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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成千蚊子咬你，根本别想睡觉。每天总有三四个人打摆子躺下。然而，不管地方
多么荒凉，天气多么干旱，瘴疠多么厉害，谁也没有灰心。我们的青春，我们的热
情，克服了一切。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创建家园，本来就是准备揎拳捋袖，大干一场
的。
晚上，干完了活，尽管筋疲力尽，心情却十分舒畅。我们聚在一起，谈论这种
生活方式。这是我们自己选择的，也是我们爱好的。在这个集体里，大家完全平等。
人人深信，摆脱了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就会产生新的道德，平等博爱，创造出比
较公平的社会。我们关心的，主要是道德，理想，稀奇古怪地不去理会社会问题。
可是社会问题很快就出现了。我发现犹太财东，日子过得挺舒服。庄园里雇的
尽是阿拉伯长工，剥削惨重。
一天晚上叙话，我对伙计们说：“东家都自称是呱呱叫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为
什么尽用阿拉伯劳力呢？”
“因为可以少给钱。”
“为什么呢？”
“很简单，犹太劳工总工会（1920年成立于海法。）只收犹太人，并且规定最
低工资，要雇主支付。东家便宁可雇用阿拉伯人，他们没有工会替他们说话嘛。”
这个发现，引起了思想混乱，特别是我那悠然自得的理想主义。作为青年移民，
我到巴勒斯坦来是为了建设新世界。 而现在发现，犹太复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却泡透了特权思想，一心要把我们想
要摧毁的社会关系千秋万代传下去。我在犹太民族团结的幌子下面，重又看到了阶
级斗争。
1924年年底，我们来这里已有几个月了，想徒步周游全境。当时，巴勒斯坦有
阿拉伯人五十万，犹太人十五万上下。我参观了耶路撒冷、海法，后者已经工业化，
又穿过艾麦克·伊色列、加里莱，看望在那儿工作的“哈柯梅·哈蔡尔”老会员，
老朋友。 他们和我一样，所以来到巴勒斯坦当移民，为的是创造新社会，消灭人间不平
事。他们以为回返大自然，干庄稼活，就会培养出勇气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为集体
效忠。有些人的幻想已经开始破灭，觉得在英国的委任统治下，不太可能奠立社会
主义的基础。若要看清事实，只消去大街小巷，瞧一瞧壮健的英国宪兵，在那儿慢
步巡逻。想在这样的地方建立社会主义的孤岛，不仅白费气力，而且是荒唐的，甚
至是危险的。这块地方，正有英国雄狮张牙舞爪地看守着呢。
有个同志和我长谈，他说：“咱们的行动，只有纳入反帝斗争，才有意义。只
要英国人在这儿呆一天，咱们就啥也搞不成。”
我反驳说：“可是，在这场斗争里，咱们需要阿拉伯人支持呀！”
“正因为这样，咱们只能通过社会革命，来解决民族问题。”
“从你的道理里得出的最合乎逻辑的结论，那就只有加入共产党。”
“不错，我刚刚加入。”
我的朋友几乎都跟他一样。我自己也在1925年初入了党。
从1917年以来，我一直指望着东方升起耀眼的光辉。十月革命扭转了历史的进
程，开创了新的纪元：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我的心早已向往着布尔什维克，只不过
因为犹太问题，才推迟了我入党的决心。今后，我确信只有社会主义能解救犹太人，
摆脱千年的压迫。我纵身投入战斗。我认为大乱已经临头，新社会将在乱中诞生，
正象我梦寐以求的那样平等、博爱。分娩将是痛苦的，但也是鼓舞人心的，我也要
出一分气力。我放弃了天真的、理想的道德观，直截了当地投身历史。倘若我们不
能改变世界，那还有什么个人自由可谈呢？
巴勒斯坦共产党是约瑟夫·伯格在1920年创建的，并且获得共产国际执委会于
