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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分离血浆时，我们碰到了一个难题。我们有离心机，但当我门试验这些机器 时，我们发现电线装得不对。我踢了自已一脚。离开亚特兰大之前，我没有时间险查那些线 路一乙为什么会这样？——自那以后我还设有抽出时间来做这件事。现在在塞拉利昂，我到 哪里去找一个懂得分离血浆离心机的人，更不用说找一个会修理它的人了。我设想到我们在 医院进行检查的第一个月就会碰到如此多的病人。我们仅想先试一试看，却没想到一下子全 卷进去了。
所以，我发现自己的处境非常尴尬：没有血浆，没有为我们病人进行治疗的药物。难道 我只有束手无策地站在那里，眼看着约翰·卡马拉死去吗？
这个人的悲剧激励我要采取行动。如果我要起点作用，我不仅得做点什么事，而且在做 这些事时得与病人有更多的接触。我在凯内马设立这一项目的原因，是因为它正好位于两个 大医院的当中，与来自弗里敦的公路相通，而不是因为我想那里会有很多拉沙热病患者。所 以我得想法使潘古玛和尼克松两所医院的实验室也用作医治拉沙热的实验室。这样，我就有 把握至少能在现场进行一些基本的实验室工作。但是，在我对潘古玛或尼克松医院能做点什 么之前，我得先使这些离心机启动起来才行。
我拆开离心机进行检查，立即发现当工人将离心机改装成220伏特时，他忘了在线路里 放进定时器。这种机器的设计是不开动定时器，它就不旋转。要改变这一状况，我只得对离 心机进行拆修，使主要线路通过定时器，然后进入发动饥。我花了一天时间才找出它的问 题，然后又花了一天将机器修好。那里没有电工可寻，我就是电工。
下一个难题是将这两台老式过时的但现在很起作用的离心讥运到这两所医院去。每一台 重约600磅，在凯内马我们没有能够运载它们的车辆。此外，它们是有冷藏设备的离心机， 所以，我们得肯定，压缩机要尽量固定在下面，以防止它们与冷却盘管相连接的铜管被压 破。如果管子破了，碳氟化合物就会漏出来，这不仅会污染大气，而且会使冷却设备失去功 能。所以我们到处寻找交通工具。后来找到了两部很结实的卡车可以把我们宝贵的物资运上 搓板似的道路。费了很大劲以后，我们总算把离心机搬上了卡车。然后我们用绳子将它们绑 牢，尽量将压缩机固定好，开车将它们运往潘古玛和尼克松医院。希望能够成功。
终于，我们将机器运到了目的地，但我们的问题仍没有完。我们安装在潘古玛医院的离 心机运转很好，但是在尼克松医院的那一台不能制冷。这是我最害怕的事情。在塞格布韦马 周围没有可以信赖的制冷方面的技术人员，即使有，他们对离心机制冷也无经验。
我只得再动动脑筋。在我离开“疾病控制中心”时，乙位制冷专家曾教过我如何修理冰 箱和如何再向里面装满冷却剂。我希望这一程序能与修理离心机的制冷器相似。我又拆开了 离心机，发现压缩机的铜管在进入冷却盘管的地方折断了。我只有把它割断，使它再次成为 凸缘形，将它放在盘管中恰当的位置。然后我得用钩钩住我们在实验室使用的真空泵，用它 将压缩机里的空气排除，造成真空。几小时后，我使机器里的压力降得很低，以便将盛冷却 剂的容器连起来，重新向盘管充电。一切似乎都正常，但真正的考验是要看温度能否降得很 低，使离心机能冷却下来。我等待着。当我看见缸里面形成了一层霜时，我高兴极了。现在 我可以开始了。下一个问题是：血浆能行吗？
即使我使离心机运转起来，我还要克服其他一些困难。我们还需要一条供应线和通讯设 备。我们没有可以工作的电话系统，电气系统也很不稳寇，所以我们不得不依赖一台备用发 动机，如果我们需要电，我们就发电。如果我们要通讯，我们就用曲柄启动我们的单旁带无 线电设备。医院的发动机每天早上只能向潘古玛和塞格布韦马医院的实验室供应几小时的 电。供电是有限的，手术室要优先，所以实验室往往得不到最起码的电力供应。而且，发动 机还容易出故障，零件也不易找到。我到处想方设法，最后总算凑够了钱为我们的每一个实 验室购置了一台当地可以买到的本田小发动机。有自己的电力了！真是大棒了。
