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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洋货排斥了，中国就可以得救。义和团运动，就是依照这种认识才发动的。这一类排外主义运动，无疑地是反帝的民族斗争，只因为当时不能理解帝国主义的本质，更理解不到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主义互相勾结压迫中国人民的连锁性，所以采用了错误的斗争方法，致使像义和团那样轰轰烈烈的民族革命运动终于失败。
——摘自李过《（实践论）解说》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鹤鸣兄：
两次来信及附来《（实践论）解说》第二部分，均收到了，谢谢您！《解说》的第一部分也在刊物上看到了。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待你的第三部分写完并发表之后，应当出一单行本，以广流传。第二部分中论帝国主义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那两页上有一点小的修改，请加斟酌。如已发表，则在即单行本时修改好了。
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于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顺致敬意！毛泽东三月二十七日
《实践论》中将太平无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不妥，出选集时拟加修改，此处暂仍照原。
——毛泽东1951年3月27日致李达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07—408页）
［解析］
毛泽东和李达世交很深，两人同籍湖南，同是中共一大代表，又同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延安时期，毛泽东读过李达的《社会学大纲》，非常赞赏，认为是一本好书，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科书。建国初期，李达在长沙任湖南大学校长。195O年底，毛泽东的《实践论》重新发表，李达立即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宣传这篇著作。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他撰写出《（实践论）——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础》、《怎样学习（实践论）》、《（实践论）学习提纲》等重要文章，深入浅出地阐明了《实践论》的基本观点。紧接着，他又写了8万多字的“解说”，并在校内外作了几次辅导报告。为了尽快地把《解说》付印，又能做到不出错解，他每写完一部分，就及时送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1951年3月27日的回信，便是读完其第二部分后写的。第一部分此时已公开发表，毛泽东说他“在刊物上看到了”。第三部分当时还未完稿。
李达的《（实践论）解说》，撰写体例是一段原文，一段说明。毛泽东认为这种写法“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这个评价是很好的。在解说《实践论》、《矛盾论》时，李达并不拘泥于毛泽东的个别词句，个别观点，而力求比较全面，准确地去阐述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原来在《实践论》中写道：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的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李达在解说这一段话时，没有拘泥于毛泽东把太平天国革命列入排外主义的判断，而是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只把义和团运动算作排外主义。毛泽东在修改李达的《解说》时，肯定了他不把太平天国运动列入排外主义的观点，1951年3月27日给李达复信时，特别注明：“实践论中将太平天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不妥，出选集时拟加修改，此外暂仍照原。”
《毛泽东选集》第1卷出版时，《实践论》中将太平天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的那句话，尚未按毛泽东在这里表示的意见修改。1991年《毛泽东选集》第2版出版时，编者在《实践论》中的这句话后面加了一个注，把毛泽东1951年3月27日致李达信中提出的“拟加修改”的意见引了出来。
毛泽东认真阅读了李达的书稿。凡书稿中写有“毛主席”3个字的，他都通通圈掉，改为“毛泽东同志”。
他在信中说的，“第二部分中论帝国主义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那两页上有一点小的修改”，据《毛泽东书信选集》的编者在注释中说，主要是这样3点：（一）《解说》中谈到，“这斗争的方式，就是排外主义，即排斥外国人，排斥外国货。”毛泽东在这后面加写了这样一段话：“中国人民那时还不知道应当把外国的政府和人民、资本家和工人、地主和农民加以区别。我们应当反对侵略中国的外国地主资本家和政府官员，他们是帝国主义者，而在宣传上争取外国的人民，并不是一切外国人都是坏人，都要排斥。”（二）在“解说”中谈到孙中山当年所倡导的民族主义完全以清政府为对象，从未提起过反帝国主义的地方，加写了这样一段话：“虽然辛亥革命实际上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作用，因为推翻了帝国主义的走狗——清政府，当然就带着反帝的作用，因而引起了帝国主义对于辛亥革命的不满，不帮助孙中山而帮助袁世凯；但是当时的革命党人的主观上并没有认识这一点。”（三）“解说”中谈到“唯物论的‘唯理论’是今日教条主义的来源，唯物论的‘经验论’是今日经验主义的来源”。毛泽东把这句话修改为“唯物论的‘唯理论’与今日教条主义相像，唯物论的‘经验论’则与今日经验主义相像”。
《（实践论）解说》原稿中关于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一段话，没有对中国人民曾经有过的排外主义认识作出概括，也没有对辛亥革命实际上起了反帝作用这一点作出评价。毛泽东在这两处作的修改，使论述更深入和完善了。李达非常重视毛泽东对“解说”的指导和修改，在发表《解说》单行本时，加进了毛泽东修改的内容。但是李达没有拘泥于毛泽东修改后的词句，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作了一番斟酌，对毛泽东修改的两段话，又作了个别的修改。
