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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村民常常是无处求援。垂危的病人要乘一种蓝色的小卡车在破烂不堪的道路 上颠簸几英里去找一家比较好的教会医院。这种卡车是作为万能车辆行驶的，通常挤满人和 货物，牲畜也像沙丁鱼似地挤在一起，粪便四流。挤不进车厢的乘客就爬在车顶或悬挂在车 箱两旁和尾部，真是生死攸关。
尽管没有合适的医生，我却获得许多应征者。用凯内马的标准来衡量，我快成为大雇主 了。卫生部向我推荐了几名候选人。我面谈的第一批人竟都是卫生部某个人的亲戚，根本不 符合条件。我很快发现我必须接受他们推荐的任何人，这些人被录用后得付钱给他们的推荐 人。我需要卫生部的合作，否则我没法实行我的方案。因此，我的处境相当微妙。
于是我采取超额雇用人员的办法，录取了包括卫生部推荐的人和真正符合条件的人。我 告诉大家我现在只是试用，之后要根据他们的表现择优录用。这种作法，不管最后谁被录 用，大家都不丢脸。落榜的人只好责怪自己不够条件。
于是我在凯内马开始培训新雇员。训练开始，我让他们实际操作并接受书面考试以了解 他们的水平，最后我留下了一批我认为可以培训成为合格技术人员的年轻人。大多数高中毕 业，没多少工作经验。这也不错，他们还没来得及养成不良的工作习惯。我从最基本的要求 作起，告诉他们必须每天准时上班，在实验室里，我告诉他们要完成哪几件事：不幸的是， 那时，这些简单的要求对塞拉利昂的许多资深的政府雇员来说也是新鲜事。
录用和培训雇员是桩艰苦差事，但是高兴的是我找到几个很不错的人，其中有些人和我 们共事了13年以上。特别运气的是我们找到约翰·坎迪（John Kande）。坎迪个子不高， 稍胖，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他对棕榈酒嗜好的发展，他变得愈来愈胖。圆圆的脸上留着小胡 子，黑眼珠上老戴着一副墨镜。他性格开朗，颇受妇女喜爱。
棕榈酒是非洲名酒，由棕榈树液发酵而成。制酒工人用一条细竹圈把自己缚住，光脚爬 上棕搁树顶，把树液吸人葫芦瓢内（这样做是有一定危险的）。树液呈白色，甘醇可口，多 饮能够醉人。
坎迪能说好几种方言，他对林巴语（Limba）的掌握尤其使他备受欢迎。林巴语是制酒 工人的语言，坎迪能说这种方言，使我们这支队伍每天晚餐时都能喝到新鲜的棕榈酒。棕榈 酒最讲究新鲜，怎样才算新鲜呢？晚上喝的酒必须是当天早上采集的。一整天的发酵时间最 合适，到第二天喝就成汽油味了。
坎迪还有本事与当地的头头及其他主要人物交往，而使这些人了解我们项目的重要性是 十分必要的。有些人可能轻易地得到棕榈酒，有些人擅于获得头头们的欢心，坎迪则兼而有 之。他性格中的唯一缺点是，在整天工作和整晚喝酒之后容易与人打架。不时的，坎迪会因 酗酒和行为不检点而被关进监狱。这时他交友的才干就起作用了。他会把村里的头头或长者 请来，他们立刻就会想办法把他保释出狱。负责拉沙热病项目的官员常常为此奔走。
与拉沙热病项目打了多年交道之后，坎迪成了一名动物专家。他开办了一个老鼠繁殖 厂，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大量样品。他的成就的顶峰是在1989年为要拍摄记录片的一支摄 影队架设了一个“摄影棚”。要想在鼠穴中拍摄老鼠是很困难的，于是他挑选了几只不带病 毒的老鼠，给它们注射了微量麻醉剂，然后放进他的“摄影棚”里。老鼠的表现十分精彩， 摄影队拍出了一些漂亮的镜头。但坎迪对其中几只老鼠麻醉过量，以至当它们在我们为加强 戏剧效果而特地布置的一些残余食品中间跌跌憧撞地爬过时，就像真喝过棕榈酒一样，竟从 桌上一头栽下来，还得把它们检回桌上去。
