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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欲给予肯定，美化成爱，甚至还用一对传世三百年的名窖茶碗的“健康、富于生命和肉感”，来比喻菊治之父和太田夫人的灵魂之“美”，来象征菊治和文子的纯洁。
《千鹤》和另一部作品《山之音》（1949）是川端康成战后创作上的两座高峰。《山之音》与《雪国》、《干鹤》一样，开始以短篇小说形式发表在各种杂志上，尔后结集出版，这是川端完成中、长篇小说的独特方式。
六十二岁的尾形信吾，在战后的悲惨世界里，对生活失去希望，夜深人静时，他常常听到一种奇怪的“山音”。一听到这种声音，信吾就像接到死亡通知书一样，惊恐万状。信吾的此种心态及家庭里演出的一幕幕悲剧是“日本自古以来的悲哀”的具体写照。全书笼罩在恐怖、悲哀的气氛之中。
《千鹤》与《山之音》是相得益彰、互为补充的姊妹篇。前者描写亡父的情妇与儿子之间的纠葛，后者描写翁媳间的恋情；前者具有象征意义，后者现实性较强，前者是一部感情外露的诗，后者是一首情感抑制的诗。
《千只鹤》是一部寻求中世纪的幽玄美的杰作。作品中放出奇光异彩的志野茶碗，是传统美的象征。川端认为名贵的陶器，古代美术品，比人情淡薄的现代人价值高。
川端康成在赞赏志野茶碗时，往往揶揄现代人。菊治的父亲摆弄茶具，是为了与女人鬼混；菊治的母亲去茶室，是为了慰藉空虚的心灵；栗本热衷于茶道乃是出于利害打算。
在《美丽的日本和我》一文中，作者曾说道：“我的小说《千鹤》，如果人们以为是描写日本茶道的 ‘心灵’与‘形式’的美，那就错了，毋宁说这部作品是对当今社会低级趣味的茶道发出怀疑和警惕，并予以否定的。”
其实，作者所怀疑和否定的，岂止是茶道。在作品中，对于太田夫人及其死，有过数处描写。“在观赏作为遗物的珍品时，菊治也开始感到也许太田夫人是女人中最高的珍品。珍品中不含污浊。”太田夫人的“敌人”栗本也对文子这么说：“您母亲也是位性格温柔的人。在这性格温柔的人无法生活下去的社会里，我总觉得她就象最后一朵花一样凋零了。”这可以说是栗本对太田夫人最诚实的评价。
将太田夫人看作女人中的珍品，看作真正的女人，看作一朵温柔的花，这可以说表达了作者的某种美学观点，也可以说是对现实的怀疑。
作者在完全排除了道德观念的基础上表现情欲的苦闷，由超越世俗的道德观念而进入“美的绝对境界”，从某种角度上继承了日本文学以《源氏物语》为代表的古典传统。
日本评论家所说的“表现了日本传统的美”，“日本式的悲哀”不是没有根据的。这种超脱于现实的绝对境界之中同死亡相连的美，一旦放到现实中去考察，自然是颓废的，不健康的。
在《千鹤》里，川端否定了道德，抛弃了家庭伦理，把爱情孤立于社会意识之外，局限于有闲阶级男女的感情圈时，甚至堕落为乱伦的性爱。他甚至故作惊人之语：“作家应当是无赖放浪之徒”，“要敢于有‘不名誉’的言行，敢于写违背道德的作品，做不到这一步，小说家就只好灭亡……”
《雪国》中虽然有一点描写官能的文字和某些暗示，但至少从驹子和叶子身上，还能感到下层阶级可贵的人性。相比之下，《千只鹤》的格调显得低沉，连川端康成自己也承认：“我的作用，表现上看不明显，实际上颇有一点背德的味道。”
川端康成把“无赖放浪”，“违背道德”，当作一种品德。对不名誉的言行，违背道德的关系，他不但表示欣赏，而且还作理论上的揄扬，难怪有些评论者把它视为一种颓废放荡的文学。
不可忽略的补注
——其他作品
1921年，川端康成在《新思潮》上表了《婚约》（1921）、《招魂节一景》 （1921）及《油》（1921）等作品。其中《招魂节一景》受到著名作家菊池宽、久米正雄好评，引起文坛重视。这是川端康成第一次受到表扬的作品。
作品描写马戏团姑娘的遭遇。阿留身心受尽折磨后被赶出马戏团。她告诫后辈“别变成有马臭味的人”，“一旦成了男人的玩物。就没完没了啦。”
