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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和老人此次出海时的心情是一致的。由于过去八十四天都没有捕到鱼，老人的自信心多少被蒙上了一点怀疑的阴影，这种怀疑甚至使他相信自己不会再有好运了。然而老人不打算屈服这种宿命论的想法，很快他又对自己说：“可是谁知道呢？也许今天就要走运。每一天是新的一天啊。”所以他越是意识到这条鱼的“伟大和壮观”，他要弄死它的决心就越强烈。“他证明了一千次都落了空。现在他又要去证明了。每一次都是一个新的开端，他也决不去回想过去他这样做的时候。”
老人最终征服了马林鱼，但是马林鱼的血又召来了成群的鲨鱼，它们把马林鱼咬得千疮百孔，当老人回到静静的港湾时，一条硕大的马林鱼只剩下一副骨架了。鲨鱼使老人的“第八十五天”没有成为真正的吉祥日，他最终没有逃脱他捕不到鱼的命运。他在物质上是失败者，但在精神上是胜利者，因为他在困难面前没有低头，而且他不在乎“谁弄死谁”，海明威正是借老人之口喊出了他的心愿：“一个人可以被毁灭掉，但不能被打败。”
在《老人与海》中，海明威表现了他对大海的思索。海对于年轻渔夫来说，只是一个具体的捕捞领域；但对桑提亚哥老人来说，却是一种人格。老人认为海是一个女性，因为她任性，既仁慈，又残忍。但还不仅如此，海还蕴含着大量的生殖力和可能性，它的深处就藏有老人从未见过的大鱼。它的宽广和浩大，可以使老人了解和体验不可知的和未知的现实奥秘，而且允许老人生活在永恒之中。
《老人与海》还是一部面向未来的作品。男孩子曼诺林的最后到来给老人带来了希望。他准备充当老人的助手，再次出海捕鱼。海明威在这里找到了返回他起点的一条新路，回到《太阳照样升起》引言中说的那样：“一代过去，一代又来。”但留传下来的，不只是土地，还有人类的劳动，它既是成就了的功业，又是代代相传的技能。
由于批评界有人指出《老人与海》是象征主义的作品，海明威在一封信中予以了反驳：“没有什么象征主义的东西。大海就是大海。老人就是老人。孩子就是孩子，鱼是鱼。鲨鱼全是鲨鱼，不比别的鲨鱼好，也不比别的鲨鱼坏。人们说什么象征主义，全是胡说。更深的东西是你看懂了以后所看到的东西。”关于这个问题，海明威后来又作了进一步的解释：“我试图塑造一位真正的老人、一个真正的孩子、一片真正的海、一条真正的鱼和真正的鲨鱼。如果我能将他们塑造得十分出色和真实，他们将意味许多东西。”实际上，海明威比较赞同的观点是，任何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有象征意味。
关于《老人与海》，海明威后来还谈到了以下的创作体会：“《老人与海》本来可以写成一千多页那么长，小说里有村庄中的每个人物，以及他们怎样谋生，怎样出生，受教育，生孩子等等的一切过程。这些东西别的作家们做得非常拿手非常好。在写作中，你受到已经被人写得令人满意的东西所限制。所以我试图学习去做别的事情。首先，我试图删去没有必要向读者传达的一切事情，以便他或她读过什么以后，这就成为他或她的经验的一部分，好象真的发生过似的。……运气是我有一个好老头儿和一个好孩子而近来作家们已经忘记还有这些事情。再者，海洋也跟人一样值得写。所以我是幸运的。我曾经看见过马林鱼伙伴，知道那些事情。所以我把他删去了。在同样一片水面上，我看见五十多条巨头鲸的鲸群，一次用鱼叉叉住了几乎有六十英尺长的一条鲸鱼，但又被它逃走了。所以我把它删去。我从渔村中知道的一切故事，都删去了。”海明威那简洁的文风在《老人与海》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老人与海》是海明威生前发表的最后一部小说。小说发表的当年（1952年）海明威获得了普利策奖，1954年海明威又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可以说
《老人与海》对世界和对他本人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时的海明威情绪饱满，乘胜前进。 1956年，他与华纳兄弟合作，改编《老人与海》的电影脚本，将其搬上了银幕。然后他又去西班牙，想再写一部类似1932年发表的《午后之死》那样的斗牛专著。他描写了两位有名的斗牛士安东尼·奥多涅斯与路易斯·多明奎之间的竞争，标题为《危险的夏天》，以两段连续性的报道的形式发表在《生活》杂志上，结果写得苍白无力，十分乏味。五十年代初，海明威还创作了长篇小说《海流中的岛屿》，这部小说原本是他的“海洋、天空、陆地”三部曲中的一部。实际上他已经无力完成这个三部曲了，就连这部已经完成的作品也写得令人失望，所以海明威生前没想发表它，而是把它存在哈瓦那一家银行的保险柜里去了。五十年代中期，海明威还写了回忆录《流动的宴会》，追忆他早年在巴黎学艺时的情景。这本书的命运同《海流中的岛屿》一样，写完后便被作者束之高阁了。海明威自杀之后，他的妻子玛丽·威尔什于1964年将《流动的宴会》发表了，1970年玛丽·威尔什又与出版者整理出版了长篇小说《海流中的岛屿》。