1924年正式承认，大部分成员都是从犹太复国主义发展到共产主义的。最负盛名的
领导人之一，是大卫·阿佛布克，曾长时期领导左翼犹太复国党。从1922年起，在
犹太劳工总工会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时候，阿佛布克便向本·古利安标榜共产党
的论点。他口才很好，指出：一面维护资本主义市场法则，一面却想建立没有阶级
的社会，那是十分荒谬的。他的演说，逻辑精严，给大会参加者的印象很深，但只
说服一部分代表相信犹太复国主义必将陷入僵局。对我来说，那时候，我根本不相
信有可能、也不相信有必要成立一个犹太国。
我不明白，为什么五百万美国犹太人，三百万苏联犹太人，几百万分布世界各
地的犹太人，要离乡背井迁往巴勒斯坦，追求一个靠不住的祖国。在这个时候，我
觉得有必要让每一个犹太人，各自作出抉择。凡是自己认为属于犹太民族的人，都
该在他们所在的国家，享有少数民族的权利。要迁去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偏不让他
们迁，那是说不通的。还有，那些愿意归化的犹太人——也许只有知识分子和有钱
的人才有可能归化——为什么不干脆归化呢？相反，我又坚信，犹太的文化传统寿
命还长，如果让它发荣滋长，很可以丰富人类的共同遗产。
共产党刚刚诞生，便得对付这个问题：怎么才能让劳动人民放弃犹太复国主义
思想？我呢，我主张采取一个最低纲领，提出一些眼前的要求，用现实来打动犹太
工人。不久，党又面临另一个巨大困难：英国人不让共产党发展。犹太复国组织和
阿拉伯反动派，各自帮助英国警察追逐我们。我们几百个积极分子，连同情者有几
千人，都是忠心耿耿，不计小我的人，既不怕转入地下，也不怕吃苦受难。我们到
处碰壁，到处受人敌视。就在这时候，犹太总工会的少数共产党人，叫做“工人派
’，被开除出工会，另外去加入了红色工会国际。党曾试图争取阿拉伯居民，但是
一切努力都动摇不了耶路撒冷大教长的影响。教长是英国人支持的。
我向党领导人阿佛布克、伯克、伯尔曼等建议搞一个统战运动，团结犹太人和
阿拉伯人。
纲领很简单： （一）争取犹太总工会吸收阿拉伯工人，成立一个联合工会国
际。
（二）促进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接触，主要通过文化活动。
统战马上见效。1925年底，耶路撒冷、海法，特拉维夫，都有了组织。连犹太
人和阿拉伯人并肩劳动的农村里，也是这样。随便进出的集会，越来越多。运动在
外地发生的影响很让犹太总工会操心。它没法理解，怎么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能够一
道斗争。1926年年底，统战运动举行第一次大会。
代表有一百多人，其中四十位是阿拉伯人。头一天晚上，到会代表吃了一惊：
犹太总工会全国领导人本·古利安居然来了，还有阿拉伯问题专家沙尔道克。他们
一道凝望着会场里犹太人跟阿拉伯人坐在一起。
我们的物质处境并不太妙。凡是有共产党嫌疑的人是很不容易找到工作的。1925
年整整一年，我们在特拉维夫，十个人挤在一个棚子里。十个人里面，九个男的，
一个女的。只好安排一个角落，专门给女的住。有工作的，都把工资交公，可是总
数仍然不够维持大家的生活。我们为革命，以吃西红柿为生。有时候，我们也去犹
太小饭铺，赊账吃饭，但是人人都穿上工作服，“有力”地证明我们没人失业。
当地的气候很不容易适应。气温变化太猛；夏天闷热，冬日严寒。还记得我一
个朋友，原籍克拉柯维亚‘，居然想办法解决了冬天取暖的问题。他告诉我找到了
工作，干泥水活。这真是奇迹。所以邀我上他“家”去瞧瞧。所谓的“家”，也不
过是一座棚子。
他对我说：“瞧瞧，我再也不会挨冻了。我睡在桌子上，身上再盖一张桌子，
真是再好不过的被褥！”
我和索菲．波斯南斯卡跟希勒尔·卡茨三个人一个小组。后来格罗斯沃格尔和
希雷伯两个人也参加进来。在战争和抗敌的年代里，我们都还得会面。聚会大都在
