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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我还处于头晕目眩的状态，我也看得出他是夸大其词。脖子断了的人，一 般是叫不出来的。我试着搬动一下他的四肢，还好，四肢能动弹，但他实在痛得够呛。我把 他放倒，给他作检查，看他的神经是否严重受伤。看来他是肌肉痉孪很可能是由于受到剧烈 震动所致。他自以为是快要死了，陷于歇斯底里的状态。我再三劝慰都没用。然而假如我们 不能开车上路，也无法送他上医院。附近的居民跑过来看发生了什么事。在他们的帮助下， 我们把吉普车翻转过来。现在我有可能对它作一次检查。车子损坏得还不算太严重，车头有 一部分凹陷进去，两块车窗被甩了出去，但并没破碎，我再转向搭车人，他仍在嚎叫不止。 我想我得想办法把他的脖颈固定住，然后再找个地方让他躺平休息。但在目前状况下，我没 法搬动他。由于他并未丧失知觉，我认为他的伤势不至于太严重，也可能是碰伤了脊髓。我 翻了翻我随身带的医药箱，你猜怎的，居然还有安定针剂。我给他打了一针。他逐渐缓解下 来并睡着了。这时我就用衬衫垫着碎布给他做了一个颈箍。我把颈箍给他拴在脖子上，固定 在手臂下，这样我们就能把他搬上吉普车的后座。后来我们得知这个人的近亲就住在离此 20英里远的地方，幸而吉普车还能勉强开动，总算运气，终于把此人送到了那里。接着又 用了将近两天的时间修理车子。
后来我们到达一个名为阿布蒙博兹（Abumombozi）的小镇，位于扬布库疫区中心以北 80英里处。传说扎伊尔的疫病第一例病人、一位小学教师，就曾乘车通过这里北上，因此 我很想知道这里是否也有瘟疫的迹象。有位医生告诉我，他没听说附近曾发生瘟疫，但他不 时见过带有伤寒症状的病人。他见到的真是伤寒病人吗？扬布库的医生在未能对病情作出确 切诊断之前也常说病人患的是伤寒。医生是否把两种疾病混淆了呢？我无法得知，因为现在 没有病例，而过去的病人又没有留下化验结果。
当我到达扬布库后，我们的小组还在村里作调查，询问村民，采取血样，以便了解有多 少人受到感染。我的同事们当然十分想知道我曾否发现扬布库和恩扎拉两处瘟疫之间的联 系，我只能使他们失望了。“从一处到另一处需要穿过4个不同的部落地区，而且人们也没 有任何理由要到另一处去。”我这样告诉他们。他们对我的说法抱有怀疑。两个地方同时发 生瘟疫，不能不使人们怀疑两者之间有联系，但我对自己的调查结果深信无疑。三年之后才 证实我的看法是对的。
旅途的下一站是本巴（Bumba）。我们在当地的天空教布道处过夜，打算搭乘第二天的 军用机回金沙萨。上午十点左右，我赶到机场，原只说按计划有飞机到，并没说明一定有。 因此当我到达机场看到有架飞机停在那里，还真有点惊讶。更使我惊奇的是看到有群人围在 飞机周围。大多数是妇女，脸上涂沫着白灰，悲伤地大哭大叫，捶胸顿足。好橡机舱尾部发 生了什么灾祸，是什么灾祸说不准。走近些时，我看见有人把几个木箱抬进机舱。天啊！我 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是些棺材！我得与飞机上满载的死人一同飞回金沙萨。
我问旁边的一个人，那些人是埃波拉病人吗？
“他们是飞行员，先生，”他回答说，“他们开的直升飞机从天上掉下来了。”这人看 着我，似乎在考虑要不要把真象更多地告诉我。“天气很坏”，他好像认为这点解释不够， 又接着说：“飞机没有油了。”
“谢谢你”，我说，并准备走开。
但这人又加上一句：“他们喝酒了，喝得大醉。”
后来我听说，我的一个同事彼得皮奥特（Peier Piot），扬布库小组的成员，本来打算乘 那架出事的飞机回金沙萨的。当他看出这些飞行员的醉态，就明智地没上飞机，我们同在扎 尔伊作过关于爱滋病的调查，相处很好，他现在是联合国艾滋病项目的负责人。我猜想他会 常常想起那桩事件的。
