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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猪八戒是一只独行特立的、春光灿烂的猪。他对向众生指出什么才是最好的生活这么一件伟大的事情也嗤之以鼻，甚至保留了怀疑。我开始倾向于认为，猪八戒才是真正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至于孙悟空的青春期，不过是一种通常的逆反心理。
孙悟空则是团队中的“自我”。唐僧当然就是“超我”。唐僧以自己的信仰和普救世人的良知，让孙悟空一步步向他靠拢，一步步向佛祖所代表的那个乌托邦投降，并像溥仪一样忏悔自己的前半生。在这一过程中，猪八戒被压抑了，猪八戒的正常的欲望和权利都被革命忽略了，在众生尚未得到解脱之前，猪八戒成为了西天取经这件事的第一个受害者。
如果离开西天取经的终极意义，单单看待漫漫征途中的禁欲问题，也可以反过来说，孙悟空是“超我”，唐僧才是“自我”。在女儿国那一段，唐三藏明显是在克制，深受熬煎。而孙猴子却在一旁冷笑。“性“这种事情，对孙悟空来说，完全没有吸引力，这是极古怪的。我的猜想，孙行者一开始被压在五指山下，就被压坏了。五百年的时间，足以让他不可逆地成为性无能。
但在一切关于西天故事的阐释中，周星驰这部《月光宝盒》无疑是最精彩的。一个精通古诗的朋友说，周星驰是自梅兰芳之后中国最伟大的演员。如果对“伟大”一词进行新的解释，我认为这一看法是公道的。至尊宝借助于月光宝盒，回到五百年前的盘丝洞去救紫霞，由于时间不凑巧，在影片中一次次的重复。这一段使我对电影艺术有了重新的认识和考量。并从这种随心所欲的重复，感到周星驰的才华横溢。
《月光宝盒》最重要的，不在于给几个为乌托邦摩顶放踵的禁欲僧带来了伟哥，和西天没有的爱情，而在于它将真正具有价值的乌托邦从西天雷音寺搬回了孙悟空的内心。它将西天取经这件带着历史决定论的事情淡化了，它使取经的目的模糊不清。当片尾的至尊宝吊儿郎当的扛着金箍棒，赶上唐僧等人继续上路的时候，我们几乎都已经忘记了他们要到哪里去。他们去干什么，取经这件事究竟还有没有意义？
在这部戏中，“超我”的宏伟叙事被摈弃了。至尊宝其实是孙悟空和猪八戒两个人的统一，即是“本我”与“自我”的融合。本能的快乐原则，不再是与西天取经的目标相反的一件事。
“我猜中了开始，却猜不中结局”，这句台词指向的，其实是取经这件事的本身，而且听起来倒象一个离开了取经队伍，又重新回到五指山下的孙悟空说的。
同时也意味着，追随者终于对领袖失去了暗恋和怨妇般的惆怅，以“独立之精神”洗刷了有关基佬的嫌疑。
《闻香识女人》
一种独尊的价值往往可以把另一种价值盖住，甚至把其他所有的价值都盖住。比如一个反革命者出卖了革命者，和一个革命者出卖了反革命者，两者有什么本质区别吗？“出卖”这件事本身如果是可耻的，在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样一个口号下是否就可以理直气壮？
香港有许多枪战片和黑社会电影，把“卧底”这样一种生存状态和卧底者的内心分裂表现得淋漓尽致。当卧底者和犯罪分子称兄道弟，一起出生入死，甚至被讲义气的同伴舍命相救；当卧底者利用因此获得的证据来指证自己的“兄弟”时，“正义”的标尺面临着极大的模糊。当一个社会运用这样的下三滥手段来谋求社会正义和公平时，善恶的边界已经开始融化了。
