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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科恩和皮得罗是两个极端的话，那么杰克便是他们不幸的中间体。一方面杰克与皮得罗十分相象，共有一个同样的法则，都相信男子的尊严有赖于他自己的智慧；另一方面杰克与科恩也有许多微妙的相似之处：在布莱特面前，科恩把自己下降到一个茫然无措的青年那样的地位，杰克也被贬成了一个奴隶般的男妾了。当布莱特要求杰克帮助处理她与皮得罗的关系时，杰克无法保持完整的人格，只能象科恩那样为她服务。他甚至愿意由她把自己当作皮条来利用，让她用自己的朋友蒙托雅来羞辱自己，腐蚀罗莫洛，从而使整个狂欢节失去了意义。
布莱特出于一时狂热，爱上了年轻的斗牛士皮得罗，但是冷静下来后，终于发现两人年龄相差悬殊，不得不把他打发走，她觉得这样至少能避免去做“一只糟蹋孩子的母狗”。她独自呆在马德里的旅馆里，准备召回杰克。这时杰克在圣赛巴斯莱恩，他正试图恢复自己的尊严。但是一接到布蒂特的电报，他立即又象科恩一样了，准备为他的情人效劳，将自尊心抛在脑后。
在马德里，杰克彻底幻灭了。他现在才意识到：布莱特不可能恢复自己失去的女性气质，也不可能和一个好男人同居而不摧毁他。这就意味着：即使杰克没有丧失性爱能力，他与布莱特也不会成为一对真正的爱人。全书在浓重的悲观主义和哀伤痛苦的情调中结束：“唉，杰克，”布莱特说，“我们要能在一起该多好。”
前面，有个穿着卡其制服的骑警在指挥交通。他举起警棍。车
子突然慢下来，使布莱特紧偎在我身上。“是啊，”我说。“这么想想不也很好吗？”
应该指出的是，这里的警察具有象征意义，他象征着战争以及制造战争的社会，因为他有力量命令情人们的汽车停下，又能剥夺他们正常的性别角色。杰克和他的同代人已经到了最清醒的时刻，他们都不能去爱。
总之，书中的人物一事无成，他们的生命仿佛是一场空，就象鲁迅的《在酒楼上》所形容的那样：“……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在未来的人生旅途上，只有皮得罗能显示出力量和希望。
在这本书的扉页上，海明威用了两段题词。一段是女作家格特鲁德·斯泰因说过的话：“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但海明威认为这只是句听上去很入耳的空话，他否认这是他的创作意图。他又引用《圣经·传道书》的一段话来加以纠正：“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急归所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地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海有威写信告诉他的编辑麦克斯威·柏金斯，说这本小说的真正寓意是“他却永远长存”。尽管读者最强烈的感觉不是大地永远存在，而是所有动作的周而复始，徒劳无益，但这部小说依然完美而有意义，也是海明威最优秀的小说之一。
《永别了，武器》
二十年代是海明威由一名文学青年成长为一位著名作家的重要时期。他先后推出了两个短篇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里》（1925年）和《没有女人的男人》（1927年），一个中篇《春潮》（1926年），两个长篇《太阳照样升起》（1926年）和 《永别了，武器》，（1929年），除了《春潮》不尽人意外，其它的都是成功之作。毫无疑问，继 《太阳照样升起》之后的《永别了，武器》，是海明威二十年代创作的一个顶峰。
