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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赌博，具有最大的风险。但是病人被解除痛苦后的表情和对我们的感激之情常 常令人感动。至少我们在进行尝试。至于我？我屏息以观之。结果失望——至少对血浆是如 此。
病人继续涌入，要让他们或他们的亲人同意治疗，这已不成问题。他们来时，病情不 一，但往往都病得比较厉害，自己已不能表示同意治疗。于是我们求助于他们的亲属。只要 想治疗的，不管他的病情已到了什么地步，我们都不打发他们回家。有的病人来时，发高 烧，剧烈头疼，浑身剧痛，喉头红肿，扁桃体上明显有脓。这些是早期症状。其他病人，有 的已开始呕吐不止，神智不清，手和舌头一直颤抖，有的病人则牙床与内脏出血。他们在吐 血，他们的直肠或阴道也在出血。有些病人来时，头和脖子肿的特别大，血压骤然下降，这 是拉沙热的严重症状。
但这些还不是最重的病人。最重的是那些不断抽搐和已陷入昏迷的病人。几乎所有病 人，只要已过了早期阶段，进入呕吐、神志不清和流血的，都会死去。根据我们的经验，凡 是不断抽搐的病人，没有能活下来的。
我们继续进行了将近两年的血浆治疗实验。我们轻轻地将静脉注射针打进了一个个病人 的手臂，注入我们宝贵的免疫血浆。但病人还是死了。工作人员感到泄气。我们工作得如此 努力，抱有这么大的希望，现在我们开始认识到即使当时我们有了血浆并对约翰卡马拉进行 了注射，也无济干事。
但这是临床试验，不能要求你对它事先作出判断。你只能做试验，试验结束后，你才能 看到它的结果，决定你是否取得了成功。
当时还有病毒哇小组。依我看，这对病人的疗效似乎要好一些。是的，很多人仍在死 去，但预计可能会死去的少数病人，其病情的确有了好转，这真的是由于病毒哇，还仅仅是 因为幸运？唯一的办法是对实验数据进行分析。在当时还没有个人计算机的情况下，这只能 在“疾病控制中心”进行。我们将所有的数据送给了他们，还有病毒分离抽样。在进行这一 项目三年后，1979年，我一回到亚特兰大就开始分析结果。首先，我得学习我离开后在 “疾病控制中心”安装的新的计算机系统。在与数据和计算机大师们一起努力奋斗后，最后 我知道了我所做的是些什么。
结果呢？更多的是失望。
第一次分析表明两种治疗办法都无效。看上去像是一些冷漠、凛冽的数字，即使病毒哇 似乎也没有什么效果。
但我不能就这样轻易地放弃。我对这事想的越多，就越想知道是不是还有另一种方法来 判断实验结果。我回去重新分析了数据。这一次，我决定采用另一种方法。我开始把病人基 本上分为两类：我们开始治疗时属于早期的患者，和属于晚期患者。在我们的第一次分析 中，我们没有考虑接纳病人住院的时间：病人是什么时候患病的，具体是什么时候到医院来 看病的？现在我考虑到了从发病之日起到我们开始使用病毒哇时到底花了多少时间。
无论我们怎样查看免疫血浆的数据，结果都一样。在每一病例中，血浆都不起作用。无 论我们多么早就治疗这一疾病，病人的死亡率仍与以前一样。但是有了病毒哩，我发现了一 线曙光，也许是我们正在寻找的奇迹所发出的一点微光。如果病人在发病的头六天或七天就 住了院，病毒哇增强了他生存的希望。如果病人病了一个多星期，胶囊的效果就更差。我们 总算查明了一些事情。
但是数目小，差别也不大大。我们得再试试。还有一些问题：在发病初期将药物的剂量 加大是不是效果会好一些？采用静脉注射，我们就得使药物血浓度更高，使更多的药物能进 入病毒隐藏的地方，如肝和脾。通过静脉注射，药物会更有效吗？
是的，我想用静脉注射病毒哇。但还有几个问题。我们得再一次通过整个批准程序。另 一个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得到足够的用于静脉注射的病毒哇。因为在地球上除了墨西哥外， 其他地方都不生产。而且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不让我们利用这种药，因为它坚持所有药物 都要按照一定的标准生产，而这在墨西哥得不到保证。
