育的发达”。（《资平自传》）对外国女子的“他者”眼光和评价， 今天我们可以从钟叔河先生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中看个明白，那是很有兴味的。比如近代始游西海的林见西妇不似吾乡女子的局促妇道，便“小白脸”似的凑将过去，称道“天然胡妇多情”，一副刘阮游仙、章台折柳的德性。新事物旧观念，这中间的吊诡，一如钱钟书先生妙喻中国开放之初的景色：“门窗洞开，难保屋子里的老弱不伤风着凉；门窗牢闭，又怕屋子里人多，会气闷窒息；门窗半开半掩，也许在效果上反而像男女‘搞对象’的半推半就。”〔1〕如此这般，对西风美雨的厌恶、惊讶、猜忌、羡慕等感情错综交织，持续了几乎一个百年，就像张德彝一边称道人家的“英国衣”、“法国信”之类的避孕功用何其了得，“虽极倒凤颠鸾而一雏不卵”（《航海述奇》），一边又骂人家“不孝有三”的罪过；即使西化如胡适也一边称赞西方女子的活泼解放，一边又称赞“吾国女子所处地位高于西方女子”，难免不看走眼。
其实以西方人道主义、人文主义的眼光来看，可以说十六世纪“发见了人”（man），十八世纪“发见了妇女”（woman），十九世纪又“发见了儿童”（child）。女权张扬已经有了历史，其“女子与男人同，幼而习诵，凡书画、历算、象纬、舆图、山经、海志，靡不切究穷研，得其精理，中土须眉有愧此裙衩者多矣”（王韬《漫游随录》），于是慨叹“泰西风俗，男女并重，女学亦同于男，故妇女颇能建大议，行大事”，这就是钟叔河先生称为近代中国“第一个大张旗鼓为妇女争平等权利的宣言”——李圭《环游地球新录》中的一段话。后来回国的学生们就开始以为参照，发动中国女子的“天足”、“天乳”运动，胆子大的，“先天下之乐而乐”，索性娶了洋妇，或者陶醉于西风美雨下。姜亮夫先生当年留洋，耳目濡染，其《欧行散记》说到这里感慨万千：“我们的留学生多半是廿四五（岁）以前的青年，有的是国内大学毕业生，有的连大学也未进过，他们的一切内蕴如学识见解都非常浅薄，道德修养也都未定。一到了欧、美有次（秩）序有规律也有香有色的国家，一切都震撼得非常不宁静，又在这样无拘无束海阔天空的地方，岂能把持得着，于是留学生第一步所被的外诱是色，色相多端，女色为甚。所以据我耳闻目见的事来说，留学生犯色欲过度的人并不在少数。本来欧洲女性多半是康健白皙美好，而男女风纪又不甚严，我们的少年朋友还有几个能自操持着呢？”〔2〕所谓“文化冲突”在这里似最禁不住一问了，《留东外史》（平江不肖生）、《留欧外史》（黎锦晖）、《十年情场》（张竞生）等等的现身说法就有期间的若干消息。
当然，这也不是单相思，有人羡慕西风美雨，也有人倾慕东风唐雨，神秘的东方文化以及气质高雅娴静的东方女性也吸引了不少西方人士，高罗佩、李约瑟、马悦然，他们的汉学修养，有多少源自其夫人们呢？
近代的中国毕竟太弱，要“救亡”，何为良策？众说纷纭中，亟求改革的湖南人唐才常有一纸《通种说》，认为欲彻底消灭中外之防，只好“华洋种族通婚”，借此改良人种。后来，又有多少回，每当中国的改革步履维艰时，“国民性改造”就是—常设的命题，而通婚实在是条捷径，但那似乎又太便宜了，且一个巴掌拍不响，总不能“剃头挑子一头热”呵。弱国无外交，弱国的少年又岂能轻易得到彼此相悦的涉外爱情？在这之前，文化自信的辜鸿铭老先生捍卫本位文化，可以不惮于娶一个日本籍的如夫人（因此他“荣”为中国人娶外国女人做妾的第一人），而且也不惮于到处宣扬“一个茶壶配若干个茶杯”的多妻主义。它在风雨飘摇的时代得以传诵一时，大概就是中国士大夫者们面对窘境故意摆出的“文化鸵鸟主义”姿态。