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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轻轻的一握，表面上看只是发生在非洲丛林里的一位科学家与她的研究对象之间的一个小小的意外的插曲，实际上却是人类与动物交往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伟大事件！珍妮是幸运的，是她第一个（也许迄今还是惟一的一个）代表人类与其他生命握手致意，而大卫更是一位了不起的动物王国的英雄。是他首先伸手“果断地握住”一个人类的白皙而无毛的手，第一次用身体语言道出了动物对充满爱心的人的信赖与感激，表达出它们渴望与人类建立某种新型关系的真挚愿望。因此，这一握既是对珍妮十多年来在非洲丛林中所从事的科研活动的最高奖赏，也是人与其他生命可以沟通与交流的一个永恒的象征。同时也充分证明了：爱，不仅能融化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也能照亮横亘在人兽之间的那片无边理性的黑暗。
瞬间一握，便是人与动物和谐共存生命图景的永恒定格。但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向无助的动物伸出自己的友爱之手，主动地承担起善待生命保护动物的神圣使命，把我们的地球建设成人与动物及其他生命和睦共处的美好家园。
〔英〕珍妮·古多尔：《黑猩猩在召唤》，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索尔仁尼琴与赫鲁晓夫
——读《索尔仁尼琴——回归故里的流亡者》
？ 戴庆华
在前苏联时期的作家和艺术家中，曾有许多人得到过高级领导人的青睐，少数人还同高层领导人建立了特殊的私人关系，如列宁、斯大林与高尔基，斯大林与肖洛霍夫等。不过，这些得到高层领导人亲睐的作家艺术家在进入领导人的视野之前就已经闻名遐迩。在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的社会里，得到赏识多少也算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索尔仁尼琴几乎算是惟一的例外，在进入高级领导人的视野之前他还是梁赞市一个清贫的教师。他的一夜成名是同赫鲁晓夫分不开的，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这个后来成为苏共敌人的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就是赫鲁晓夫一手造就的。张晓强先生的《索尔仁尼琴——回归故里的流亡者》对此有着较为详尽的叙述。
索尔仁尼琴以“进行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的罪名在集中营度过了八年的监禁岁月，1953年才获得释放，但释放后按照规定又在哈萨克共和国的一个遥远荒凉的小村庄度过了三年流放岁月。虽然他在劳改营中就开始了自己的创作构思，被释放后仍然坚持不懈的写作，但是，他的作品只是写给自己看，从没有想过这些作品会有出版之日，更没有想到他会靠自己的作品一夜成名。即使是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掀开了“解冻”的序幕后，他也远未为这个苏联文学的新时代的到来做好精神准备。1959年，他创作出中篇小说《854号劳改犯》，这就是后来轰动一时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雏形。但是，这种创作仍然处于地下状态。然而，地下创作的苦寂是可想而知的，他也非常希望有朝一日能摆脱这种状态。他一次次地修改这部作品，删除其中激烈的言词和敏感的话题，使之适宜在出版环境仍然不甚宽松的苏联能够公开出版。
赫鲁晓夫执政后苏联社会发生的显著和不显著的变化终于也让作家的这颗敏感的心灵受到了轻微的撞击，他关注着文坛正在悄悄发生的变化。终于有一个人的讲话引起了他的注意，那就是苏联著名诗人、《新世界》的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这个诗人主张更大胆更自由的出版文学作品。这是一个他曾经仰慕的诗人，远在索尔仁尼琴当炮兵连长的战争年代，他就从电台中听过诗人的长诗《瓦西里·焦尔金》。出于对特瓦尔多夫斯基的信任，他把作品托朋友送到了《新世界》编辑部，从此开始了长达一年的痛苦等待。