卡茨家。他住的棚子连木条都合不拢。因为希勒尔的泥水活是出了名的，大家便决
定由他领导，将棚子改造成真正的房子。我们居然亲手建成了一座小巧的新屋，住
了进去十分自豪。1926年，我才在特拉维夫租了一间屋子住，楼下便是统战办公室，
我搞领导工作比较方便。谁也想不到，就在那儿，我认识了我未来的终生伴侣：露
笆·勃罗杰。
一天夜里，我听见办公室里有声响。我下楼瞧瞧什么事。
会不会迎面碰上一个小偷，或者一名好奇心太强的警探？不是，倒是一位漂亮
姑娘坐在那儿看报。我问道：“你怎么进来的呀？”
“打窗口进来的。这并不是第一次．你知道么？晚上，我来开会，你们吵吵嚷
嚷，没法静心阅读。”
露芭是从波兰尔佛夫城来的。本来在一家工厂工作，同时参加少共活动。那时
候，有一个奸细被揭发出来。这人已经向警察局告发了好些党的活动分子。党领导
决定消灭叛徒。一位青年犹太共产党人，名叫波特文，为此成立了一个小组。其中
成员有露芭姑娘。手枪藏在她家里。毙了叛徒，波特文被捕牺牲。警察还到处搜寻
其余的人。露芭只好离开波兰，来到巴勒斯坦，先在农村工作，后来在耶路撒冷当
油漆工。她加入统战运动和工人小组，同时参加救济政治犯的活动，但就是不肯加
入巴勒斯坦共产党，理由是共产党不懂得建立犹太国是历史的必要。
英国当局担心我们的统战活动，并且发布命令，禁止集会。工人小组的书记被
捕，是我接了他的任。1927年，英国人控制的犹太警察，在特拉维夫突袭工人小组
的一次集会。
我被捕后，在扎发的监狱里关了几个月。我在狱中头一次感觉到铁窗并非不可
逾越。为此，我就想办法联系一位尽忠于我们事业的女同志安娜·克莱芒’，让她
到逮捕我们的犹太警察局去当保姆。她经常查看新东家的口袋，发现了一份名单，
列着我们同志中犯嫌疑的人。她马上通知这些人，免遭逮捕。警长也没能脱身事外。
后来有一次示威游行，这家伙被打折了一条腿。
露芭效忠于我们的组织，也付出了代价。1926年和1927年，她在海法和耶路撒
冷两次被捕。
海法支部是巴勒斯坦最强的支部之一，党派我去当支部书记。这个支部在工厂
和铁路方面很有影响。我成了党的专业干部。我带着理想，初出茅庐，工作特别积
极。工作在地下进行，只有晚上，我才能小心翼翼地出门，可还得时时刻刻提防着
到处搜索我们的警探。我有点口才，一忽儿在这儿，一忽儿在那儿出现，向工人们
演讲。我组织政治工作，写传单，写宣言，主持会议，尽管我们的集会一直被禁止。
1928年年底，我就是在这样的一次集会上被捕的。这是第二次被捕，和另外二十三
位同志一道关进海法的监狱。有关系的文件都销毁了，所以警察对我们的活动没拿
到正式的证据。
接着，我被送进圣·让·达克中世纪的堡垒。待遇很坏，甚至要穿囚服。英国
当局没法证明我们的关系，拒绝给政治犯待遇，只把我们当作普通刑事犯。当时，
整个巴勒斯坦都知道，有一个面包师，是共产党员，被关进地牢后，几个星期一丝
不挂，不肯穿囚徒的宽条子囚服。我们关了很久，开庭审判毫无消息。我们是哪一
类都归不进去，谁也不明白该由什么法庭来处理。通过我们跟党中央的联系人，得
知总督赫伯特·赛穆艾尔爵士已经准备签发命令，批准把一切亲共活动的嫌疑分子
流放到塞普台斯岛。我们决定绝食，要求把我们释放，或者开庭公审。绝食到第五
天，我们连水也不喝了。我们的顽强终于战胜了虐政。绝食的消息传遍巴勒斯坦。
英国议会里，有几位工党议员向政府提出质问，揭露英国对巴政策的弊端。到了第
十三天，我们接到通知开审在即。
二十三位难友推举我以大家的名义发言。
审判的第一天，我们中间有几个人身体己经支持不住，只好用担架抬到法庭，
但是只此一天，别无下文。审判刚刚开始，庭长站起身来，身边一边一个助理审判
员，用一种自以为带点幽默的口吻说：“你们真以为你们能让帝国雄狮感到麻烦吗？
你们搞错了！我们不开庭！你们已经被释放了！”
他一挥手，叫警察把我们轰出法庭。我们胜利了！
1928年，困难越来越多。经济恐慌在巴勒斯坦引起了失业。许多犹太工人，约
占总数三分之一受到影响，大批离境。
一年里，走了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