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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解必然反映在对神的理解上，例如以色列人自己喜欢吃烤牛肉就以为耶和华上帝也必然有此嗜好。那种以今天的价值观埋怨耶和华噬血、好杀的人是没有历史地理解人类精神发展的历程，没有把上帝观念与人类精神成长作统一观。正是人类自身对正义的理解只停留在为宣泄愤怒情感拔剑而起的阶段，才把耶和华上帝描述成顺应自己意志的神。以色列民族的先知每当面对违背自己意愿的事情发生就说耶和华必对此报复时，耶和华的性格也就存在于此先知的心胸中，而一个先知的心胸——必然是那个时期人类精神的体现（《旧约》记录的以色列人的任何一个“先知”的心胸都没有达到老子的《道德经》所达到的高度和境界）。历史还要等若干年才能把耶稣的“拔剑者亡于剑”这样伟大的观念注入人类的心灵。
反对对耶和华和宙斯进行比附的事实是，如果宙斯（古罗马的朱庇特）是古希腊人（到古罗马）的“耶和华”的话，却为何没有形成信仰宙斯的世界性宗教？基督教最终征服了罗马人成为“国教”，罗马人自己的神倒成了异端，这的确值得历史学家们分析。需要指出的是，以色列人关于耶和华上帝的观念到公元一世纪耶稣诞生后，的确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从目前的四福音书分析可知，耶稣被认为是上帝的儿子，是上帝派到人间的使者，许多人信了他。在耶稣死而复活到最终“升天”，他的言行迅速地传播开来，到达并蔓延整个欧洲大陆。如果要追索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就只能从以色列民族自己的处境去分析，借用黑格尔的语言，即从他们民族的“民族精神”去思考。对于强大的罗马人的统治，以色列人没有能力反抗，名义上统治他们的希律王家族的种种秽行更让他们反感。他们祖祖辈辈信仰的耶和华神哪里去了，为什么不来拯救他庇护的人民呢，这是以色列民族的烦恼。解决这种烦恼的最容易想到的办法是以色列民族产生一个英雄，带领以色列人去推翻罗马人的统治，建立一个强大的独立国家，就像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以后在约旦河地区约书亚击败诸王所做的那样。但是，在摩西、约书亚乃至大卫以后，以色列似乎再也产生不出伟大的民族英雄了。听耶稣讲道时，以色列人或许也寄希望耶稣成为民族解放的领袖，但耶稣认识到自己没有组织和统帅人间军队的才能，也没有出奇制胜的权谋，或者他自己本来就蔑视这种才能和权谋，其思想——忍让、克制、博爱与这种世俗雄心格格不入。他在传道生涯中尽力避免和罗马人发生冲突，有的只是关于上帝进行最终审判的信心和对摩西十诫等观念的理解——强调敬神和爱人如己是最大的诫命。他要解救的不仅是以色列人，而是包括罗马人在内的所有人。在一个崇拜暴力、充满罪恶的时代，耶稣的博爱思想是极为可贵的，这和早他五百年的东方的另一位伟大觉者释迦牟尼的“众生平等”思想不谋而合。假如以色列民族不是那样弱小（人数总是很少），而是从中产生了像刘邦、项羽那样野心勃勃的领袖或者诸葛亮那样雄才大略的军事家扭转乾坤的话，耶稣或许就不是我们今天谈论的耶稣了，他死而复活的“奇迹”可能被门徒们当作装神弄鬼的东西而遭冷遇，其本人也可能湮没在千千万万没有名姓的人物中——当然这完全是假设。正因为以色列不是中华民族、罗马民族那样强大的民族，所以它也就不可能有中华民族、罗马民族那样的民族英雄。以色列民族的“民族精神”是要从精神上而不是从世俗政权上征服罗马乃至世界。这正是真正意义的宗教精神，即普遍性意义的宗教是从解决人生的烦恼出发，而不是从某些人群（如国家、民族、阶层）实际利益出发。耶稣从解决自己民族的烦恼出发拓展了人类精神的空间，使每一个想象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心灵油然而生崇高和悲悯的情感，上帝的光辉在耶稣殉难的十字架上闪光，基督宗教超越了民族与国家的界限而在世界广泛传播。