这一次，我们得拟定一个详尽的议定书，它将涉及要求回答的所有问题，以便得到美国 食品与药物管理局的批准。我费了8个月起草新的议定书，使它通过了所有批准步骤，管理 局也很快采取了积极行动。我们有了一些有利因素。首先，我们已表明口服病毒哇有效，尽 管效果不大。第二，我们已表明它显然是无毒的。但要想得到这种药，困难仍很大，但最后 说服了美国制造商专门为我们的研究作准备。
1982年，我们准备开始用静脉注射病毒哇医治病人。由于人道主义原因，我们省去 了对照组。我们已经表明口服病毒哇有一些效果，所以我们得向每个人提供真实情况。我回 到亚特兰大后，帕特里夏留在了塞拉利昂，接替我的位置任该项目的主任一一虽然我在研究 期间还经常到塞拉利昂去。由于她曾在玻利维亚和中美洲进行过调查试验，她给拉沙热项目 带来了许多经验。她也是一位杰出的组织者，对一个总是杂乱无章的地方来说，这也是一个 很重要的有利条件。她对当地的实验室有很大影响，就像她在“疾病控制中心”实验室里工 作时一样。直到1990年，我们仍在亚特兰大利用她的目录系统。帕特里夏决定将主要的实 验室从凯内马迁到塞格布韦马的尼克松医院。她利用我在各地没法弄来的资金，增添了一些 设备，使我们自己能分离病毒。这减少了许多麻烦，不用总是把抽样送回亚特兰大。在帕特 里夏的指导下，我们将首次在塞格布韦马试验用静脉注射病毒哇。柯蒂斯·斯克里布纳 （Curtis Scribner）接替她担任主任后，这一研究仍继续进行。
当病人到来时，我们总要跟自己的一厢情愿的想法作一番斗争。我看见一个男孩，名叫 阿马社（Ahmadu），是由他父亲送来的。他是一个过分瘦长的小伙子。父子二人从潘古玛 坐了三小时的波达一波达车（poda一peda）来到这里。可是，那时我们已不在潘古玛医治 病人。这医院的领导已更换了多次，包括一位新的负责的修女，她战胜拉沙热的办法是宣称 它根本不存在。
这个男孩最初发病时，他父亲说他们找过巫医。过了两三天，喝了许多药水，吞了许多 符咒，后来还吃了药粉，结果病情加重。他的父亲绝望了。这是他唯一的儿子。
他对他的孩子说，“我们得到塞格布韦马去。”
父亲把年轻人放在实验室外面一个旧的板登上。一位名叫詹姆斯·马塞利（James Masser1y）的技术员走出来在他身上抽了一些血。然后男护士长库尔布拉（Coolbra）来到 这家人中间，开始问他们一些我们调查表格上所需要了解的问题。表格填好后，让他父亲把 男孩背进病房。他用一块手织的，上面有黑白几何图型的乡村棉布将他的儿子裹了起来。这 是裹在他赤裸裸的身上的唯一的一块布。
同时，詹姆斯在实验室里分别进行了两项试验，一项是用分光光度计测试他的肝酶量， 另一项是用荧光显微镜检查他体内的病毒量。分光光度计表明他的AST是325，肝酶量高 得令人惊恐，AST是天门冬氨酸盐转氨酶，一种肝里面的酶，正常值不到40。根据我们的 经验，患拉沙热时，肝酶量达到150通常就意味着病人很可能得了重病，甚至会死亡。因 此，任何人的AST超过150后，我们就要对他进行治疗。阿马杜的AST超过了这一数字的 两倍，一个非常坏的征兆。然后詹姆斯走过去看荧光显微镜。它装在两位和平队员用旧木箱 搭成的一个样子很怪的小房间里。从一位工作人员住处“借来的”颜色明亮的门帘悬挂在小 房间的正面，使它看起来像马戏穿插表演时一个算命先生的小亭子。但是这些门帘很起作 用：在黑暗中才能最好地对荧光进行观察。
也许像算命先生的小亭子，这不是巧合。詹姆斯·马塞利正在观察这个男孩子的命运。 在德国政府赠送的显微镜下面，被荧光染料固定住的男孩子的细胞变成了明亮的光团。詹姆 斯看见病毒的滴定量还低，因为他仍处在患病的初期。可是，由于他的AST这么高，我们 得立即行动。从临时代用的小房子出来后，他向库尔布拉证实了这位经验丰富的护士向病人 看一眼就能知道的结果。
詹姆斯说：“他需要治疗。”