艾尔帕西诺主演的电影《闻香识女人》，就触及到了关于出卖的问题。尽管大多数人在看这部片影片时都将注意力放在了其他方面。但这仍然是我看到的几乎唯一探讨“出卖”问题以及教育与之相应的目的的影片。一个中学生和他的同伴进行了一场针对校长的恶作剧。他被抓住了，其他的人逃跑。校长要他将其他人招供出来，可以免去处罚。这位校长甚至以保送他读著名大学为诱饵。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来判断，说还是不说，究竟哪一种才是在道德上没有瑕疵的选择呢？我们的家长恐怕十有八九是鼓励子女招供的。我们读书的时候，哪一个班上没有几个爱打小报告、爱与坏人坏事作斗争的告密者呢？他们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老师的宠信和佞臣。在纪律和服从之外，教育者似乎并不欣赏其他的道德观念。这种体制下长大的孩子，在威胁利诱或者更加高大的价值面前，哪里还有半点古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勇气？
那个中学生面临的“招供”，其实还是一种“消极意义上的出卖”，与主动的“卧底”行为大不相同。假如他供出其他同学的名字，在道德上也实在是无可非议。但他若是不说，会赢得我更大的尊敬。如果我们的教育制度可以接受和体谅学生“不说”的选择，这样的教育制度更会赢得我极大的尊敬，我才愿意将我未来的子女交到这样的教育者手中。
《飞越疯人院》
以前看这部电影感触不深，直到读了福科的《疯癫与文明》，回过头来，才有恍然大悟的心情。
如果说，土匪就是不承认农民—地主产权关系的人，那么精神病人也有一半就是不承认现有的文明制度以及禁忌的人。换句话说，精神病人也是一种土匪，一种精神领域内的土匪。
就像片中的尼科尔森饰演的主角麦克默菲。一开始是一个土匪，最后在疯人院终于成为了白痴。
但在这里我不想讨论这个话题。我从来只对细节感兴趣。
在一次例行的心理治疗的讨论会上，麦克默菲举手发言，对护士长说：“今天是世界棒球锦标赛揭幕，我想建议把现在的讨论改到晚上，这样我们大家可以看比赛的实况转播。”
护士长拉齐德小姐严肃的说：“你要求改变的是一项经过仔细研究后制定的规章制度，必须进行一次表决，按多数人的意见办。”
然后他们就表决了。
就是这个细节让我不胜低徊。前面提到的电影《闻香识女人》，尽管是对于教育体制的批评，但人家被批评的体制比起我们不敢批评的来，已经好上许多。一个校长要处分学生，还要以保送大学向他行贿，这已是我们不敢设想的了。而对于做恶作剧戏弄校长的学生进行处分，居然还要召开全校师生和家长参加的听证会，按一个准司法的程序来决定。
我们可有一个学校，对于学生的处分（即使是成年的大学生和研究生），有一套公开的允许辩护和质证的处罚程序？在我们看来，也是“听说过没见过二万五千里，有的说没得做怎知不容易”。
尤其学生和精神病人，都是一个社会中的弱势群体。
所谓民主就是简单的公职选举吗？从这样两个不经意的细节来看，真正的差距，似乎还与政治无关，而在我们的周围。
一百多年了，只希望这个差距不会是二万五千里。
《第六感生死缘》
我不喜欢布莱特·彼饰演的年轻死神。
在这部片子中，那个休假的年轻死神来到人间，观察一个商界巨子临死时的生活，并爱上了巨子的女儿，死神的爱情使得英俊的死神也充满了柔情，并惹人怜悯。但在最后一幕，当西装革履的死神将爱人的父亲带走的一刻，还是令我不寒而慄。即使最后被死神借用躯体的年轻人起死回生，和爱人再续前缘。这样的结局都无法令我释怀，无法将那一幕的残忍和不对劲在我脑海里抹去。
究竟哪里不对劲呢？
当死神在影片中成为一个西装革履的男子，当“它”成为“他”，将爱人的父亲带走的那一幕就让我想起了克格勃和集中营。
对神的拟人化带来了对于神的模仿，而对神的模仿又最大限度地激起了人的野心。渴望成为一个天使，成为主宰者，成为操盘手，成为在凡人头顶飞翔的生命。在元末的那一场模仿秀中，无数的英雄自称是转世的弥勒佛。在太平天国的疆域之内，洪秀全自称是耶和华之子，耶稣的哥哥。在抗击英兵的战争里，农村姑娘贞德自称是带来圣谕的圣女，凭借信仰的力量成为所有士兵的偶像和胜利的保障。但在火刑柱下，贞德终于开始对此怀疑，并为自己的僭越追悔莫及。
而在上帝已死的年代，每个人都可以模仿天使，每一种思想都企图成为新的创世纪。一个崭新的乌托邦，一个重建的伊甸，一个新的千年王国和新的人子。这是多么令人激昂的事业啊。想成为上帝的愿望是人类最大的愿望，在一个无神论的世界，也开始成为人类所有罪孽最大的发源地。