要建立一条供应线则更加困难。通常，我们依靠弗里敦美国大使馆的帮助，能便捷地运 送“疾病控制中心”的供应品和器材。并保证它能通过海关，安全地运到内地。最重要的物 品是用于诊断拉沙热的试剂。就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真的碰到了困难。“疾病控制中心”的首 批物资是通过泛美航空公司经塞内加尔的达喀尔运来的。但它们在达喀尔附近消失了。真见 鬼！虽然这是我们唯一一次丢失的物资，但它给了我们一个教训。我们需要一条更加可靠的 运输线，特别是如果我们要检查病毒的话。我们与荷兰航空公司进行了联系，它每星期四晚 上都有班机飞到隆吉（1oingi）机场。机场就在弗里敦的海岸上游，位于红树科沼泽地中间 的空地，在弗里敦港湾的对面。荷兰航空公司同意直接从亚特兰大经阿姆斯特丹（它们之间 每天有航班）将物资运来，然后经过同一航线从弗里敦将我们在这里做好的样品运回亚特兰 大。我们无法在当地将病毒分离出来。这一程序需要组织培养，而这又要有无菌的工作条 件。在敞开的工作台上用病毒处理临床抽样是一回事，但在组织培养时使其形成高浓度则完 全是另一回事。总之，这种病毒是第四级病毒，只有在适宜的实验室里才能安全处理。只有 在疾病控制中心才能处理。
在研究病毒时，最后的化验或试验都是分离病毒。化验不仅告诉你在血液或组织的样品 里是否有病毒，而且还能告诉你有多少病毒。如果我们要绘制和记录疾病的传播，然后对它 进行治疗，我们必须要分离病毒，并且不仅是对每个病人的一次抽样，而是对他的几次抽样 进行病毒分离。事情还要更加复杂。我们不能就在一般的冰箱里将抽样冷冻起来，用一般的 冰袋将它们运走。如果要保存好抽样，将它一直送到亚特兰大，我们需要干冰。在凯内马根 本没有干冰，即使在费里敦也没有。最近的来源是象牙海岸的阿比让。我们设法与阿比让的 美国大使馆建立了联系，它也试图帮助我们摆脱困境。但是他们送来的头两盒干冰，到达时 却是空的。干冰已全部挥发了，剩下的只有一点二氧化碳。显然，阿比让这条路线行不通。
所以我们又找到效率总是很高的荷兰航空公司里的荷兰朋友，他们告诉我们，如果我们 事先预订好，他们可以每星期四傍晚从阿姆斯特丹将干冰送来。这就使我们有时间包装好抽 样，当飞机第二天早晨返回隆吉时，就能把抽样运回亚特兰大（途经阿姆斯特丹和芝加 哥），剩下的工作就是要想出一个办法，在使馆的帮助下，使包裹内装物在融化之前经过渡 船运到弗里敦，再送回去。我们得确保我们能按时到达弗里敦，这样我们就不会误了飞机。 因此我们毒星期四晚上总是非常忙乱。最后，我们在大使馆的地下室里放了一些大冰箱。在 这里，我们可以储存我们宝贵的抽样。使人放心的是冰箱已和大使馆的大发电机连接起来 了。用这种方法储存拉沙病毒似乎没有使我们国务院的朋友感到担心。星期五下午，当荷兰 航空公司的班机带着我们的盒子起飞后，我们都精疲力竭地瘫倒在非洲大陆最美丽之一的弗 里敦海滩上。
没有美国国务院的斡旋，我们的许多工作都做不成。我至少与四大洲15个国家的美国 大使馆和领事馆里有过工作关系，我总能指望得到他们的合作。记得有一次，一位比利时朋 友陪我去金沙萨的美国大使馆兑现支票，他很惊奇我竟然能办成这种事。他说他从他的使馆 无论如何也得不到这种服务。
无论我们作出多少努力，无论我们最后克服了多少困难，但对约翰·卡马拉来说，效率 仍不够快。他的高烧和全身剧烈疼痛有增无减。我们仍抱着希望一一这希望来自我们对拉沙 热的一点点了解。但到了他得病的第8天，他一度明亮和锐利的眼睛变得迟钝了，（在我看 来）充满了无可奈何的神情。当我靠近一点再看时，可以看见他眼白里有火焰似的红点。
现在他的眼睛出血。
约翰的妻子再也受不了了，她不时站起来，但几分钟后又跑回去握着他的手，试图缓解 他的痛苦。
