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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体制内进行的，却恰恰捍卫了内部亟待改革的部分。五四不打革命的名目，却有革命的灵魂。文革从总体上不具革命性，没有新的主题，新的思想，新的成果。十一、五四是伦理革命，是在反对封建道德的基础上，重建人性的道德。在文革，道德与良知成了革命的对象。人们变得狭隘、冷漠、嫉恨、残酷、虚伪，告密和仇杀之风盛行。这种社会文化心理的形成，公平地说，是长期的“阶级斗争”的产物。但是在文革，道德的摧残尤为严重；为此需要付出的代价，就不仅仅是属于一代人的了。
早在三十年代，鲁迅就说：“五四精神有退无进”，甚至说了“五四失精神”的话。倘说这精神一脉尚存，那么及至此时，则已完全为文革所扼死。知识分子跌落到从来未曾有过的困厄的境地，人格也变为从来没有过的卑贱。剧作家曹禺回忆说：“‘四人帮’统治的那段岁月，真是叫人恐怖，觉得自己都错了。给我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倒是小事，自己后悔不该写戏，害了读者，害了观众。”“他们逼着你招供，供了以后不但别人相信，甚至连你自己也相信，觉得自己是个大坏蛋，不能生存于这个世界，造成自卑感，觉得自己犯了大错，不要写戏了，情愿去扫街。这种自暴自弃的思想就产生了，这种思想上的折磨比打死人还厉害。”历史学家范文澜受了中央文革组长康生、陈伯达批评后，立即写信给刘大年：“请你助黎澍同志加强批评。愈过头愈好，不过头，别人会来补的，那就麻烦了。”接着又写一信给黎澍：“你毫不容情地加上自我批评的文字，愈过头愈好，请你站在敌对者的方面，尽量抨击，不大大抨击，将来自有人出来抨击，那就被动了”。那时候，不少人被逼自杀。历史学家翦伯赞自杀前，口袋装有遗书，其辞为：“我实在交不去（出）来/走了这条绝路/我走这条绝路杜师傅完全不知道。/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梁漱溟不甘寂寞，却写信给中央文革并转毛泽东，表示赞成文革：“主席此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使广大群众振起向上精神，鄙视资产阶级，耻笑修正主义，实为吾人渡入无阶级的共产社会之所必要。……当红卫兵来临，我以维护此一大运动之心情迎之……”诗人郭小川在五七干校时致信妻子说：“早已下定决心，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办事，永远在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工农兵结合中改造世界观，永远生活战斗在第一线。”在宣布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时，又致信妻子说：“我的‘斗私批修’并不好，尚有一个问题需要补斗。……同志们都在祝贺我，但我认识到这只是革命的新起点，没有什么可满足的，只是斗争和改造的任务更加加重而已。”五七干校本来是一个带有集体惩罚性质的劳动场所，臧克家陶然写了大量赞美诗。他在诗集《忆向阳》的序言中写道：“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我于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到了湖北咸宁干校。这个日子，我永生不能忘。它是我生命史上的一座分界碑。”一九七五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随即写诗助阵；一年过后形势大变，复歌颂“英明领袖”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论风向如何，唱颂歌是诗人的本份。一些荣幸进入御用写作班子的如“梁效”“石一歌”辈，把灵魂卖给权势者，至今讳莫如深。其中，如周一良著书回忆，题为“毕竟是书生”，分明为自己开脱；余秋雨大论“嫉妒”而骂“小人”，则要努力保持“文明的、高贵的社会形象”，使“社会增加一点高贵因素”云。