特瓦尔多夫斯甚当然不是等闲之辈，他被作品深刻的思想和强烈的感染力所吸引，决定采用这部作品。他约作家到莫斯科的《新世界》编辑部见面，提出修改意见，其中之一就是把书名从《854号劳改犯》改成《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而且，他还付给作家相当于其几年工资的最高标准的稿酬。但是，特瓦尔多夫斯基尽管明了作品的价值，却仍然不敢擅自作主发表作品：这可是苏联的头一部描写集中营生活的作品！他征求了不少人的意见，其中就有苏联不少知名的诗人和作家。但是他们对作品众说纷纭，比较一致的看法却是这样的书稿肯定不会得到发表。
作品的问世是如此的艰难，连索尔仁尼琴本人都有些失去了耐心。为了让作品得以问世，特瓦尔多夫斯基决定走上层路线，把作品送给了赫鲁晓夫的文学顾问列别杰夫。作品终于“上达天听”——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非常欣赏这本小说。
据说，当列别杰夫为赫鲁晓夫朗诵这部作品时，这位领导人听得非常认真，时而大笑，时而啧啧称赞，还把米高扬也请来一同欣赏。两周之后，《新世界》编辑部接到党中央的指示，要他们务必在次日上午交给中央二十三份《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而当时编辑部仅有三份，打字根本来不及了，于是只好铅印，使用《消息报》的几台排字机，分给每个工人一小段，让他们分头排字，校对工作也连夜进行，终于在凌晨前将装订好的样书直送党中央。不久之后，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要求委员们表态同意该书出版。当时许多人没有表明态度，有些人虽然有一本小说的样本，却可能根本来不及或者没兴趣哪怕是翻一遍，但是赫鲁晓夫还是决定利用第一书记的权威下令出版该书。
1962年10月20日，赫鲁晓夫召见了特瓦尔多夫斯基，向他宣布了可以出版的决定。这时节的赫鲁晓夫正被古巴导弹危机搞得焦头烂额，在这个节骨眼上还对这样一个无名作者的小书如此关心是颇耐人寻味的，也许这正是这位领导人在紧张中寻求镇静的一种奇特方式吧。不管怎样，这本难产的小说终于得以问世了，1962年第十一期的《新世界》刊登了这部小说。这正是小说送到编辑部的一年之后。这个时候，连索尔仁尼琴本人也不抱什么希望了。当他应邀到莫斯科去校对稿子，终于看到凝聚自己多年心血的作品终于变成毛边大样，不禁失声痛哭。
作品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刊登这部作品的《新世界》杂志在两天之内被抢购一空，而且还有许多人争相订阅。当时杂志只有九千四百本，后来杂志出了两版单行本，发行达八十万册。小说发表仅十余天，《文学报》、《消息报》、《文学与生活》、《星火》等报刊就陆续刊登了一些文艺界名人的文章，对小说表示热情的赞扬。
小说让作家得到了巨大的声誉，一时间索尔仁尼琴的各种社会活动应接不暇。1962年12月中旬，索尔仁尼琴得到了赫鲁晓夫的接见。赫鲁晓夫以其惯有的坦率和粗俗的作风搂着他的肩膀表扬他。不用申请他就自然的成了作家协会的会员，还差一点获得了1964年度的列宁奖金——如果成为事实的话，会是十分有趣的：把一个以列宁的名字命名的奖金授予后来的苏联政权的敌人。
据1963年3月10日的《真理报》报道，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的一次接见中热情赞扬了《伊凡·杰里索维奇的一天》，他说，这是“一部从党的立场真实地阐明那些年代苏联实际情况的作品”，还说这是一本“重要的书和需要的书”。也许是出于疏忽，这位第一书记把这本书的作者也称着伊凡·杰尼索维奇。赫鲁晓夫还在中央全会上公开了当初讨论这本书的出版问题时许多人不置一词的经过。显然，这本书由于其独特的内容，在最高领导人那里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和筹码。当然，由于赫鲁晓夫的赞扬，这本书的知名度也进一步提高。那一次中央全会出现了这样的场面，每个与会者都得到了两本书，一个是全会的材料，另一本是第十一期的《新世界》。有几千本本来是准备在莫斯科零售的杂志也被紧急调运到会议的服务点，这是历史上从没有过的奇观。