雇用工作人员之后，我当然得给他们找住处。这是个问题，因为对外来者存在各种偏 见。这里没有房子出租，因为习惯上不允许陌生人寄宿过夜，更不要说长期居住了。凡不在 本村出生的人都算是外来者。村民对陌生人怀有疑惧，怕他们会带来不祥。他们认为一个人 若不是存有某种不良动机，怎么会离开自己的家呢？当然这是发生在农村居民大量流入城市 之前。近来，随着劳工的转移和贸易进入非洲的边远地区，人们对陌生人的态度大大改观 了。
然而，1976年，凯内马北部的钻石矿区是个例外。那里有许多陌生人，他们是来寻找 世界上最优质的钻石的。钻石是塞拉利昂仅有的少数资源之一。钻石矿多属国有，然而这一 行业也吸引了许多想发财致富的人。不仅是塞拉利昂，四面八方都有人来。一夜之间，所有 的村庄都沸腾开来，只是由于听说某某人走过树丛时找到一颗钻石……于是整个丛林的树木 就会被砍光，剩下来的只是大坑和红土堆。人们裹着缠腰布，站在齐腰深的泥水中，大汗淋 漓地掘着，筛着，做着发财梦。有些人发财了，但更多的钻石落入黎巴嫩人手中，他们控制 着该地区的贸易，抢购钻石，大量的宝贵钻石都被走私出去了。
这些村落转眼间繁荣起来，也瞬即衰败下去。只要听说另一个村子发现了钻石，居民会 一跑而空。人口的突然转移给我们对拉沙病毒传播情况的调查带来很大困难。这种淘金热差 不多就像当年加利福尼亚和阿拉斯加发现金矿时的情况。幸而我们面对的居民并非一味单指 望靠钻石致富，他们是只要能摆脱赤贫状态就行。一点钱就能起作用。它奇迹般地改变了村 民拒绝出租房屋给陌生人的偏见。一说出我们愿付房租时，要多少房间都能做到。
当我的雇员们一切准备停当时，我打算正式开始对拉沙热病毒的监视规划。当时是 1977年2月初，我从扎伊尔回来整4个月。我的工作人员受训两个月之后，现在要动真格 的了——要对付真正的拉沙热病毒患者。
病人是不缺的，周围有许多拉沙热病毒患者。
我事先想到我们的工作会相当繁忙，但没料到会忙到现在这种程度。第一个月我们就见 到近30个病人。当时我并不知道，不久得知一、二月旱季是拉沙热病盛行的高峰季节。30 个病人中后来死了9个，这对我的新雇员来说，是一次艰难的、但十分有效的受教育机会。
我们的计划有二：一是测试我们新安装好的实验室能否正常运行。二是我们的数据收集 系统是否有效。我选择了我和卡尔·约翰逊一起参观过的两所医院：塞格布韦马的尼克松纪 念医院和潘古玛的教会医院，以这两所医院的拉沙热病患者作为检查对象。这两所都是教会 医院，也是当地最好的医院，又都位于拉沙热病高发区。我们想更好地了拉沙热病的不同症 状。我们的员工已经接受过要对病人的病史作详细了解的训练，我告诉他们要记录头痛、肌 肉痛、嗓子痛等各种症状。一定要保证医生为病人量体温、检查眼球、牙床是否血，尿中是 否有蛋白质或带血。工作人员把血样带回我的新油漆过的、接通了电源的实验室，我用从 “疾病控制中心”带来的试剂测试血样中是否存有抗体。我们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同一过程， 用离心器把黄色血清分离，然后混入试剂，放在显微镜下观察。
阳性反应、阳性反应、阳性反应！
我们好像中了头彩似的。每个员工都听从指挥。他们想干好工作不仅是意识到这项研究 计划和自己的前途有关，而且对工作本身也产生了兴趣。再则，他们理解到自己是在于一桩 有意义的工作。当我们深入发掘与拉沙热病有关的事物时，我们接触到一个又一个的悲惨故 事。失去母亲、失去父亲、失去儿女，我们要干的事大多了。
潘古玛医院的大多数病人来自钻石矿区，医院里的修女和员工是有奉献精神的，但是， 对付拉沙热病，仅有奉献精神是不够的。他们把传染性病人和非传染性病人放在同一病房。 废弃针头到处乱扔，医院里找不到消毒剂，没有人戴手套，即便在处理感染了的样品时也如 此。所有病房都住上了拉沙热病患者。我们向医院员工建议，为了增加病人信心，他们如果 再配备些漂白剂就更好了。