找到飞机残骸和那几具尸体，曾花了几天时间，因此尸体已经腐朽发臭了。机舱内的恶 臭可怕之至，我当然愿意与另一伙人同行，但我又有什么办法。我从哭喊着、脸上涂着白粉 的妇女中间穿过，走上飞机。在空中要呆整整两个小时，无法摆脱令人作呕的恶臭，怎么受 得了，然而也只能如此。我系好安全带，坐在死人堆中。
几个星期之后，另一批物品被运往金沙萨，转运亚特兰大。这批物品实际是从扬布库及 其附近居民中采集的600瓶血清一一送往疾病控制中心实验室去作埃波拉病毒抗体化验的。 我们无从了解的是这些小瓶装着一个和埃波拉病毒无关的秘密。它和其它几千种样品一起， 像是神话故事中的恶魔一样，被紧锁在“疾病控制中心”的一个冰箱内。十年过后，我们才 掌握了打开这把锁的知识，然而一一切都太晚了。
了解拉沙病毒
在贫穷的塞拉里昂共和国，约翰·卡马拉（John Kamara）是少有的特权者。他今年 三十来岁，毕业于该国最古老、最知名的福拉·贝（Forali Bay）大学。毕业后他回到他的 老家边远又贫困的东方省塞格布韦马，在圣灵（Ho1v Ghost）学校当一名历史与法语教 员。他受到学生的尊敬，学生把他当成楷模。塞格布韦马只有很少的知识分子，像他那样的 人不多。人们有事都来找他商量。他不只是老师，更是他们的朋友。他能帮助学生解开法语 动词中的奥秘也能和他们一起踢场足球。
他体格壮健，很少生病，因此当他在1977年2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半夜醒来感到有点不 舒服时，还感到奇怪。他的皮肤摸上去有点发烫，头有点疼。他的肌肉即使在一场紧张的足 球赛之后也没这样痛过。当然，他刚从附近的一个村探亲回来，那里的路很难走，而且天气 酷热，尘土飞扬。所以他认为是由于旅途劳累而引起的不适，于是翻过身来试图重新入睡。
第二天早上他感到更加不舒服。头痛得厉害，肌肉也更加酸痛，并且肯定发烧了，但这 不是什么新鲜事。约翰生长的地方，疟疾多得是，因此他认为他是得了疟疾了。在塞格布韦 马和非洲其他许多地方，人们一旦发烧、头痛、肌肉酸痛，往往都被诊断为患了疟疾。成人 也如此，尽管他们一生中饱受携带疟疾菌的蚊子的叮咬应该具备了某种免疫力。约翰给校方 写了个便条请假，说明自己病了，然后吃了几片阿司匹林和4片氯奎宁（这是当时治疗疟疾 的标准方法），就上床睡觉了。下午，他觉得好了些，但他发现肌肉酸痛转到后背底下，而 且嗓子开始疼痛。
当天晚上，情况更糟了。体温上升，嗓子痛加剧，肌肉疼痛也更厉害。他开始觉得他患 的可能不是疟疾而是其他的病。第二天，他的体温持续上升，疼痛也加剧，他于是去塞格布 韦马的尼克松纪念医院就诊。为他接诊的伊莎贝尔·金医生（1sabeile King）立刻知道了 他患的是什么病。
拉沙热！
1976年11月，对扎伊尔的埃波拉病毒的调查结束之后，我回到我刚在塞拉利昂凯内马 建立的项目现场去完成我的未竟工作，我的主要任务是制定一个研究拉沙热病的长期规划。 两项主要未完成的工作正待我来做：一是找个住处，二是搞起一个像样的实验室。政府拨给 我的那所房子，得花些工夫才能把它改装成一个可用的实验室。首先我得装上发电设备，房 顶漏雨，得好好油漆一番，还得取回我在亚待兰大买的设备。设备已经到达塞拉里昂，存放 在港口的仓库里，但愿它完好无损。在塞拉里昂，除了我之外，没有别人知道怎样摆弄它。 但是在非洲，特别是在塞拉利昂这样贫穷的国家，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什么东西都可以被 “回收”，做法千奇百怪。例如，放置在路旁的一辆报废汽车，顷刻之间就会像动物园中的 野兽尸体一样，被吞噬一空。因此我必须到港口去指导把设备安全地装上卡车，以免设备受 损或是被“遗忘”在仓库里。
我到达港口后，沿着一条弯曲小道南行，找到货运经理，他向我担保说设备完整无损， 但不允许我亲自去作检查。两天后我收到仓库的紧急通知，说我租用的卡车后门不够大，盛 仪器的木箱放不进去，因此我还得再找一辆后门开得大些的卡车来搬运这批仪器，任务是完 成了，代价是我几晚未能成眠。