但是，即使在这个时候，赫鲁晓夫对索尔仁尼琴的支持也是有限度的。当特瓦多夫斯基把作者的另一部小说《第一圈》送给列别杰夫，试图再走一次上层路线时，他得到这样的回答：“您还不知道谁现在很不满意而且后悔让《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出版了！”后来的材料证实，赫鲁晓夫曾向一位退役将军诉过苦，他说：“你要知道索尔仁尼琴让我触了多少霉头就好了。今后我可不再干这些事情了。”显然，由于下令出版这本描写集中营生活的小说，他受到了政敌的责难，而且预感到有人会利用这件事向他发难。
赫鲁晓夫的后悔已经有些晚了，两个月之后他就在一次“宫廷政变”中被赶下台，一个平庸的党务工作者勃列日涅夫接替了他的总书记职位。在得知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后，索尔仁尼琴一时处于难以形容的尴尬境地。他这样描述了自己的心境：“我是被赫鲁晓夫捧起来的，在他面前，我没有行动的真正自由，我应当在对他和列别杰夫的态度方面永远毕恭毕敬感恩戴德，尽管这对于一个从前的劳改营分子来说是可笑的，怀着一种人对人的感激心情，这种感情是任何政治上的公正所不能取代的。现在，我摆脱了庇护（有过这种庇护吗？），也就随之摆脱了对他们的感恩戴德。”
无论索尔仁尼琴是否承认这种“庇护”，他的命运是同赫鲁晓夫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随着赫鲁晓夫的下台，他的困境也日益加剧，作品被禁止，住宅被搜查，行踪被监视，终于于1974年2月被驱逐出境，被迫流亡国外长达二十年之久。
无可否认，是一位领导人造就了一位杰出的作家。如果没有赫鲁晓夫，或许索尔仁尼琴永远都只会是梁赞市一名默默无闻的教师。然而，有人把赫鲁晓夫的下台归咎于索尔仁尼琴，这是荒谬的。赫氏的下台是苏共政治斗争的结果，一个作家远没那么大的力量。但是失去赫鲁晓夫的庇护对索尔仁尼琴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无可否认，后来作家遭遇的一系列迫害都是失去这种庇护的结果。但是，如果赫鲁晓夫长期执政，索尔仁尼琴还能成为一名有独立人格的作家吗？很难。连他自己也承认，他必须永远对自己的恩公感恩戴德，否则在良心上会有愧的。他的大多数直接批评苏联政治的作品都是赫鲁晓夫下台后才在国外发表的。如果赫氏不下台，也许，他也许会像肖洛霍夫和巴巴耶夫斯基那样成为一名享受特权的文人，甚至最终会像高尔基和阿·托尔斯泰那样被拉进领导层，但是，作为一个作家，他的创作生命也许早就终结了。
作为苏联体制改革先锋的赫鲁晓夫的下台导致了长达二十年之久的停滞僵化的勃列日涅夫时代，无疑是苏联政治的悲剧，但对于索尔仁尼琴而言，既是个人生活的不幸，又是一次创作生命的再生。对于赫鲁晓夫而言，这个牧童出生的第一书记对于文艺是百分之百的门外汉，做过的蠢事足以抵消做过的好事。他对于索尔仁尼琴及其作品的特殊照顾更多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这个他在不经意间抬举起来的作家后来终于成为苏联政权的掘墓人之一，这才是历史给予的最大讽刺。
张晓强著：《索尔仁尼琴——回归故里的流亡者》，长春出版社1996年版。
“先审后斩”与战争逻辑
？ 杨忠民
有书载二战结束不久的一桩轶事：1946年，梅汝璈先生作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抵达东京。在一次宴会上，盟军最高统帅部的中国联络官与在日考察的时任上海市教育局局长顾毓琇一道将一把宝剑赠予梅汝璈。梅先生双手接剑，谦虚道：“‘红粉送佳人，宝剑赠壮士。’可惜我非壮士，受之有愧。”顾毓琇回答道：“你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和千百万死难同胞，到这侵略国的首都来惩罚元凶祸首。天下之壮烈事，以此为最。君不为壮士谁为壮士？！”听罢此言，梅先生抽剑出鞘，激昂慷慨：“戏文中常有‘尚方宝剑，先斩后奏’。如今系法制时代，必须先审后斩，否则，我真要先斩他几个，方雪我心头之恨。这些战犯扰乱了世界，残害了中国，同时也葬送了日本的前途。这真是‘自作孽，不可活’。我中华民族素来主张宽恕以待人，但为防止将来再有战争狂人出现，对这些战犯必予严惩。非如此，不能稍慰千百万冤死的同胞；非如此，不能求得远东及世界和平。我既受国人之托，决意勉力依法行事，断不使战争元凶逃脱法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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