在修女们的合作下，我们建立了隔离护理制度。在这样的非洲边远地区是谈不上空调设 施和防毒面罩的。谈到空调就是打开窗户，而在习惯于举行仪式时佩戴各种面具的国土上， 戴上防毒面罩无异于把自己标明是恶魔，那将导致难以想象的恶果。即使是爱尔兰修女也难 以理解我们的建议。她们被痢疾、濒临死亡的婴儿、伤寒和贫血病等搞得疲惫不堪，认为拉 沙热病不过如此。我们说，情况不是她们想象的那样。医院收容的成年病人中30％患的是 拉沙热病，而那是死亡的主要原因。此外，潘古玛医院曾流行过这种病，导致若干员工死 亡。但是人们是善忘的，何况很多员工已经调离。现在这里没有可能为拉沙热病患者开辟专 门的病房，只能把他们放在大病房中，同时又要保证其他病人和医护人员的安全。做法很简 单：在拉沙热病患者和其他病人之间设置一个装有轮子的布制屏风，它可以随意推动。这种 屏风当然不能阻挡病毒，但至少可以提醒病人和医护人员这种病是具传染性的，跨过屏风 后，要小心。
我们还进一步在每个拉沙热病患者的床头摆上一张小桌，上面放上外科手术用的口罩， 几副干净的橡胶或聚乙稀基手套以及一些漂白溶液。漂白液是用来消毒手套和口罩的，从本 地市场只能买到家用漂白粉和其他极少物品。我们把漂白粉稀释成10％的溶腋，成为绝妙 的消毒剂。手套在漂白液中浸泡过后，放到太阳光下晒干后再用。在这种医院中，豪华的一 次性的手套是谈不上的，但劳动力很便宜。可以雇一个人专门洗手套。手套可以反复使用8 至10次，到破损为止。只要看到晾衣绳上的无数副手套，就能辨认出我们项目的所在地。 多年来，在许多不同的情况下，我们都安全地采用了这种简易作法。它后来被写进世界卫生 组织的建议书。对于非洲的病毒性出血症，后来甚至对人体免疫系统不全症，都适用。
潘古玛医院的病房宽敞，光线充足，而塞格布韦马的较老的尼克松纪念医院则显得阴 森，令人感到压抑。照明差、墙壁清一色的暗灰，厕所抽水不好，经常缺水。粪尿的臭气充 斥整个医院。和潘古玛医院一样，病房按性别和内、外科划分，还有一个妇产科和一个小儿 科病房。尽管没有专家，这也算得上是本地区的最重要的医疗单位，它为方圆20英里的所 有村落服务。像潘古玛的医院一样，尼克松纪念医院的男女病房都有一小问隔离病房与之相 连，为的是安放传染病人。然而由于传染病人大多，一间小房间放不下，因而简单的隔离手 段再一次被采用。
我们的项目不只限于监测拉沙热病的疫情和采取预防措施。我们还试图消除病毒的来 原：老鼠。为此我们募集了一支老鼠巡查队。除了约翰·坎迪外，还有一位哺乳动物学者约 翰·克雷布斯（John Krebs）。他来自美国，享有美国卫生研究所（NIH）的奖学金，在亚 当·谢林顿（Adam Sherrington）的手下工作。据说亚当的妻子几年前和一个嘻皮士私奔 了，也许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很不喜欢约翰。约翰是个叭叭叫的嘻皮士，秃顶，满脸大胡 须。他好冒险，急于发现鲜为人知的各种鼠类的秘密。他平日在地里辛勤劳动，然后跑到森 林里呆上几天捕捉老鼠，测试它们是否带有病毒。约翰全然接受当地的文化和习俗，特别喜 欢吃本地的食品，配上辣椒。捕捉了一天老鼠之后，晚餐他多半是吃米饭、棕榈油、花生米 和鱼沙司。加上本地的红辣椒。尽管菜里已经放了不少红辣椒，他还嫌不够，边吃菜还要边 嚼辣椒。约翰是个放任不羁的家伙，总是在不知不党的情况下冒犯了亚当。但是他的工作对 于了解鼠类的活动，特别是在判断鼠类与人类的接触方式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的研究 使我们对拉沙病毒在本地居民中的扩散情况有了较清晰的了解。他变得如此知名，以至后来 被人们称作“老鼠博士”。
然而不论约翰取得什么成就，他总不能让亚当——他的上司，相信他的数据的真实性。 亚当对约翰的仇视与日俱增。他每天都写备忘录，指责约翰无能和不诚实。由于我与约翰成 天共事，我知道这些指责全然站不住脚。实际上，我了解约翰对于数字的准确性的要求远比 任何人都要严格。我一直未能了解亚当的问题出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