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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盱眙之敌”。即前面引述的原文所说的事情。魏太武帝于元嘉二十八年（451）率10万大军攻盱眙，臧质为辅国将军与之抗击。这一仗打得有声有色，充分显示了藏质的军事才能。魏太武帝向臧质要酒，臧质为羞辱他，把人尿装进酒坛送去，魏太武帝大怒。毛泽东在“质封溲便与之”一句旁加了密圈，天头上用红铅笔画了一个大圈，批注：“此是欲战法，激之使战。”臧质给魏太武帝写信，辱骂他是自己来“送死”；又给魏军写信，说谁能斩了魏太武帝，“封万户侯，赐布帛各万匹”。气得魏太武帝做了一个铁床，装上铁铲，发誓一旦攻下盱眙，捉到臧质，定要将他铲死，碎尸万段。这次攻坚战相持30多天，魏军屡攻不下，所施种种计谋都被臧质所破。最后魏军登城肉搏，“杀伤万计，死者与城平”。“太武乃解围而归”，损失超过一半人。臧质获胜。兵法曰：怒不可以兴师，魏太武帝自取其败。以怒兴师，野战尚无胜算，况攻城乎？
“克刘劭之逆”。刘劭是宋文帝的长子，他昏庸残暴，杀了文帝自立为帝。臧质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通知了文帝的第三子刘骏（注：孝武帝）和江陵王刘义宣（注：宋武帝的第六子），并即日率5000人马去讨伐，生擒了刘劭，为孝武帝即位扫清了道路。臧质除掉无道昏君。立了一大功。
毛泽东所惋惜的历史上的“梁山之战”，是指孝武帝即位后，臧质因孝武帝年轻，许多事情都不向他请示和报告。臧质傲慢自负，“自谓人才足为一世英杰”。又以为刘义宣更容易受他控制，因而阴谋推翻孝武帝，立刘义宣为帝。孝武帝得知这一情况后，派王玄谟等屯兵梁山洲两岸拒守。臧质向刘义宣献计说：如今应该派兵去打南州，王玄漠在梁山“必不敢轻动”。我乘船去攻占南京，这是取胜的最佳策略。有人劝阻刘义宣不要采纳这个意见，担心臧质取胜后野心更大。臧质的计划因而未被采纳。兵败，臧质逃回家乡，放火烧了自己的房子，携带妻妾潜藏在一个湖中，追兵到，他用荷叶盖在头上用鼻孔出气，但最后终于被捕赐死。
毛泽东对臧质这位历史人物的评价是褒中有眨，实事求是。毛泽东很欣赏臧质的军事才能，多所批注、圈画。对臧质向刘义宣的进计，逐字加了旁圈。对劝阻刘义宣反对臧质的话和臧质逃回家乡后的情况，也用红铅笔画着着重线。毛泽东研究了梁山之战中臧质和刘义宣两人的作战部署，肯定臧质的意见，毛泽东认为，这一仗致败的原因不是臧质的无识无能，而是臧质的意见未被采纳，并为此发出“惜哉”的感叹。同时，毛泽东对臧质“自谓人才足为一世英杰”处，用红铅笔画了着重线，并批注：“此是妄想”。《南史》作者李延寿在《臧质传》后有段评论，说：“减氏文义之美，传于累代。含文以致诛灭，好乱之所致乎”。“含文”是臧质的字，“好乱”是指他不安分、有野心。毛泽东在“好乱之所致乎”旁，用红笔加了着重线，在着重线旁逐字画了六个大叉。毛泽东看重臧质在解汝南之围、胜盱眙之敌、克刘劭之逆等战役中表现的军事才能，因此他不能苟同史学家李延寿把梁山之战的失败，臧质被杀，归罪于臧质“好乱”这一论断。他以一个战略家的心态和感情，为臧质这一仗的失败表示惋惜，赞叹臧质为“豪杰之士”。
26。袁氏子弟，一个无能，一个死节（读李延寿《南史》卷二十六《袁觊传》、《袁粲传》）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袁觊无能
袁粲死节
──毛泽东读李延寿《南史》卷二十六《袁觊传》、《袁粲传》批语（见《毛译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笔191、192页）
［解析］
《南史》卷二十六《袁湛传》，同时列有袁湛的两个孙辈袁凯、袁粲的传记。袁氏是东晋的大族，与谢氏有通婚之好。袁凯和袁粲是堂兄弟。在刘宋朝均居高位。《袁觊传》说：袁觊“初为豫州主簿，累迁晋陵太守，袭南昌县五等子。大明末，拜侍中，领前军将军。时新安王子鸾以母嬖有盛宠，太子在东宫多过，上微有废太子立子鸾之意，从容言之。觊盛称太子好学，有日新之美。帝怒，振衣而入，觊亦厉色而出”。毛泽东读至此，批道：“袁觊无能”。这大概是指袁觊不善进谏。后袁觊起兵叛宋明帝，但他自己却“无将略，在军中未尝戎服，语不及战阵，唯赋诗谈议而已，不能抚接诸将。”乃至“未一战而败”，被杀。南朝名士，大率如此。不止无能，而是士风之使然。