1923年，川端康成应菊池宽之邀，担任《文艺春秋》编辑，发表了《林金花的忧郁》（1923）《会葬的名人》（1923）、《文艺春秋的作家》（1923）、《大火现场记》（1923）等作品。
《大火现场记》是关东大地震的见闻录。川端说：“大地震后，我一连十天半月，天天都带着水和饼干，到处游逛灾后的遗迹，脸都晒黑了。”他目击了天崩地裂、墙倒屋塌、惨不忍睹的场面。
川端用孤儿的目光，以无限感慨的笔触，记下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字里行间对死者表现出深切同情。“最令人心酸的是刚临产的母子尸体，有的母亲死了，婴儿却活了下来。”
《伊豆的舞女》完成后不久，川端康成迁居东京，住在浅草附近。写了不少“浅草物语”，如《浅草的九官鸟》（1932）、《浅草的姐妹》（1932）；
《浅草祭》（1934）等。
其中长篇小说《浅草红团》（1929）写得尤其出色。女主人公弓子女扮男装，成天与不良少女鬼混在一起。弓子的姐姐被人遗弃后。精神失常。云子为替姐姐复仇，设法与赤木幽会。她口含毒药，乘接吻之机，将其毒死。
小说展现了关东大地震后，人的精神的颓废与荒芜。作品中章与章之间场景各异，情节互不连贯，意识跳跃，色彩斑澜，集中体现了“新感觉派”文风。
这一时期，川端康成除创作 “浅草物语”外，还写了《尸体介绍人》（1929）、《水晶幻想）（1932）、《抒情歌》（1932）、《禽兽》（1933）等作品。
其中《禽兽》比较引人注目。作品用“化景物为情思”的手法，表现了主人公的孤独与痛苦。主人公长年与禽兽为伴，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他着迷似地逗弄知更鸟，小心翼翼地为菊戴鸟治病，急切地为丧偶的小鸟寻伴……但这仍慰藉不了主人公孤寂的心灵。
六十年代，川端康成参加“呼吁世界和平”七人委员会活动，就各种时事发表意见。这一时期的作品主要有《睡美人》（1960）、《古都》（1962）、《一只胳膊》（1963）等。
《睡美人》是川端康成晚年最引人注目的作品之一，这是一部具有象征意义的作品。主人公江口老态龙钟，失去性机能。东京附近有个秘密旅馆，专事“睡美人”营生，即用药物使年轻姑娘失去意识后，供江口那样的老人观赏。江口在那旅店里过了六夜。他眼望着裸体美女的睡姿，回想起自己坎坷的一生。《睡美人》体现了川端康成一贯的美学思想，即寻求“美”，“歌颂东方古典的虚幻”，可是“美”却无法接近。
江口对女子肌肤的陶醉，表明他对美的执着的追求。姑娘横躺在江口面前，却无法尽情享受，说明美可望而不可及。当一个“睡美人”突然去世时，江口老人觉得“美”已逝去，自己的死期即将来临。
在《招魂节一景》（1921）中，川端淋漓尽致地披露了三代马戏杂技女演员在被欺辱中求生存的辛酸境遇；在《渡泉旅馆》（1927）中，作家真切细腻地反映了底层妇女惨遭践踏，甚至客死他乡的苦难命运。哀怜之情凝于笔端，写得悲怆凄婉，催人泪下。这些作品反映中下层人民的思想感情，表达了作者对他们的深切同情。
在这些作品中，川端康成塑造了具有真、善、美品格的诸多少女形象。
阿光、阿樱认真地表演马术，在可能的条件下，竭力维护自己做人的尊严 （《招魂节一景》）。
阿雪、阿清沦落风尘，却仍然怀着“紧紧抱住自己的贞操与道德”的幻想 （《温泉旅馆》）。
《花的圆舞曲》（1933）中热爱舞蹈事业、满腔热忱的星枝，身患重病，仍然奋斗在舞台上的南条。
《舞姬》（1950—51）中因战争失去了艺术青春，却把自己“未完的梦”寄托在女儿和学生身上的芭蕾舞教练波子。
《名人》中身处逆境却勇于拼搏，顽强追求围棋艺术的秀哉名人。
这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使川端康成的小说愈加显得丰富多彩。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这类作品打破了川端“只求云游于虚幻的梦境”，超乎现实之外的写作戒律，程度不同地透露出一些时代的气息。它们揭示了社会下层的某些角落，表现了那里的人们的疾苦、愿望，从而暴露了社会的冷酷与不平。