库尔布拉立即拿来了一小瓶新的病毒哇和一套新的静脉注射器。尽管下午的天气异常炎 热，他从实验室很快走到了病房。病房里没有欣慰。男孩躺在床上直流汗。他一直在吐，嘴 里还有一些血。当库尔布拉将他翻过身时，他只能呻吟。当护士长一看见好像是静脉，就把 针扎了进去，固定好滴注器。孩子的父亲在这个期间一直不知所措地静静地看着这一切。库 尔布拉转向他，警告他要小心，不要把男孩子的血弄到了自己身上。他给了他手套，指给他 看了漂白剂溶液，并告诉他如何使用它。然后他走开了。
库尔布拉不能在男孩的病床边久留。那天他在病房里还要查看另外十四位拉沙热病患 者。
每隔6小时就要输注一次。男孩子仍然病得很厉害。看来他似乎在接近他所患疾病的最 后的、致命的阶段。
两天过去了。第三天早上，帕待里夏正在查房，碰巧特别忙，所以当她走到男孩床边时 已经晚了。男孩不在床上，床是空的。
在隔壁床上躺着的一位老人正喝着热茶。帕特里夏惊愕地转向了老人。
“阿马杜在哪儿？”
人们听说过如果家属认为病人将要死去，他们会在晚上把病人抬走，因为人们认为不在 家里死去是不吉利的。
老人咧开嘴高兴地笑着，他咂咂地喝着茶，向窗子做了个手势。帕特里夏通过无窗格玻 璃的窗口向外看去，看见男孩正坐在树下，滴注器就靠在旁边。附近是他家里的三个成员， 要他尝尝他们为他准备的一些饭菜。
老人说：“你看见他们了吧。他正在吃东西。”
真令人惊奇，这个男孩子本应当死的。
我们继续治疗了一千五百多位实验室证明他们患有拉沙热的病人。死亡率从16％急剧 下降到5％以下。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治疗方法已在全区闻名。每当我伴随着拉沙热专用 卡车外出时，人们经常会走出他们的住房，让我们停下，和我们握手。我已记不清他们的面 孔，但是我很快就能认出他们来。他们的生命都是被病毒哇挽救的。
1985年，我们研究的数据明确证实，静脉注射病毒哇能大大降低死亡率，特别是在发 病的头7天内注射，效果更好。我们能证明只要注射了病毒哇，血液里的病毒滴定量会迅速 下降，因为它在血液里除去了病毒。在我们的研究完成时，我们及早治疗的病人几乎没有死 去的。当我们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上发表了我们的 成果时，我们创造了一个历史奇迹：利用药物有效地治疗了爆发性的病毒感染。很多人对这 一划时代的研究作出了贡献：特别重要的有伊莎贝尔·金（Isabelle King），帕特里夏·韦 布，柯特·斯克里布纳（Curt Siribner）、鲍勃·克雷文（Bob Craven）和黛安娜·贝内特 （Ulane Bennett），后四位都担任过这个项目的主任。
但失败的情况又怎样？大多数是在接纳入院时都已是晚期病患者。那时病毒已经造成了 很大损害，病毒哇已无能为力。我们得寻找其他方法帮助他们。此外，还有一群拉沙热病患 者，我们当时不知道怎样对他们进行医治。这些人困难特殊，因为不是一条生命，而是两条 生命受到了威胁。
卡蒂阿图（Kadiaiu）
卡蒂阿图22岁，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再过三个月就要生第三个了。她住在塞拉利昂一 个较大的钻石矿区，名叫通戈矿区（Tongo Field）。丈夫在那里当矿工。她一家人与其他 20多人住在一起，他们当中大多数也是矿工。像该地区的其他人一样，她和她丈夫也是外 来移民。他们都是想一夜致富而被吸引到东部省来的。
虽然卡蒂阿图没有去过诊所或找过医生进行产前检查，她对此并不特别在意。毕竟，她 在生头两个孩子时没有碰到任何问题，因此看不出现在会有什么困难。的确，卡蒂阿图年 轻、健壮，假如说她的处境困难，那么她的身体可以说似乎比较好，与其他人相比，她的情 况还不算那么困难。与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