国家可以不堪，男人不可以不体面，“中国文化中心主义”（文化霸权）的凋落并不代表中国上层男子霸权话语的失败，在“茶壶主义”语境中，东方之中国也好，日本也好，女人只是一个“茶杯”而已，这个法则自然难免让新潮的女子不安。陆小曼婚变后如惊弓之鸟，就向情种徐志摩宣布改奉“牙刷主义”——“志摩！你不能拿辜先生茶壶的譬喻来作借口，你要知道，你不是我的茶壶，而是我的牙刷，茶壶是可以公开用的，牙刷却不能。”其实呢，并没有多长时间，辜老先生的文化自信（妄尊）和“茶壶主义”等就不得不退场，新的一幕拉开了。郁达夫那篇处女作《沉沦》曲尽了中国留学生的悲哀：他们甚至不被异邦的下女和妓女看得起呢，“这‘支那人’三字，在日本，比我们骂人的‘贱贼’还更难听”，于是愤怒得甚至变态的学生们故意去宿娼，来报八国联军之耻，报我被欺压被凌辱之仇，那种时刻，他们还不能不呼喊：“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强大起来！”这实在是百年之痛！
二、一个世纪的跨国婚姻诸现象
不过揆诸实情，十九世纪末中外互通婚姻伊始，与后来中外婚姻的规律不同，却是以中国人迎娶外妇为主。其原因则不外是开关之后出国人员皆系男子，传统文化对中国女性的束缚力也远远胜过对男性的拘束，而且毕竟中国还有一个“大”字可以自傲，则外国女子“归化”或者不耻下嫁中国男子者也未始无人，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留学欧洲的学子讨了一个大便宜：西方耀眼的两个文明竟招来人类空前的浩劫，战争中多少男儿埋骨沙场，于是旷夫陡减而怨女横生，适逢其会，便做成了无数的中外婚姻。
迎娶外妇的始作俑者，可能是留美的容闳，以后有何启，其夫人为英国人。而得“近水楼台”之利的则有外交官和外交家的裕庚（清廷驻法公使）父子和陈季同、陆徵祥等。文化人则有李金发（诗人和雕塑家）、徐仲年（作家）、王临己（雕塑家）、张道藩（画家，后为国民党文化官员）、李凤白（画家）、常书鸿（美术家）、何思源（北平市长）、张凤举（教授）、晏阳初（文化实践家）、廖尚果（音乐家）、杨宪益（翻译家）、萧乾（记者）、赵浩生（记者）等。科学家中有夏元瑮、林可胜、叶渚沛、黄昆、吴绍青、许靖华、郭承基、裘法祖等。其实早在传教士进入中国以后，尤其是女性传教士排闼而入之后，已经有了中外通婚的好事：还在康、梁变法时，山西霍州的挪威女传教士与教徒成秀琪“自由恋爱”，并随俗易名为成玉英，继“偕至英国，生一女，四岁，近复到晋，在晋城（即太原）海子边地方设戒烟局，就戒者趾踵于门”（《中外日报》）。山西向属封闭处所，但其时已有此风气，它处当可以想见。
当然，中外通婚，中间不免有鸿沟，肤色、种族之外还有文化的隔膜和冲突。试想你面对那一双澄蓝的眸子和一头金色的美发，你会不会恍如梦中、甚或恐惧和晕旋？俞平伯先生及闻长女俞成与葡萄牙人（也是这个“葡萄牙”，乾隆大帝手持其来使呈送的国书，不由发问：葡萄上会长牙么？莫不是鬼子诓人？）约瑟夫结为连理，欣慰之余不免担忧：如何和这个乘龙快婿进行语言交流呢？遂作诗曰：“女初入抱扰难堪，今拟于归西海边。岂道神州无隽望，或同殊俗有前缘。人言此事何须诧？我愧痴愚却损眠。蛮语参军应不恶，只愁冰玉两茫然。”《七律·长女于归》）嫁出去的女子泼出去的水，这一“泼”可就遥远，虽说是上苍安排的缘分，人们却当作惊听回视的奇事，竟至于让俞老先生也睡不着觉了。为什么呢？一对“玉冰”（翁婿）横隔了语言的大山，不免“两茫然”，“鸟语”动听毕竟是“蛮语”么（“蛮语参军”，语出《世说新语》）。