毛泽东在《袁粲传》开头批注说：“袁粲死节”。袁粲有名士风度，宋明帝死前，托袁粲为顾命大臣，拥立宋后废帝。萧道成杀后废帝，立宋明帝，又准备篡宋。当时袁粲任中书监，驻镇石头城（今南京清凉山），决意不事二姓，密谋进攻萧道成，事泄兵败。但他镇定自如，说：“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厦之崩，但以名义至此耳。”遂被杀。
27。此种推论是错误的（读李延寿《南史》卷二十七《孔靖传》）
［原文］
琇之有吏能，仕齐为吴令。有小儿，年十岁，偷刈邻家稻一束。琇之付狱案罪。或谏之，琇之曰：“十岁便能为盗，长大何所不为？”
——摘自李延寿《南史》卷二十七《孔靖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此种推论，今犹有之。如曰一人小过勿治，众人皆将效尤。
──毛泽东读李延寿《南史》卷二十七《孔靖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93页）
［解析］
孔琇之是南朝齐武帝时人。是宋武帝大臣扎靖的孙子。上面这段原文说他在当吴县县令时，不听人劝阻，把一个偷了邻家一捆稻子的10岁小孩送往衙狱治罪的事，其理由是：“十岁便能为盗，长大何所不为？”就这样，传记作者还称赞他“有吏能”呢，毛泽东显然不同意史传作者的这个观点，他用红铅笔在“有吏能”几字下画了一条粗重线，在天头上写了前面引的那几句批语。
在毛泽东看来，孔琇之治小孩罪的“推论”是没有道理的。人是随着环境、条件乃至年龄生长的变化而变化的，环境、条件、年龄改变了，就不能排除这个小孩可以改正自己的偷窃行为。这就是他在读《后汉书》《陈寔传》写的批语里说的，“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如果像陈突那样，对这个小孩进行教育诱导，变好的可能性更大。好借古鉴今的毛泽东特别感叹和忧虑的是，这种形而上学看问题的“推论”方法，在我们的一部分干部中仍然存在。其表现就是：认为一个人犯了点小错误若不处理，大家就会效法他。毛泽东一贯主张：对待犯了错误的同志，应采取批评教育从严，处理从宽，目的还是为了使之改过自新。所以，他经常讲，我们不要学鲁迅《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不准人家革命。他在《论十大关系》中说得更明确：“人是要帮助的，没有犯错误的人要帮助，犯了错误的人更要帮助。人大概是没有不犯错误的，多多少少要犯错误，犯了错误就要帮助。只看，是消极的，要设立各种条件帮助他改。”因为，“对于革命来说，总是多一点人好。犯错误的人，除了极少数坚持错误、屡教不改的以外，大多数是可以改正的。正如得过伤寒病的可以免疫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善于从错误中取得教训，也可以少犯错误。”
毛泽东评点古人，联系实际，希望人们在对待人的问题上，要多点辩证法，少点形而上学。
28。曹景宗“亦豪杰哉”（读李延寿《南史》卷五十五《曹景宗传》）
［原文］
景宗谓所亲曰：“我昔在乡里，骑快马如龙。与年少辈数十骑，拓弓弦作霹雳声，箭如饿鸱叫。平泽中逐獐，数肋射之，渴饮其血、饥食其脯，甜如甘露浆。觉耳后生风，鼻头出火。此乐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将至。今来扬州作贵人，动转不得，路行开车幔，小人辄言不可。闭置车中，如三日新妇，此邑邑使人气尽。”
——摘自李延寿《南史》卷五十五《曹景宗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景宗亦豪杰哉
——毛泽东读李延寿《南史》卷五十五《曹景宗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97页）
［解析］