战争与硬汉
纵观海明威的全部小说作品，我们就会发现战争是海明威创作的一大题材， 《太阳照样升起》、《永别了，武器》和《丧钟为谁而鸣》分别描写了两次世界大战。海明威说过：“我这一辈子见过不少战争，我对它深恶痛绝。但是还有比战争更坏的事情；而且都没有好结果。你越恨战争，你就越明白：一旦被迫卷入战争，不论可能出于何种原因，你只得打赢。你只得打赢，干掉那些发动战争的人，而且要注意，要使这一次战争结束后永远不会再有大战。我们这些参加过上次‘为了结束一切战争’的大战的人不会再受骗了。”这里的上次大战指的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海明威参过战、负过伤，对那次世界大战印象很坏。他写《太阳照样升起》和《永别了，武器》时，像当时欧美许多反战作家一样，用怀疑、否定的态度去描写它，带有强烈的反战色彩。和其它反战作家不同的是，海明威的特点在于他把这场掠夺战争看成残酷的、冷漠的社会现实的一种表现，他的憎恶和否定并不只是局限于战争，而扩展到当时整个社会现实及其精神价值。显然这是富有独创性的创作，这样的主题当然也就比一般反战小说高出一筹。最有典型意义的是，海明威从厌恶战争、怀疑社会出发，锻铸成一种痛苦到了麻木程度，除了个人感觉，别无可信的人生态度。而这种人生态度恰恰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产阶级社会文明崩溃的精神面貌。
西班牙内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海明威始终站在反法西斯主义的一边，坚决支持年轻的共和政府。与海明威二十年代的反战小说迥然不同，《丧钟为谁而鸣》充分肯定了这场战争的意义，甚至将其与美国的南北战争联系起来。海明威在作品中妥善处理了个人与全局、爱情与责任之间的矛盾，赞扬了为正义事业献身的崇高精神。然而，海明威并没有放弃个人特色，他仍然按自己的方式来解释这场战争。在他的笔下出现的不是一幅黑白分明的画面，反法西斯阵营并不因为它反法西斯就一切都美好。正象我们看到的那样，其中既有朴实、勇敢的游击队员，也有自私、卑劣的游击队长；主人公既有强烈的正义感与责任感，又有无法挽回危局的失败感；支持共和政府方面的国际军事领导机构内部不协调，又面临巨大的客观困难等等。海明威在作品中以其独有的方式表现了这场战争的复杂性。一位评论家曾经指出：“如果说海明威站在任何人一边，他是站在人这一边……”这大概是战争中作家的最好立场，海明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是如此。
海明威在创作中还有一个显著特色：他塑造了一系列的“硬汉”形象，并一再肯定其内在精神力量。海明威喜爱的斗牛士、猎人、拳击家和渔夫都是这种人物形象。他们或者为了保持个人的荣誉、职业的尊严，或者为了生计，表现出临危不惧、与厄运斗争到底的“硬汉”精神。这“硬汉”第一次出现是在短篇小说里，他是《五万元》中的拳击家杰克。在拳击比赛中，他忍住剧痛，以牙还牙，犯规击倒了对手，达到了打输的目的，从而破坏了一个双重骗局。《没有被斗败的人》中的曼努埃尔是个老斗牛士，身上又有伤，但他打败了仍旧不肯认输。在《弗朗西斯·麦康勃短促的快乐生活》中，英籍狩猎向导威尔逊把打猎的标准教给他的雇主，使他在死前获得了一个短促的快乐生活。卡叶塔诺是《赌徒、修女和收音机》里的赌徒，两颗子弹打进他肚子里，却看不出他有痛苦的神色。当然，最好、最出名的“硬汉”是桑提亚哥，他是《老人与海》中的老渔夫。他在同象征着厄运的大鱼的斗争中，完美地表现了海明威所谓的“压力下的优美风度”，老人是失败了，但是他在对待失败的风度上取得了胜利。他那句名言：“人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掉，但不能被打败。”已经成了海明威式硬汉的一种精神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