语言、文化的隔阂可以逐渐地消融，最伤心的却是通婚中所折射的国势盛衰的消息了。1899年，在广东的一美国女教士兼医生嫁华人，不期引起轩然大波，洋人竟有要求美国领事派医查验该女子是否“病狂”者。这是种族偏见的显现。好在美国如拜伦所言：“吾爱亚美利加，此自由之区，神之绿野。不被压制之地也。”（转引自鲁迅《摩罗诗力说》）美驻广州领事以“惟洋妇嫁华人，例无禁阻”不予干涉（但是在美国国内的一些州，却有禁止白人与华人通婚的法律）。相反的例子也有：1911年，有西洋女子亟请英国驻成都领事干涉英妇郝海伦与川人胡继曾婚事，云胡已有妻室，“西方话语”就是重婚，英领事向四川护理总督王人文交涉，必以“法律”治其“罪”。王答以“中国话语”：“承两房”非“罪”。最后惊动了英国驻华公使给海伦下“最后通牒”：汝如不离婚和回国将视为放弃英籍，然彼女子竟答以“中国话语”：“我愿为彼之妾，至死不离”，恼怒的公使也竟答曰：“作妾，英国决不认可；若曰妓女，则英国妓女不准逗留中国。”其时《大公报》评论此案，透视两造“话语”之是非，其云：“胡郝氏与胡姓结婚，为个人情爱上之问题，与第三人毫无关涉。今英领事强以国际问题牵涉，逼令胡郝氏离婚，质言之强国妇女不肯嫁于弱国人民，而弱国妇女尽可作强国人民之妻之妾之玩物。噫，可胜叹哉”，“夫王道不外乎人情，而法律亦成于自然，查英邦文化以仁爱著名全球，各国素所仰慕，是以英邦人民大都本性仁厚，以此揆诸英领事之用心，决不愿胡氏一家生命灭亡于其计划之中，只以身任领事不得不干预此事矣。”〔3〕是言虽有为英领事涂饰的痕迹，却也道出“强国话语”背后的强权色彩。
通婚，既有两情相悦若上述之“铁”，也有劳燕分飞的种种涉外离婚案。 1908年，清朝大理院推事李方向顺天府尹衙门提出与其英国妻子离婚（中外离异第一案），此案实“为吾国前此所未闻”者，而男方理由竟是女方“不守妇道”。夫妇仳离后中国报纸的报道令人莞尔，谓“今之娶外妇者，尚其鉴兹”（《近代野史奇观》），幸灾乐祸和“酸葡萄”心理，溢于言表。
三、潮流下的国家法律（制度）安排
1840年中国被迫面向世界，随着商务贸易、外交事务以及留学甚至“猪仔出口”（当时对劳工外出的贬称）等，中外通婚，成了事实，相应的法律文件也先后出世。最早的法律文件就是1888年的《中德人民互相嫁娶归夫治管辖章程》和1889年中意两国的有关照会。它们明确规定：在中国境内，中国妇女嫁与洋人，男方须报知当地官员取得合法性，中国妇女凡嫁与洋人者则“应归其夫治管辖”；若中国男子娶洋女，“亦应援女嫁从夫之例，归其夫治管辖”；嫁娶前后若犯有涉及法律案件，其审断权，女犯“因而远嫁异国希图逃匿者，一经查出此情，其所有犯罪之处仍当由中国地方官提讯归案”〔4〕。除了其时不分中西的男权压倒女权外，这些条约还算是平等的。其后，面对“欧化东渐，竞事猎取。而国际婚姻一语尤为留学青年所艳羡，望风附和，接迹国中”（《清稗类钞》）的走势，清朝学部也于1910年奏请禁止留学生与外人结婚（谓其弊有三：“当修业之际，家室之累重即学问之念轻”；“外洋女子习尚较奢，而游学生之学费有限，赡养既多所耗费，即学资易致不给”；“易有乐居异域厌弃祖国之思，则虽造就成材而不思归国效用，亦复何裨于时艰”），但是这些都不能奏效。这就是人们俗话说的：爱情是没有国界的。怎么办呢？博弈的结果：“政府日前集议：观值五洲交通，中外联姻似不可禁，然亦必略加限制，方足以杜流弊。已决定嗣后凡中国人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