有了这批仪器，我得通上电源。我在扎伊尔教书时，有摆弄电线的经验，但是我现在没 有时间，只能雇用当地的一名电工。我想我在旁边监督着他干活，一定能保证他把活干好。 当他说他已经干完活时，我对插座和缆线检查了一番，似乎没什么问题。关键的时刻到了， 电源是否接通了呢？我把一个110伏特的显微镜插上电源，可我却立刻遭受到110伏特的电 击，肯定电源接错了。我又把小点的仪器插上电源，结果是一样。肯定这是根本性的装接错 误。电工忙着向我保证说一切都是按我指点的那样做的，那么我的手指怎么会遭电击，又那 么疼痛？
我怀疑是地线有问题。我打开保险盒，看见里面的地线都没有接上，原来是电工把零线 和火线接好了，但是地线却绕成一团，没把线头接上。他把我当成地板了。我耐心向他解释 地线是干什么的，怎么个安装法。他听到后就照办了。我不知道凯内马其他的建筑情况会是 怎样。管它呢，幸好现在我可以坐在我的实验室的椅子上操作仪器而不会遭受电击了。
要使我的实验室运作，得找些人来工作。我需要四个方面的人选。鉴于我们的工作条 件，我不能只要求专业水平，还得对拉沙病毒免疫。我们的研究对象是一种生活在灌木丛中 中等个头的鼠类，大小在一般老鼠和美国的家鼠之间。它们是拉沙病毒的载体，在胚胎期间 就受到病毒感染。它们自己不发病，但是尿液中分泌病毒。病毒在老鼠体内不断繁殖，然而 却躲过了它的免疫系统，也许是让免疫系统误认它是老鼠本身而不是病毒了。疾病的持久性 使病毒得以在病人体内不为断繁殖。病毒就是如此残暴和聪明，如人体免疫系统缺损病毒就 会使无数人终身为它们服务，而我们至今对它仍缺少了解，既不能医治，也不能预防。
当时，从患过病的人身上取得的抗体是对付疾病的最好方法。抗体不能防止人们再次感 染疾病，但至少可以使人们再次患病时，病情不会过于严重。不管怎样，我得尽量防止我的 工作人员染上瘟疫。要和分泌大量病毒的老鼠打交道，那是桩十分危险的工作。我对这事有 点担心，但是也没必要过分忧虑，因为不难找到有拉沙病毒抗体的人。主要问题在于要找到 既有抗体而又能胜任此项工作的人。塞拉利昂东方省没有几个人上过一两年学，应征者中最 高水平的只上过高中，粗通文化和一般计算。在这里除了通过人事关系而获得少数几个政府 职位外，可干的工作就是农业，谁有必要为此而上学呢，因此，我能找到的应征者极为有 限。我也需要会说本地方言门德语（Mende）和较通用的克里奥语的人。最后我还需要掌握 基本医学知识的人。很快，我发现很难找到这样的人。实际上，要为这项工作找到训练有素 的医生的努力早就失败了，这不足为奇，塞拉利昂没有医科学校。本地的医生来自两条系 统，或在西方或在苏联受过训练的。在西方上过学的，回来后一般在弗里敦找到较好的岗 位，或是为政府工作，这样可以得到政治上的好处，可观的年金，下午和晚上还能在私人场 所兼职。他们很少到农村来。
从苏联受训的人口国后则大多到政府医疗系统工作并立即被派往农村。从理论上说，在 苏联受过训的医生在派往农村前要先在费里敦实习，而实际上，这种所谓实习只不过是从几 乎不合格的医生中把最不合格的淘汰出去而已。地方医院中充斥着这种不合格的医生，他们 大多是莫斯科卢蒙巴友谊大学（Patrice lumumba Friendship Uuiversity）的毕业生。该学校的 课程表中政治理论课要比解剖学来得多。许多在苏联受训的医生比屠夫强不了多少。他们在 毫无戒备的当地居民身上随心所欲地胡乱操作着。过不了多久，连最无知的村民都懂得对政 府医院要退避三舍。
不幸的是，村民常常是无处求援。垂危的病人要乘一种蓝色的小卡车在破烂不堪的道路 上颠簸几英里去找一家比较好的教会医院。这种卡车是作为万能车辆行驶的，通常挤满人和 货物，牲畜也像沙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