如果说《招魂节一景》等作品，从妇女生活无着，以致被凌辱，被损害的这一侧面，隐约显现了日本二、三十年代经济危机频繁、社会动荡不安的状况，那么，《岁墓》（1940），《重逢》（1946）、《舞姬》、《竹叶舟》、《五角银币》等小说，则通过战争给人们生活造成了悲剧，反映了战争的苦难，曲折地流露出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态度中不满和抵触的一面。
其它一些作品，如《十六岁的日记》（1926）真实地记录了作家童年、少年时代走过的道路，展示了世态炎凉的人情冷暖，《禽兽》描写了一个终日与小动物为伴的四十多岁的独身汉对人世的冷漠、厌倦，鲜明地显示出不合理的现实对人类正常感情的压抑，扭曲、人与人关系呈现出严重畸形的状况。这类内容上较为健康、严肃的作品，在艺术上也大多显得较为充实、丰满。
永恒的主题：生命·爱·美
——主题与源流
川端康成幼失情恃，亲人离去，导致他永久的哀伤和孤独感。川端康成特别憧憬《竹取物语》中“崇拜圣洁处女，赞永恒女性”的境界。他认为“在所有艺术中，少女都是被讴歌的，不言而喻，在古往今来的文学中，少女和年轻女郎无止境地被赞美之。” （《纯粹的声音》）他的作品一直贯串着女性崇拜，特别是处女崇拜。在川端看来，“能够真心爱一个人只有女人才能做到。”这是因为“女性比男性美，是永恒的基本主题。”
他笔下的一系列女性形象，如阿光、阿樱（《招魂节一景》），阿薰（《伊豆的舞女》），伏子、龙子（《浅草的少男少女》）、星枝（《花的圆舞曲》），驹子、叶子 （《雪国》），文子《千鹤》），波子、品子（《舞姬》）等，都是个有某种内在联系的“川端文学典型”。
使评论家感到棘手的是川端康成作品中的性爱描写。川端自己也说过：“我的风格，表现上看不明显，实际上颇有点背德的意味。”这并不意味着他对道德观念的否定，相反，《伊豆的舞女》中淡淡的恋情，《篝火》中纯洁的情思，是符合人们习惯上的道德规范的，只不过在作家看来，道德和美发生矛盾时，道德就得让位于美。
《千鹤》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冒犯性的禁忌的故事，父子同淫一女，母女同事一男。但就在这乱伦关系中，作者赋予作品以审美和道德的双重意识，太田夫人及女儿一直置身于情欲和道德冲突之中，作者把丑恶的情欲升华为一种美；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美本身就是道德的。
长期以来，对《雪国》）的看法一直很难统一，有人认为是一部“精纯的珠玉之作”，是“日本文学中不可多得的精髓”，在川端康成的作品中，“丑中之美，死中之生，不伦中的清洁，罪恶中的纯粹……诸如此类内部转换和象征升华，都是川端文学重要特征。”但也有人持相反观点，认为《雪国》表现的是一种非道德的“颓废之美”，是“颓废、死亡之文学。”
可以说，作者肯定驹子对真正爱情的正当追求，认为那是一种美，是符合道德规范的，特别是她那富于自我牺牲的精神，为师博儿子行男治病，卖身当艺妓，赚钱来帮助师傅，她“给人的印象是洁净得出奇，甚至令人想起她的肢趾弯里大概也是干净的。”作者置驹子那种放荡、失检、官能的享受于不顾，一味美化她，是有失偏颇的。
东山魁夷说得很好；“谈论川端先生之人，都必然不能不涉及美的问题。”“我受过西方现代文学的洗礼，也曾试图加以模仿；但我在根底上是东方人，从十五年前起就不曾迷失过自己的方向。” （《文学自传》）川端康成在创作上走的是一条东西结合的道路，也就是将日本的古典文学传统与西方的现代派文学方法结合起来的道路；二者比较而言，他更重视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