海明威写《太阳照样升起》只用了六个星期的时间，而写《永别了，武器》则用了六个月的时间，他反复修改删节，甚至重写，据说结尾就写了十七次，表现出极其严肃的创作态度。1948年海明威在新版的序言中回忆说：“在我写初稿期间，我的第二个儿子帕特里克通过剖腹产在堪萨斯城出生；在我重写的时候，我父亲在伊利诺斯州的橡树园自杀……。我记得发生的一切事件，记得所有我们居住过的地方，记得那一年我们度过的美好时刻和不幸时刻。但是我更清楚地记得生活在作品里，记着描写作品里每天发生的事件。描写乡间、人物和发生的事件时，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感高兴。每天我都把作品从头读到我要继续写下去的地方，而且每天我停下来的时候，我都感到写得顺手，知道下一步写什么事情。作品是一场悲剧这个事实并不使我感到不快，因为我相信生活就是一场悲剧，而且知道它只能有一个结果。但是，发现你能够写出某些事件，真实地创作使你读起来感到高兴的作品，而且为此你天天都在工作，确实是我所经历过的最愉快的事情。除此之外，任何别的事情都无关紧要。”
《永别了，武器》的英文名字是《A Farewell to Arms》，可作两种解释：一是“永别了，武器”，二是“永别了，怀抱”，它暗示了两个主题，战争和爱情。曾经也有人将它译作《战地春梦》。
这篇小说是海明威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反思的一个延续。美国青年弗雷德里克·亨利满怀热情地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作为一名救护队的志愿人员来到意大利前线，他的军衔是中尉。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亨利的朋友雷那蒂军医把英国籍护士凯瑟琳·巴克莱小姐介绍给他。巴克莱小姐“金黄的头发，皮肤给阳光晒成黄褐色，灰色的眼睛。”亨利认为她相当迷人。但在交往过程中，亨利对爱情的态度是消极的，他觉得他并非真正爱巴克莱小姐：“我亲一亲她那一对合拢的眼睛，我心里想，她大概有点疯疯癫癫的。就是有点神经也没有关系，我何必计较这个。这总比每天晚上逛窑子好得多，……”在他看来，他和巴克莱小姐之间的关系只是一种性的消遣而已。巴克莱小姐有过未婚夫，但不久前在法国战场上阵亡了，在这种背景下，巴克莱小姐尽管需要爱情，但也不敢抱过多的幻想。战争使这两个精神空虚的青年成为一对恋人，但战争又不允许他们严肃认真地面对爱情的出现。
亨利接到了出发的命令，他和巴克莱小姐匆匆告别，巴克莱小姐送给他一个圣安东尼像，亨利把它塞在衬衫里面，不久就将这事儿忘了。亨利随部队在一处砖场隐蔽起来，他和几个救护车司机谈论战况。在交谈过程中，大伙儿渐渐流露出厌战情绪，亨利觉得战争虽然不好，但总得打完才是。他说：“如果只有一方面停止战争，战争还是要继续下去的。如果我们停住不打，一定更糟糕。”司机巴西尼反驳他说：“没有比战争更糟糕的事情了。”就在他们争论时，敌人的炮弹不断落在砖场附近，传来一阵阵爆炸声。当他们在掩蔽壕里吃饭时，一发炮弹落了下来，亨利的腿被炸伤了，巴西尼因伤势过重而死去。
亨利住进了一家野战医院。雷那蒂来看他，还说要给他“弄个英国奖章”，亨利对这种随便颁发奖章的状况感到惊奇。后来他们又谈起巴克莱小姐和女人的事。傍晚，一位教士来看亨利，谈到了有关战争、上帝和爱的问题。不久，亨利转到了米兰的美国医院，在这里他与巴克莱小姐再度重逢，在巴克莱小的美丽和温柔的感召下，亨利开始感到真正的爱情了，他想：“天知道我本不想爱她。我本不想爱什么人。但是天知道我现在可爱上她了……”他觉得非常愉快幸福。亨利在这家医院里一边养伤，一边继续着和巴克莱的爱情，“夜间除了凯瑟琳工作时间以外，我们都是在一起的。我很爱她，她也爱我。我白天睡觉，我们醒时互相通信札……”亨利能走动时，他们便在公园里赶马车玩。他们谈到了结婚的问题，但一方面巴克莱小姐会因此而被调离，另一方面还得遵守意大利的法律和繁杂的礼节，因此未能实现。
