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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显示，在1945年至1947年间，大量黄金和白金被存到了世界最大的银行里，包括瑞士联合银行和瑞士银行，这些银行成了黑鹰信托基金的主要机构。瑞士银行在信托基金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因为战时瑞士是中立国，瑞士银行没有遭到掠夺、破坏及损失。瑞士银行的高级官员签署的文件表明，由这笔资产所担保的大笔贷款提供给了英国政府、埃及政府、中国国民党政权及其他挣扎着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经济的政府。｛11｝
第三节
问题是在“国家安全”的外衣下，产生了滥用权力的情况。在后面的章节里，我们将看到许多这方面的例子。这些地下资金被用来行贿，被用在意大利、希腊、日本和其他地方的贿选；利润丰厚的信托基金为大人物效劳；黄金的持有证被作为诱饵而投放。在那些聪明人手中，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世界一些最大的银行以它们的金库里这笔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黑钱为筹码，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几乎到了上瘾的程度。
回顾过去，出于爱国目的和高尚事业的需要，追回金百合藏宝库所藏，并建立黑鹰信托基金是件容易做到的事，但在冷战期间要用好这么多的黑钱则不那么容易。因为这时所谓的“国家安全”使得要审计这些钱的使用几乎不可能。为了掩盖存在这笔财富的真相以及确保美国在对抗20世纪40年代末席卷亚洲的共产主义浪潮中的地位，华盛顿还做了其他滥用权力的事情，在外交方面撒了许多弥天大谎，特别是有关日本的谎言。美国想要日本成为其在亚洲的反共堡垒，因此，这笔隐藏的财富的来源永远不能披露。
从1945年开始，华盛顿不得不坚持称日本从未掠夺过任何东西，而且在战争结束时日本已是一文不名，完全破产。这样，美国开始了对许多历史事实的歪曲，并使它们成为秘密。由于对金百合组织聚敛到的后被华盛顿得到的这笔财富一事必须保密，因此日本和美国民众都被欺骗了。1951年的和平条约被这些欺骗所扭曲，成千上万被迫为日本公司从事奴隶般劳动的战俘和劳工因此并没有得到任何赔偿。为了使日本免于战争赔款，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FosterDulles）私下会晤三名日本人，制定出和平条约的条款。其中一人就是宫泽喜一（MiyazawaKiichi），他是后来的日本首相，并多次担任日本的藏相。根据和平条约的第14条：“本条约谈判国认为日本应对其战争期间对盟国所造成的破坏和痛苦赔付战争赔款。然而，这些国家也承认目前日本的资源尚不足（以进行这样的赔款）。”为了强化日本破产的印象，第14条称：“同盟国放弃由日本战争行为所造成的国家赔款的要求以及同盟国的国民由日本战争行为所造成的赔款的要求。”通过签署这个条约，同盟国诸国等于承认日本战时掠夺的财富全部蒸发掉了，而且所有日本战争行为的受害者只能自认倒霉。作为对同意该条约的回报，华盛顿将桑蒂所发现的“黑金”秘密地运到这些国家用来加强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12｝
由于黑鹰信托基金和政治行动基金一直是预算外资金，并一直延续到今天，其数量比任何时候都要大。根据华盛顿高层消息，1960年，当时的副总统尼克松把这些基金中的最大的一笔之一———M基金给了日本自由民主党的领导人。作为回报，他们许诺给尼克松回扣用作其竞选美国总统的竞选费用。M基金当时的数目是350亿美元，据说现在其价值达到了约5000亿美元。这笔钱自那以后一直受自民党的幕后操纵者所控制。他们用这笔钱来贿选，使日本保持着一党专政，并阻止任何有真正意义的改革。类似的秘密基金所导致的腐败现象在全世界比比皆是。秘密是一种权力，权力导致腐败，不透明的权力导致秘密的腐败。