相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东方。释迦牟尼（乔答摩·悉达多）诞生的时候，他的父亲迦毗罗卫国的净饭王问某人为什么痛哭不止，此人说，太子将成为世界的王而不是我们这样小国的王。此人所谓的“世界的王”其实是预示释迦牟尼所领悟的真理将传遍世界的意思。而传遍世界的宗教不可能是拘泥于某个民族解放的理论，而必须是具有普世性的真理。目前来看，具有普世性的“真理”只有两种——宗教与科学。
反过来说，正因为中华帝国、罗马帝国的强大，使其在产生民族英雄的同时耽搁了产生宗教领袖的机会，这个机会给了以色列民族的耶稣和其他民族的少数几个人。在耶稣之后，人类精神的创造力更加强大，知识更加丰富，其中就包括耶稣、释迦牟尼等觉者的贡献。然而此时，即便强大的帝国再产生耶稣那样自信是最高神儿子的人，将会遭到世人的嘲笑。没有最高神之子的真实声音，朱庇特沦为异教神，玉皇大帝仅仅是传奇小说的“笑话”（中国北方一些地区把说书也叫说笑话）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是中国、希腊、罗马的最高神没有成长为统摄世界理性上帝的一个原因。
当然，对于基督教发展为普世性宗教，我们也不能否认历史的某些偶然性作用。耶稣是木匠的儿子，他的门徒都是些渔夫之类的粗人，他们的“学历”都无从谈起，但两千年来，无数博学的人研究关于耶稣言行的著作却汗牛充栋。无论你相信不相信耶稣死而复活的“奇迹”，但有一个奇迹是无法否定的，那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像耶稣的生与死那样被一代复一代的亿万人所关注，而且似乎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名字能够比耶稣基督在人类心灵中“活”得更长久。所有的英雄都可能被历史遗忘，但惟独耶稣恐怕要“活”到世界末日。
《新约》中耶稣的某些“神迹”可能是后人附会上去的，例如使瘫痪多年的病人站起来行走，使盲人复明，使包着裹尸布的死人从坟墓里复活等。假如人的瘫痪和眼疾并不太严重，或者一个人假死却被误认为真死而遭埋葬等情况，“因信得救”是可能的。“信心”可以转化为人的身体内部真实的力量，但“因信得救”只能在一定限度内有效，“信心”不可能是万能的。而且，把耶稣当成包治百病和显神通的巫师是令耶稣极为反感的，他实在不愿意人们这样误解他。当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求耶稣显神迹时，耶稣不无愤怒地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你们看。”耶稣对求看神迹的人是由衷厌恶的。当耶稣被钉十字架时，过路的人嘲笑他：你既然是神的儿子，神为什么不救你从十字架上下来呢？但话音刚落，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使目睹耶稣死亡的人震惊，并相信耶稣的确是神的儿子。根据《新约·马太福音》记载，“从午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约在申初，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马撒巴各大尼？’”随着这声呼唤，在耶稣气绝的同时，“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百夫长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就极其害怕，说：‘这真是神的儿子！’”随着耶稣的死而发生的地震征服了在场的人，他们一定认为耶稣的死和地震之间存在因果联系。现在看来，如果真的有这场地震的话，这也只是自然界运动（地震）与人世间的事变（耶稣的死）的“巧合”，就像1976年中国伟大人物的去世并不是引发唐山大地震的原因而仅仅是巧合一样。地震只是地壳运动造成的，和任何人的生死都没有任何联系，自然界和人世间不存在如此直接的“天人感应”，但在耶稣所处的时代，“巧合”就是“神迹”。当然，现代以色列人也不再把诸如“哭墙”流“泪”的巧合事件作为“神迹”来看了，但在两千年前，上帝还没有隐退到科学的背后时，他似乎是直接参与人世间的活动。耶稣的死“引发”地震的“神迹”向人“证明”了，耶稣的确是“上帝之子”。这是基督宗教发展中的一个偶然性因素，与其他因素一起便成了基督教思想迅速传播世界的原动力。