一个一个模仿死神的人，手拿着枪杆，就像布莱特·彼带走爱人的父亲一样，带走了我们的祖父、祖母、曾祖父、曾祖母和每一个卑微的亲人。
但是没有一个人起死回生，没有一个人的鲜血流进了后来者的身体。
与之相反，我更喜欢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史诗电影《宾虚》，对于神的敬畏，成为了那部影片中最具有张力的一种感人力量。耶稣在宾虚的一生当中反复出现，但从来没有露出过面容。一只手仿佛无中生有，从银幕之外伸进来，递给苦难者一瓢水和求生的欲望。在影片结尾，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高潮部分，神的高大的背影与身躯终于出现了。但在乱发之下，基督的五官始终没有被观众清晰看见，导演始终没有给我们哪怕一个正面的镜头。在被感染之余，我们避免了一些无谓的争论：比如耶稣是马脸，还是国字脸？是双眼皮抑或单眼皮，等等。我们因而知道，那个被钉上十字架的人子，是不可能被模仿的。
我喜欢的是导演在这部片子中所保持的那样一种难得的卑谦。因为导演像领袖一样，其实是最喜欢模仿造物的一种人。
《罗马皇帝卡里古拉的荒淫史》
公元前四十年，屋大维自封“统帅”（Imperator）；从这个称谓中开始诞生出一个皇帝（empereur）和一个帝国（empire）。接下来，屋大维在前27年接受终身保民官职务，拥有了对元老院决议的否决权。前二十三年接受奥古斯都的尊号，这个宗教称号表示着“至尊至圣”。前十九年担任了道德长官，取得任命元老院成员的权力。前十二年又担任大祭司长，成为全国的宗教领袖。一个政教合一的帝制从共和制的外壳下终于脱颖而出。
卡里古拉是这个帝国早期的第三代领导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暴君。当他登上帝位时，面向宴乐狂欢的人群，发出由衷的欢笑。他对侍卫说：“仅仅是一个念头，这里所有的人都可以被我杀死，仅仅是这个念头就足以让我开心了！”
恐怖的暴政由此而始。“你杀的人越多，你的敌人就越少”，这是卡里古拉对他妹妹说的话。这个建立在共和制废墟上的帝国，直到这个时候在名分上还是模糊不清的。皇帝至少在理论上仍然被看作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的代理人。尽管帝制取代了共和制，但贵族的权柄与地位并未被一个职业的官僚集团所替代，所以元老院的贵族们依然保留着矜持和荣誉的惯性。
当杀人如麻的卡里古拉牵了一匹他最喜欢的种马去元老院，对他们说：“我要提名这匹马进入元老院，成为你们的同僚。”面对这种指鹿为马的挑战，元老们认为这是对元老院和罗马的羞辱，他们主动提出自我放逐，离开了元老院。
元老们并不质疑卡里古拉具有把一匹马变成罗马元老的力量，但他们矜持地保留了把自己（一个元老）变成囚犯的权利。那种让元老们敢于拒绝的力量，照我的理解，与其说是来自于共和制下的惯性，不如说是来自于贵族制下的惯性。
秦之后废封建而置郡县，赵高牵了一头鹿来，对朝臣说：这是一匹马，对不对？每个人都点头承认那是一匹马，像走进教堂中的新人宣誓说：“我愿意”。
可见要论脾气，失去封邑的官僚集团，大大比不上拥有财富的贵族集团。孟子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只不过官僚集团贵族化脾气的养成，还需要漫长的时间。
《黄飞鸿对黄飞鸿》
黄飞鸿（1847～1925），南海西樵禄舟村人。其父黄麒英乃晚清“广东十虎”之一。飞鸿五岁从父习武，十二岁随父鬻技街衢。后成一代宗师，与同时代的霍元甲并称南北双侠。虽然黄师傅武功果然了得，但这个武术大师加民族英雄的形象，多半还是香港自四十年代起的一百多部电影慢慢包装出来的。从关德兴师父，到成龙、李连杰、赵文卓。黄飞鸿的银幕形象长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