正如研究日本的专家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Johnson）恰如其分地评论：“冷战结束了。无论美国当时怎么认为的，现在都有必要对冷战进行彻底的反思。冷战本身不再能被用来证明对冷战的代价及其未曾料想到的结果进行忽视的合理性。今天的问题不是日本转变为社会主义还是中立主义，而是为什么长期以来一直依赖美国的日本政府会如此的腐败、无能和脆弱。”｛13｝
所有这些宝藏来自何处？到目前为止，日本对亚洲的掠夺被官方轻描淡写地称为是多喝了几杯的士兵的一些随意的小偷小摸的行为和一些暴力行为。这是一派胡言。抢劫作为战争的组成部分并不是什么新鲜事。1860年，英法远征军来到中国华北，喝醉了酒后，变得疯狂起来，抢劫了北京郊外华丽的圆明园，砸烂了他们拿不走的所有东西，然后一把火烧毁了除一座亭阁和一间房屋外的整个宫殿。由于不相信他们抢到的黄金是真的，这些未受过教育的士兵把其中的大部分给扔掉了。联军的司令是额尔金（Elgin）爵士，其父曾将雅典帕台农神庙里的雕塑运走。1900年，为了解救被义和团围困的使馆区，西方军队再次进入北京，开始了酒后的狂暴行动，抢劫、捣毁紫禁城里的财宝。但这与日本在1895年至1945年间的所作所为有着本质的区别。
日本在1895年至1945年的所作所为的本质不同在于其不是酒后的抢劫和破坏。日本人的抢劫是理性和故意的行为，特别注意抢劫有价值的书籍和手稿，而一般的小偷和普通的士兵是不会对它们感兴趣的。日本人还特别注意抢劫亚洲的黑社会———三合会、秘宗会、黑老大，特别是从事繁荣的鸦片贸易的帮会。对于个人，日本人用敲诈的手段恐吓有钱人。从中国和朝鲜抢夺最有价值的艺术品和文物。到目前为止，仅有少部分的被抢艺术品和文物物归其主。一些主要的文物，包括一些金铸的佛像，最近在菲律宾黑社会的隐藏地被人看见，它们是由马科斯的亲信运去的。但这些艺术品和文物中的绝大部分仍然藏在日本私人的保险箱里，或是在东京皇家收藏品中。
第四节
华盛顿向外界传递的官方信息是日本战时的精英———皇族、财阀、黑老大和“好”官们，努力结束了战争，此时，他们已贫困潦倒，他们也是一小撮“坏”的军国主义分子的受害者。读者们将会看到，事实并非如此。我们被告知，在战争结束时，日本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几乎养活不了自己。实际上，在战争结束时，日本的统治者比以前要富有得多，战争对他们工业体系的破坏相当小。大部分可看见的破坏是数百万普通平民的火柴盒般的房屋，在他们最高统治者看来，他们所遭受的苦难是无关紧要的。令人吃惊的是，没有几家工厂和官邸被摧毁，甚至没有受到严重的破坏。
由于急于想把日本变成一个“反共堡垒”，华盛顿宽恕了日本战时的领导人、天皇及皇族和金融界的首脑们，免除了他们对12个亚洲国家的破坏和使之贫穷的责任。只有为数不多的日本战时领导人被处决。美国在战后占领结束时，所有被起诉的日本战犯都被释放，包括那些从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控制着东亚最大贩毒网络的黑帮和教父。华盛顿不遗余力地使那些发动战争的人重新得到日本政府的权力，其性质等于在战后使纳粹党重新在柏林上台。但这在日本却没有遭到什么反对，因为所有反对的声音都被政治迫害的运动所扼杀，这种政治迫害甚过美国麦卡锡时代的政治迫害。日本极右势力在战时抢劫的赃物和日本财阀在战时从亚洲国家所榨取的利润的资助下得以复活。
从盟军占领日本一开始，麦克阿瑟将军、杜鲁门总统、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以及其他一小部分官员，完全知道日本在战争期间抢劫的赃物和日本上层人物所拥有大量财富的情况，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1955年出版的一份由麦克阿瑟司令部起草的有关占领的报告承认：“占领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收集和保护大量储藏的金、银、宝石、外国邮票、雕花瓷盘以及在日本为非法的各种货币。尽管这些财富的大部分由日本官员收集起来，并由美国军队看护，但据了解，这些财产中没有申报的现金是存在的。”｛14｝