“士风”如此，怎么可能指望从中产生独立的思想者呢？倒是极个别的“士林”之外的人物，如张志新、遇罗克、李九莲，以他们诚实的声音打破了禁锢的沉默。在一个只懂得说谎的国度里，诚实就是思想。他们的文章，日记，言词，诚然说不上“深刻”，但是价值连城，是那些专一阐释别人的“思想”而自以为高贵的学者的论著所无法比拟的。然而，他们竟死于屠刀之下！在历史的记忆中，有那么一根喉管，一直到今天仍然在滴血！
雅斯贝斯──一个经历过纳粹和二战的人──说：“必须有新闻出版自由，集会自由和言论自由。人们允许进行说服和实行宣传，并且在自由竞争中进行。即使在战争时期，也必须保证观点的自由交流。”然而，在文革期间，连观点交流的可能性也没有，思想只能进入地下状态。也就是说，真正的思想者，只能是地下思想者。数十年间，包括文革，在知识分子中间堪称“思想者”的，实在只有张中晓和顾准两人。这里称为“地下思想者”，还因为他们的文字，都是在身后由亲属或他人整理并辗转托人出版的。他们不见天光。
张中晓倾其孱弱的躯体内的全部力量，抨击封建思想传统，抨击帝王权术、流氓哲学，批判国民的奴隶根性。他常常把权力和奴役连在一起，提高到政治哲学的高度加以思考。他说：“权力的灾难，一方面是明显的残暴行为，另一方面是一切通过强力或强烈的心理上的影响（灌输教育，愚民政策，神经战）对个人自由的干预。”“统治者的妙法：对于于己不利者，最好剥夺他一切力量，使他仅仅成为奴隶，即除了卖力之外，一无所能，欲达到此目的，首先必须剥夺人的人格（自尊心）。”“政治家之言论，为稳定人心鼓舞人心而作，因此，必然含有欺诈成分。”如果说，顾准思考的是国家、群体、社会的外部问题，政改问题，追求民主政治，那么，张中晓思考的，则偏重于个体，人的内面问题，精神问题，追求“道德的民主”。他说：“哲学的任务是在于使人有力量（理性）改变外来压迫和内在冲动。”“它使人们有力量锻炼自己的心灵和发展自己的精神，因之，真正的人，名副其实的人是作为精神实体来完成的。”这位沉实多思的年轻的思想者，对反对科学和民主的蒙昧主义和奴隶制度的批判，充满了战斗的激情：“人们今天大声地反对蒙昧主义和奴隶制度，但人类却确实地在蒙昧与奴役之中生活了几千年……人们喜欢，或人民安于生存，这就是两者的生命力和现实根据。蒙昧迷信和奴隶制度，仅是对精神的自由来说，是不可容忍的和势不两立的。但对于没有精神的自由人来说，却是舒适的枕头。”他是觉醒者。他不能昏睡，而必须战斗在黑暗之中。他这样概括伟大的先觉者鲁迅是很有意思的，他说：“无论从思想，文学的眼光来观察鲁迅，都不足以证明他的伟大。鲁迅的伟大，是因为他是一个战斗者，是道德的存在，是激动人心的力量。”（10）张中晓所要的，正是这种战斗的道德。他是五四/鲁迅传统的忠实的继承者。
正如张中晓作为最年轻的“胡风反革命骨干分子”，过早地领受人生的苦难一样，顾准两次被打成右派，妻子自杀，儿女与他划清界限，可谓历尽沧桑。他们都是在个人一生的重大挫折中开始其思想苦旅的。因为，他们的思想，不是那种书斋里冥想的产物，而是紧连着他们的血肉，饱含生命的质感。
五十年代末，顾准已经初步形成了他的较成系统的非正统思想。文革的冲击，给他造成一定的干扰。其一是“平等卑贱”。作为右派，他早已被打倒在地，无论运动如何进行都不可能改变他的罪人身份，而一些“大人物”的被打倒，身份则可以从此不同。这次“横扫”的运动，使不同地位不同身份的人获得了一种“平等”。除了平等地受罪，是永远──至少在过去──是无法获得别的平等的。文革以一种大破坏的方式，反对为他所痛恨的特权。此外，还因为中苏关系的恶化，“反对苏修”而在很大程度上抛弃了一直沿袭的苏联制度。这种庞大的僵化的官僚制度，也是他所深恶而痛绝的。他的思想，因了新的刺激而产生相对的波动是可以理解的。于是，在他的一九六九至一九七二年的日记里，我们看到：他用流行的个人崇拜用语，如“伟大战略部署”，“光辉无际”，“活学活用”等记录对时局的看法和日常行为；多次论析“世界革命中心”论，表达一种民族主义情绪；赞美当时具体的路线、政策、制度，从“抓革命”，“斗批改”直到“整党建党大批判”；记述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的自觉性，乃至为当权者设想，写下种种越俎代庖的计划，其中包括农业、财政、外贸与建设，还有国际问题。直到一九七二年，才消除了幻想，决心放弃“轻信”的态度。这时，他不但恢复了一个思想者的常态，而且以急跑步的速度，进入一生中最后也是最光辉的思想时期。