亨利的伤痊愈后就接到了返回前线的通知。临别之际，巴克莱告诉亨利她已经有了三个月的身孕了，这使得他们的分手与上次大不相同。亨利在旅馆租了一间房子，巴克莱精心地把它布置得十分温馨。他们谈论孩子和战争，这是他们面临的现实问题。他们在相互安慰中又匆匆分别了。
这次重返前线后，亨利对战争的认识更加清醒了。“我每逢听见人家提起神圣、光荣、牺牲，这些空泛的字眼，总觉得不好意思……我观察了好久，可没看到什么神圣的，所谓光荣的事物，并没有什么光荣，所谓牺牲，那就象芝加哥的屠宰场，只不过这里屠宰好的肉不是装进罐头，而是掩埋掉罢了。”到前线不久，德奥军队突破了意军北面的阵地，沿着山谷直冲下来，意军狼狈地溃退下来。亨利率领的救护车队加入了大撤退的行列。
在连绵不断的秋雨中，许多从附近乡间小径上来的农民也和部队混杂在一起，马车、鸡鸭、缝纫机、狗、汽车、人群一片混乱。由于敌机轰炸公路，救护车队屡屡受阻，再加上道路泥泞，有的车辆已经陷入泥中。两名搭车的工兵见势不妙企图逃走，亨利开枪击伤了其中一个。司机波尼罗接着将这个受伤的逃兵击毙了。亨利他们不得不弃车步行，他们沿着铁路走去。途中一人被远处射来的子弹打死，而司机波尼罗这次也逃跑了。在撤退队伍中，士兵们厌战情绪十分强烈，不断出现“打倒军官”、“和平万岁”、“回家去”等口号，很多士兵甚至还扔掉了自己的步枪。
在塔利亚门托河大桥，亨利发现意军的宪兵在桥头检查过桥的官兵。所有军官都被抓起来进行审问，有一名中校因“擅离部队”被宪兵枪决了。见此情形亨利毅然跳河脱身。他漂浮到圣维多的对岸，上岸后他摘掉了星徽，爬上了一列开往美斯特列的火车。火车开进米兰车站时，亨利跳下车去医院找巴克莱小姐，但巴克莱小姐到施特雷沙去了。
在施特雷沙的巴罗美岛大旅馆，亨利和巴克莱度过了一段蜜月般的日子。“……那时心情，好比我们回了家，不再感觉孤独，夜间醒来，爱人仍在并没有发觉梦醒人去；除了这以外，一切事物都是不真实的。”然而好景不长，地方治安部门发觉亨利是“擅离职守”的军官，决定逮捕他。在旅馆伙计的协助下，亨利和巴克莱乘小船划过日内瓦湖，逃往瑞士。不久，巴克莱小姐快要临产了，他们从一个小镇搬到洛桑。在一家医院里，巴克莱终因难产而死。故事在这里嘎然而止。
恋爱和战争虽然常在同一部书里出现，但未必能很好地结合起来，常常是格格不入的两件事。但是在海明威精心结构的这部小说里，恋爱与战争经过微妙而绝对地并行，使人看了觉得是一个故事，而不是两个故事。亨利与战争的关系可分六个阶段：断断续续地参加——严峻地作战——受伤——米兰养伤——撤退—一逃跑。巴克莱小姐也经过了与此相符的六个阶段：性消遣——真正恋爱——怀孕——临产——住院——死亡。这两条线索小心地交织在一起，寓意完全一致。
在《太阳照样升起》中，海明威就指出战争的荒诞：战争使杰克这样的男人丧失了男于气质，又使布莱特这样的女人丧失了女性特征。他们无法相爱，一事无成，生活得更加荒诞。在《永别了，武器》中，海明威采用讽刺手法，进一步描写了战争过程中的种种荒诞。他使人们相信，亨利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是一个讽刺性的差距。
海明威关于大撤退的描写是个最典型的实例。在一幅展示战争的愚蠢和混乱的画面上，海明威及时插入了一段讽刺特写。在满是雨水的路上，一辆救护车深深地陷在泥里，两位乘车的工兵急于追赶撤退的队伍，不肯留下来砍些灌木来垫好打滑的轮子，想徒步逃跑。这时亨利开枪打中一个上士，这个上士只是被打伤了，但在亨利的默许下，接着就被救护车司机波尼罗击毙。波尼罗还骄傲地说：“我一直想杀死个上土。”但是几个小时之后，他也跑了，主动让自己被敌人捉去，以免被打死。在塔利亚门托河大桥，亨利意识到战场警察将以他对待上士的那种方式对待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