到了他得病的第9天，约翰·卡马拉时而有些迷惑，时而神志失常。虽然我们对这种疾 病没有很多经验，但恐怕许多人都过不了这一关。我们得承认我们正在失去他，他的妻子似 乎也有与我们相同的预感。她开始变得令人惊奇地安静，因为她已接受了不可避免的事实。 在医学上，这是令所有医生感到卑微的一刻。它提醒我们：众神也是虚弱的。
约翰完全陷入了昏迷。当病毒宣布战胜了他的脑子时，一系列的发作摧毁了他的身体。 然后他陷入完全休克，已测不到血压。他的心肺衰竭了。
为了证明他给人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塞格布韦马所有的人都出来哀悼他一一他们非常尊 敬的老师和行为的榜样。他们想要知道，这是什么世道，竟要夺走这样一位好人。带看两个 要抚养的孩子，他的妻子一个人如何过下去？谁来照料他年迈的双亲？谁来教育他的学生？ 准给予他们劝告和帮助他们为自己的国家创建未来？我的四周，沉寂是唯一的回答。
魔弹
争取从亚特兰大获得物资和器材的持续斗争开始得到了回报，我有理由相信会继续不断 地得到试剂供应。现在我们更加接近我们的目标，向病人提供免疫血清治疗。头一项工作是 开始对潘古玛或塞格布韦马医院里曾经患过拉沙热但后来幸存下来的病人进行调查，他们现 在对拉沙病毒应该有高的抗体滴定量。我们对含有最高抗体滴定量的病人最有兴趣，因为我 们认为他们的血浆会是最有效的。我们也得找到一些完全康复的人，因为他们能捐献血浆， 而不会损害他们的健康。自然，我们还得希望他们的血液里没有拉沙病毒在活动。为了确保 血浆是安全的，我们力图只挑选那些至少已病愈三个或四个月的人。我们担心的不仅仅是拉 沙病毒。我们也通过血液检查乙型肝炎——一种致命的肝炎，它是通过血清传播的。
那是20世纪70年代未，我们对人类免疫缺损病毒或艾滋病还毫无所知，我们也不知道 除了乙型肝炎外还有其它的病毒也可通过血液传播。那时我们对内型肝炎也一无所知。如果 我们知道的活，就不会如此热心地采取这种方法利用病人的血浆。我们感到幸慰的是，后 来，80年代未，我们去塞拉利昂开始搜寻人类免疫缺损病毒感染时，除了弗里敦的两名妓 女和几名从苏联回来的留学生外，我们没有发现其他病患者。可能当时艾滋病正从中非传入 塞拉利昂。可以有足够的理由得出结论说，70年代在东部省没有什么或者根本没有人类免 疫缺损病毒感染。现在情况不同了，如果血清疗法带有风险，那么，拉沙热病也一样。在我 们工作的第一个月内，我们看到约翰·卡马拉和其他八位病人死去。我们得设法做点什么 事。
从逻辑上说，收集血浆是一件可怕的事情。首先，我们得找到可能捐献血浆的人，这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他们已回到他们自己的村庄。如果他们是流动的钻石工人，我们可能 永远找不到他们。一旦我们发现了我们正要找的人，并说服他愿意献血浆，那么，我们得提 供交通工具和当天的食物。为了增加吸引力，我们还给予他们两周的铁质补给品和一袋两磅 重的大米。每一次献血，其全过程往往要占用现场工作组一整天的时间。不久我们就认识 到，这样一项计划可能需要很多钱。
甚至向可能的献血者解释什么叫献血，为什么我们需要血，都得采用一些策略。这整个 概念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教育水平和经历，以至他们不知道怎样理解它。大多数病患者都是不 识字的村民，他们对医药的了解，仅限于巫医给予他们的药粉和药水。如果它们无效，就会 到一个有白人医生的医院，得到白入医生的魔法，而不是巫医的魔法。我们得想出一些比较 简单的解释——另一个文化障碍：不管你去非洲什么地方，人们心理都相信本地的医药和魔 法。很多人相信血里有魔力，可以用来对付他们。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