曹景宗（457—508）是梁武帝时的开国名将。他骁勇善战，立有战功，但在治军和个人品德上却又不为人称道。毛泽东说他“亦豪杰”，是指其骁勇洒脱的个性和率兵破敌的战功。
《曹景宗传》载：景宗幼善骑射，好打猎。有次随父亲出门，中途突然遇到数百个强盗围攻，他身上带有百余箭，百发百中射杀强盗，强盗吓得逃窜而去，“因以胆勇闻”。传里还说曹景宗“颇爱史书，每读《穰苴》、《乐毅传》，辄放卷叹息曰：‘丈夫当如是！’”穰苴即司马穰苴，春秋时齐国大夫，“文能附众，武能威敌”，死后有《司马穰苴兵法》传世。乐毅是战国时燕国名将。对这两处反映曹景宗的勇敢和抱负的记载，毛泽东较重视，逐字画有旁圈。
《南史》卷五十八《韦睿传》记载，天监五年（506），曹景宗率兵与韦睿合力攻魏，解救徐州刺史昌义之，打了胜仗。毛泽东批道：“良将也，仅次于韦睿、裴邃。”韦、裴二人与曹景宗同时，都是梁朝名将。毛泽东时韦睿的军事才能有很高评价，说景宗仅次于他，评价也是不低。据曹景宗本传记载，曹在这次战斗中召募勇战兵士千余人，大败魏将杨大眼，配合韦睿力攻魏，“虏五万余人，收其军粮器械山积，牛马驴骡不可称计”。
《曹景宗传》载，徐州解围后，曹景宗班师回朝，梁武帝于华光殿开庆功宴会，众臣连句作诗，偏曹景宗不得韵，意色不平，启求赋诗。在梁武帝和众臣看来，曹景宗不过一介武夫而已，没有答应，梁武帝还说，你技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在一首诗上争胜呢？曹景宗仍然请求。这时只剩下“竟”、“病”二韵了，便给了他，他持笔拈须，很快作了一首：“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众人读后，“惊嗟竟日”。毛泽东
对这首诗，逐字加了旁圈，对其文采颇为赏识。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一次会上特意念了这首诗，称赞有加，用以说明文化不高的人也可以写出好诗。
对本传里所述曹景宗的劣处，毛泽东也有批注。本传载，曹景宗随梁武帝起兵初，攻破一个县城，“景宗军士，皆桀黠无赖，御道左右莫非富室，抄掠财物，略夺子女，景宗不能禁。及武帝入顿西城，严中号令，然后稍息。”读至此，毛泽东批道：“曹孟德、徐世勣、郭雀儿、赵玄郎亦用此等人。”曹孟德即曹操，陈琳在《为袁绍檄豫州》一文中，说曹操用了盗坟的无赖兵士，“所过隳突，无骸不露”。徐世勣，即唐初大将李勣，《新唐书》本传说他纵人抢掠。郭雀儿即后周太祖郭威，新、旧《五代史》均说他起兵入汴京时，纵兵大掠。
本传又载：“景宗在州，鬻货聚敛，于城南起宅，长堤以东，夏口以北，开街列门，东西数里。而部曲残横，人颇厌之。二年十月，魏攻司州，围刺史蔡道恭。城中负板而汲，景宗望关门不出，但耀军游猎而已。及司州城陷，为御史中丞任昉所奏。帝以功臣不问。征为右卫将军。”毛泽东读至此批道：“使贪使诈，梁武有焉。”这就从曹景宗的贪、诈中，看出梁武帝对部下养痈遗患的失误。
总起来看，毛泽东认为曹景宗不失为豪杰之人，特别是他追求金戈铁马铿锵有力的人生风格。前面引述的那段原文就表明了曹景宗粗犷、豪放的性格和气概。本传载曹景宗“性躁动，不能沉默。出行常欲褰车帷幔，左右辄谏以位望隆重，人所具瞻，不宜然。”于是他说了一番他过去在乡里飞马拓弓，击鸱逐獐，饮血茹毛，从而“不觉老之将至”的人生作风。毛泽东对这段记载很感兴趣，在许多地方密密地加了旁圈，由衷的赞赏和同情，因而禁不住批道“景宗亦豪杰哉”。
的确，曹景宗贵为公侯、刺史、将军，对标志权贵身份的繁文缛节和车马排场，不是刻意追求，而是十分蔑视，强烈向往叱咤风云、自由自在的生活，是难得的。他引起毛泽东的深深共鸣，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追求的人生方式，和他内在的豪迈狂放的性格。正像人们所知道的那样，毛泽东是个不愿束缚自己的个性去循规蹈矩的人。但是，建国后，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失去了行动的自由”，因为没有警卫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