美国情报机构发现的另一大笔财富是由黑社会教父儿玉誉义夫（KodamaYoshio）得到的价值13亿美元的赃物。他作为日本海军少将参与了在中国和东南亚的金百合行动，并专门负责抢劫亚洲黑社会。另外，他还负责日本在整个亚洲战时的毒品交易。战后，儿玉为了从巢鸭监狱出来，避免受到犯有战争罪的起诉，他给美国中央情报局1亿美元，这笔钱被存入M基金。儿玉还个人出钱创建了两个政党，后来合并为日本执政的自民党，至今，华盛顿仍全力支持该党。
我们从美国一些法律行为的蛛丝马迹中可以证实美国得到了金百合行动的赃物，如检验桑蒂遗嘱的真伪、核对他交税的情况以及他存在美国、瑞士、香港及其他地方的钱的法律证据。这些材料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表明全世界充斥着秘密账户，这些账户上的钱是来自金百合计划的赃物。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桑蒂死后，他的一些大的账户上的钱被匆忙地转到了名为退休少将兰斯代尔的名下。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这些拥有价值数十亿美元黄金的银行账户在没有明显理由的情况下易手，这就提出了银行究竟起到什么作用这样一个有趣的问题。
许多著名的名字与这个离奇的故事有紧密的联系。长期担任花旗银行主席和首席执行官的约翰·里德（JohnReed）是与桑蒂的黑钱流动有牵连的关键人物，他的名字在与此案有关的诉讼中常被提到。在这些诉讼案中发挥作用的律师中，有一位是旧金山的著名律师梅尔文·贝利（MelvinBelli），他在写给拉斯维加斯《太阳报》编辑的信中说：“现在我确信世界上许多重要银行的确为桑蒂存过钱。”贝利在诉讼中写到：“被告花旗银行主席和首席执行官约翰·里德在花旗银行为桑蒂所拥有的金块的兑现过程中发挥了主要的作用，里德及花旗银行有系统地出售了而且仍在出售着上述金块，并将销售收入挪用。”
在美国进行的其他诉讼确信无疑地证明金百合行动所抢劫的财物的确隐藏在菲律宾。在旅游胜地碧瑶（位于菲律宾吕宋岛西部———译者）附近，一位名叫罗赫略·罗哈斯（RogelioRoxas）的菲律宾锁匠发现了隐藏在一隧道里重达1吨的金佛像和数以千计的小金砖。一听到罗哈斯的发现后，马科斯总统派打手没收了金佛像。罗哈斯后来被捕，并受到拷打和谋杀。1996年，美国联邦法院判决他的家属从马科斯的财产中获得220亿美元的赔偿。该案在审理过程中提供了许多有关日本抢劫亚洲财物的证人、文件和照片证据。
1968年，马科斯总统派了一个高级代表团去日本，与日本达成联合发掘的交易。根据该代表团一名成员的回忆，他们会见了一名皇室成员，“一名高级官员，他是裕仁天皇的堂兄。他告诉他们，日本在菲律宾藏匿了价值1000亿美元的财富，这需要花一个多世纪的时间来搜寻所有这些财富”。｛15｝另一场不同寻常的诉讼是美国前司法部副部长诺伯特·施莱（NorbertSchlei）在调查日本神秘的M基金时，被美国财政部“咬”了一口后，为了自己的生存而进行的诉讼。
为了扩大竞选资金，在出售了数十亿美元的日本政府债券后，日本自民党领导人发现当这些债券到期时，国库里没有足够的现金来支付这笔国债。为了避免难堪，自民党总裁田中角荣（TanakaKakuei）迫使债券持有人接受期票，但期票在设计时故意留有缺陷，以便日后可被说成是伪造的。当他的顾客要求谈判兑现这些本票中的一部分时，诺伯特·施莱被逮捕了。
第五节
华盛顿和东京坚决否认这些期票（被称为“57”，在裕仁执政一年后发行）的真实性。但我们有证据显示它们是由财政部自己印刷和制造的，并在特定的场合下被日本政府秘密地承认。我们复制了日本和瑞士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