政治民主是顾准探索的中心。如果说张中晓发掘和利用的是中国文化历史的材料，顾准则是更积极地向西方索取思想资源。为了发现寻找民主的道路，他远溯希腊政治史。通过比较，他肯定雅典的民主传统，而否定斯巴达的“民主集体主义，集体英雄主义”的传统。关于斯巴达，他自述说：“我对斯巴达体系怀有复杂矛盾的感情。平等主义，斗争精神，民主集体主义，我亲身经历过这样的生活，我深深体会，这是艰难环境下打倒压迫者的革命运动所不可缺少的。但是，斯巴达本身的历史表明，藉寡头政体，严酷纪律来长期维持的这种平等主义、尚武精神和集体主义其结果必然是形式主义和伪善，是堂皇的外观和腐败的内容，是金玉其外而败絮其中；相反，还因为它必定要‘砍掉长得过高的谷穗’，必定要使一片田地的谷子长得一般齐──它又不精心选种，不断向上，却相反要高的向低的看齐──所以，斯巴达除掉历史的声名而外，他自己在文化和学术上什么也没有留下，甚至歌颂他的伟大著作，还要雅典人来写。”其实，在这里，他写下的正是对中国前途的忧虑。他说：“要克服异化而又反对僧院共产主义，斯巴达平等主义，这是非常非常高的理想，是一种只能在人类世世代代的斗争中无穷无尽的试验与反复中逐步接近的理想。马克思的学生中未必有几个人能够懂得这一点。”虽然，这也是没有法子想的事。关于现代民主，顾准明确认为，这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物。这首先因为，它具有“资本主义精神”。他强调这种精神，或称思想的重要性，说：“西方思想确实善于批判。政治权威当然是批判对象。任何既得权利都是批判对象。……他们的批判，似乎总是在促进进步。他们不善感恩。……他们的话却更多地是反对既得利益集团的。”他认为，“资本主义还有生命力的原因，在于他们不限制，相反正在发展批判。”资本主义精神就是批判的精神，惟其有了这种精神，才如顾准所说，“资本主义老是在发展成长”。其次，顾准是十分看重民主形式的，并不像现在有名的学者何新说的那样：“我个人认为形式民主不是评价一个国家有没有民主的惟一标准。一个国家有没有议会制度，有没有多党制，有没有直接选举，并不是评价它有没有民主的标志，关键在于实质。”大约在何新看来，实质和形式问题可以分开，所以说“当前中国的最大目标，是维持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要在这个前提下，才能有条不紊地解决面临的各种复杂经济、社会问题。当务之急并不是引进西方的代议民主制。”（11）顾准恰恰鼓吹这种代议民主制，认为这是目前惟一可行的形式；而且，又恰恰把民主看得高于一切，认为所有一切都只能在“一定的气氛”下才是可能的，而这气氛，就是“多元主义的哲学、学术自由和民主政治”。在顾准那里，民主是进步的前提，扼杀了民主也就扼杀了进步。而进步是最终的。
总之，顾准是反对“大一统”的。他说“我还是厌恶大一统的迷信。至于把独裁看做福音，我更嗤之以鼻。”他提出抨击“中国思想”，张中晓称作“中土思想”，主要目标就是这“大一统”。他比较中国和西方制度的不同，说：“他们的封建制度，是具有严格身份等级的一种统治制度，可是，至少在统治集团之间，相互间的身份和关系，观念上认为是由契约规定的，法学家称之为规定身份的契约。中国，这类问题由简单的十六个字加以解决，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权威主义，无为政治和愚民政策，都包容在“大一统”里面，是“大一统”的派生物。顾准认为，那种关于中国可以从内部生长出资本主义的说法是一种侈谈，原因就在于这“大一统”，在中国传统内部没有这种变异的资源。他解释说，资本主义并不是一种纯粹的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