《旧约》时代的“万军之耶和华”是战神、民族保护神、个人保护神，与宙斯神的“功能”是完全一致的。但耶稣诞生后，人类历史的发展最终使这个过程成为现实：人格神的耶和华作为精神上帝诞生的必不可少的条件，通过耶稣的《新约》使自身演化为理性上帝成为可能。之后，人类又花了两千年的时间才逐渐剔除上帝身上的诸多物性，而使其成为纯粹的精神性。这种精神性体现在我们对自身和世界的理解中，如哲学和自然科学。当初，耶和华上帝作为精神领袖时以色列人赋予了他诸多世俗王者的物性，而欧洲人从物理世界推导上帝存在的时候才真正赋予上帝纯粹的精神性。
五、理性上帝
欧洲特有的理性精神孕育出的杰出大脑在基督宗教传至欧洲后对《圣经》进行了理性思考，一方面是大众接受的基督教思想的日益广泛传播，一方面是经院哲学家对于上帝观念理解的日益深化。上帝创造世界之前不可能有时间——这样的语句是明显不同于希伯来人的思维方式，不可能在耶稣的话语记录和圣保罗的书信中找到。作为古希腊最早的哲学家，泰勒斯认为水是万物的始基，即世界的一切存在物本原于水；而赫拉克利特认为，世界是一团永恒的活火，在一定程度燃烧又在一定程度熄灭。在纷繁复杂的世界现象中寻找统一性的原因和秩序，这是古希腊人自然哲学中最可贵的精神，甚至不在于他们把原因和秩序所归结的究竟是什么（泰勒斯的水、赫拉克利特的火、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以及伊壁鸠鲁的原子、柏拉图的理念等等），他们的思维方式启发后来的哲学家——世界发展和流变是有其统一性的原因和秩序的。这个古老的信念一直延续到爱因斯坦，他的成功（狭义和广义相对论）和失败（统一场论）都与这个信念有关。当然，“统一性”并不等同于完全决定论，这是量子力学对爱因斯坦的超越。时间和空间问题是作为一切自然科学基础的数学和物理学的最为基础性的问题，而古典物理学（牛顿力学）和现代物理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无不以对此问题的思考为基点。奥古斯丁的“上帝创造世界之前不可能有时间”，即使到了现代宇宙学不仅并不过时，而且是宇宙大爆炸理论最“本质”的描述。所以霍金教授认为，追问“宇宙大爆炸”之前如何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那时上帝的手表还没有上发条。一旦上帝和时间与空间联系起来，也就和古希腊人的思维方式联系起来了，而“世界本原”与“上帝”的统一将由另一位伟大的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来完成。他通过对上帝的创造物——现象世界的逻辑推导，进一步阐释了上帝的可理解性。他认为客观世界是我们接近上帝的惟一道路，咒语、占星术、梦幻、灵魂附体、异像都不是认识上帝的道路，“神迹”就是我们面前的自然世界，此外没有神迹可看。可以说，托马斯的“五种证明”反映了欧洲人的科学理性认知精神（古希腊人开启的）的回归，在人类思想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下面结合现代科学的发现简单扼要地对应说明托马斯·阿奎那关于上帝存在五种证明的含义。
第一种证明，上帝是第一推动者。在上个世纪，因为哈伯的观测和宇宙微波背景辐射证据使得宇宙大爆炸理论成为成熟的理论。但宇宙为何在奇点发生爆炸，或者说什么机缘或原因点燃了宇宙大爆炸的导火索呢？这个问题超越了目前的数学和物理学，因为我们数学、物理学的一切理论都是建立在宇宙“成熟”（大爆炸后一百五十亿年后的现在）时期的时间－空间基础上的，在宇宙奇点和爆炸的临界点到爆炸以后很短的区间，时空弯曲到在质点内完全闭和的程度，我们的数学和物理学所有定律在此区间内是完全失效的。霍金教授在《果壳中的宇宙》中认为，在我们目前的宇宙，上帝玩骰子的频率和数量都非常大，所以宇宙呈现出规律性；而在越接近大爆炸的区域，上帝掷骰子的频率越小，不确定性也就越明显，以致在爆炸开始的时刻是完全不确定的。完全不确定性意味着偶然性。偶然性，比如问某人路过湖边时为什么向水里投掷了一枚石子，他投掷石子的确切动机是什么，他可以回答：没有动机，仅仅是兴之所至。我们也可以回答：宇宙大爆炸的契机是上帝的兴之所至。目前的宇宙的任何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