1952年4月，毛泽东的《矛盾论》重新发表，李达又以新的热情从事《（矛盾论）解说》的写作。1952年9月，毛泽东应李达的请求，为爱晚亭题字和对《（矛盾论）解说》作指导，于17日给李达回了下面这封信：
鹤鸣兄：
九月十一日的信收到。以前儿信也都收到了。爱晚亭三字已照写如另纸。
《矛盾论》第四章第十段第三行“无论什么矛盾，也无论在什么时候，矛盾着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这里“也无论在什么时候”八字应删，在选集第一卷第二版时，已将这八个字删去。你写解说时，请加注意为盼！顺候
教安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九月十七日
后来，李达写出《（矛盾论）解说》，不知毛泽东是否细致读了。可以肯定的是，他对李达这种以通俗语言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的工作，始终是热情支持和肯定的。
李达的《（实践论）解说》子1951年7月由三联书店正式出版，其《（矛盾论）解说》，先是在《新建设》上连载，后于1953年7月由三联书店正式出版。
17。颇为新鲜（读潘梓年《逻辑与逻辑学》）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二十五日
潘梓年同志寄来了他所作一册《逻辑与逻辑学》，本日看至93页，颇为新鲜。
二十六日潘书P94—174。
二十七日P175—204，完。
——摘自毛泽东1938年3月25日至27日“读书日记”（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282—283页）
［解析］
写作《矛盾论》之后半年，1938年春天，毛泽东读了刚出版的潘梓年著《逻辑与逻辑学》。
那时，毛泽东刚读完李达著《社会学大纲》，正在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3月24日，《战争论》读到第111页。他在3月25日的“读书日记”中写道：“潘梓年同志寄来了他所作一册《逻辑与逻辑学》，本日看至93页，颇为新鲜。”
毛泽东为了读刚收到的潘著《逻辑与逻辑学》，放下原来正在读的书，这说明他对逻辑学的兴趣似乎不亚于对战争理论的兴趣。一天读93页书，打破了他这一段时间读书进度的记录。按照他的“读书日记”的记载，这前后的几个月中，他每天读书的数量一般是20—30页，最多的一天也只读了55页。
接下去，毛泽东只用3天时间，一口气读完了《逻辑与逻辑学》这本学术著作。在毛泽东当时的“读书日记”中，3月26日记：“潘书，P94—174”。27日记：“pl75—204，完”。28日记：“《战争论》P112—122”。
潘梓年（1893—1972），早年从事进步文化活动，1933年5月在上海被捕。其《逻辑与逻辑学》一书是1937年6月被释放出狱写成和出版的。该书不像哲学教科书那样只附带地谈一下逻辑的性质，而是一本成体系的逻辑学著作。毛泽东说它“颇为新鲜”，大概是指它把逻辑学分为方法和技术两个部分。该书的篇章结构基本上也分为方法论和技术论两部分。作为思维方法的逻辑学是辩证法。方法论部分的三个章节分别是辩证法的基本规律、辩证诸方法、思维历程。形式逻辑被当作逻辑术，技术论部分的三个章节分别为观察法、统计法、推演法。
潘书关于方法和技术的区分，在观念上有了新的转机。形式逻辑虽然“从方法的地位降而为技术”，只是“充当一名技师”的角色，但它毕竟有了存在的价值和地位。虽然潘书在对形式逻辑性质的叙述中还有前后不一致、自相矛盾之处。例如，按照潘书的观点，形式逻辑只配充当思维技术的角色，不够充当思维方法的资格，不属于思维方法，而辩证法、形而上学才是思维方法。那么应该合乎逻辑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形式逻辑既不是辩证法，也不是形而上学。按照这个结论，就应该纠正当时苏联哲学教科书中把形式逻辑与形而上学混为一谈的现象。可是潘书却没有作出这样的推论。它时而说形式逻辑涉及的“只是思维形式”，不涉及思维的内容；时而又批评“形式逻辑是把一切自然都当作静止的东西来观察，只去认识它的形状（Being），不知道它有‘行为’（Doing）”，把事物“看作各自独立的东西”，看作“一成不变的固定形态”。但是，该书把逻辑区分为方法论和技术论的观点，显然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它那自相矛盾的体系也集中暴露出了当时把形式论理学与形而上学混为一谈的错误。后来50年代末毛泽东嘱咐重印逻辑专著，潘书也被作为“比较重要的和有影响的逻辑学著作”收入《逻辑丛刊》，于1961年重印。这个重印本，毛泽东一直保存着，现在我们在毛泽东故居的卧室中还可以看到它。
“颇为新鲜”这个感受，是毛泽东对潘书的褒奖，也反映出毛泽东对形式逻辑性质、对象的认识发生了变化。1930年苏联哲学界开展反德波林学派的斗争以后出版的哲学著作，都是把形式论理学看作是形而上学的、唯心论的东西加以否定的。直到1940年为止，这种观点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毛泽东读到的哲学教科书，都专设章节批评形式论理学尤其是同一律的客观基础。毛泽东无形中受到了这种看法的影响。例如，李达、雷仲坚合译西洛可夫、爱森堡等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毛泽东在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4日仔细读过，在上面的批注也最多。该书在谈到否定观时有这么典型的一段话：“辩证法的否定，和形式的，形而上学的论理学的否定，在哪一点上不同呢？在形式论理学，所谓否定是绝对的否定。形式论理学把否定看作完全的取消。形而上学的论理学，没有看见过程内部的矛盾的发展，过程之自己的否定。”这里存在着一个未加任何论证的等式：形式的论理学＝形而上学的论理学＝形而上学。通过一个算术中的“等量代换”，结果一切本应对形而上学说的话全都转给形式论理学了。
在这段话旁边，毛泽东用毛笔写了一段批注：“形式论理学的错误在于把否定看作过程与过程间的外的否定，再则看作绝对的否定，这是完全不理解现实的看法。”这些话若作为批评形而上学的否定观，是十分中肯的，但对于形式逻辑来说，就不合适了。
在毛泽东于1937年7、8月份写的《矛盾论》中，原来有一节讨论“形式论理的同一律与辩证的矛盾律”，其中也是混淆了形式论理学与形而上学，对形式论理学作了类似于苏联教科书那样的批评。
如果说爱森堡、李达等人当时把形式论理学混同于形而上学必然导致抛弃形式逻辑的话，那么潘书试图在方法和技术这两个名义下把辩证法和形式逻辑结合起来，各司其职，共为思维所用，则是树立起了逻辑学的权威。这个新见解是潘梓年独立思考的成果，用他本人的话说，“是敢想敢说的成果”。它在中国近现代逻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