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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文士论废五等者，以秦为失，事未折衷，乃著《五等论》”。这也是毛泽东称他为“历史家”的根据。
朱敬则很清廉，神龙二年（706）他被诬陷，遭贬回到家乡，行囊中“无淮南一物，唯有所乘马一匹，诸子侄步从而归”。“敬则重然诺，善与人交，每拯人急难，不求其报。”对这两段引文，毛泽东逐字加了旁圈，并在天头上画着三个圈。
真正的政治家才懂得因时而变政。不知机变者“宽严皆误”。毛泽东读史真读到了骨头里。历史的精髓尽取。
38。刘幽求能伸不能屈（读刘昫等《旧唐书》卷九十七《刘幽求传》）
［原文］
刘幽求，冀州武强人也。圣历年应制举，拜阆中尉。刺史不礼焉，乃弃官而归。久之，授朝邑尉。初，桓彦范、敬晖等虽诛张易之兄弟，竟不杀武三思。幽求谓桓、敬曰：“三思尚存、公辈终无葬地。若不早图，恐噬脐无及。”桓、敬等不从其言，后果为三思诬构，死于岭外。
——摘自刘昫等《旧唐书》卷九十七《刘幽求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刘幽求能伸而不能屈，年六十一，以恚死。
——毛泽东读刘昫等《旧唐书》卷九十七《刘幽求传》的批语（见《毛译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27页）［解析］
刘幽求是唐睿宗、唐玄宗时的大臣。毛泽东的批语，写在其本传的开篇之处。刘幽求早年初拜阆中尉时，仅以刺史没有礼貌待他，便“弃官而归”，也足见其能伸不能屈的致仕作风。这个特点，在他后来的宦海生涯中，突出表现为不甘人后的争权。
《刘幽求传》载，先天元年（712），唐玄宗初即位时，迁之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而“幽求初自谓功在朝臣之右，而志求左仆射、兼领中书令。俄而窦怀贞为左仆射，崔湜为中书令，幽求心甚不平，形于言色”。恰逢崔湜依附阴谋政变的太平公主（唐玄宗的姑姑），刘幽求向唐玄宗进言以羽林军诛之。事泄，被做了太上皇的唐睿宗流贬到封州，后来太平公主等被诛杀后才被重新起用。开元初年，刘幽求任尚书左丞相，不久改任闲职太子少保，又因“郁快于散职，兼有怨言”，先后削贬为几个地方的刺史，竟在路上“愤急而卒”。毛泽东说他“能伸而不能屈”，终“以恚死”，显是批评他心胸不宽阔，能上不能下，不善处逆境。
39。史识就是要善于辨别风向（读刘昫等《旧唐书·刘子玄传》）
［原文］
子玄掌知国史，首尾二十余年，多所撰述，甚为当时所称。礼部尚书郑惟忠尝问子玄曰：“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对曰：“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籯，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柟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宣古以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时人以为知言。
——摘自刘昫等撰《旧唐书·刘子玄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提高嗅觉，辨别风向
才、学、识，这里讲的是识，刘知几，识的极端重要性
——摘自毛泽东1958年5月20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毛泽东在讲话中说：唐朝有个刘知几，是个历史学家。他主张写历史的人要有三个条件：才、学、识。他说的识，就是辨别风向的问题。我现在特别提醒同志们注意的是，我们应该有识别风向的能力，这一点有极端的重要性。一个人尽管有才有学，如果不善于识别风向，那还是恨迟钝的。
——摘自毛泽东1958年5月20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解析］
刘知几（661—721）是唐代著名的史学家，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武后时历任著作佐郎、左史等职，兼修国史，玄宗时官至散骑常侍。其所著《史通》内外共49篇，是我国第一部史学评论专著，影响很大。刘知几生平专攻史学，通览各史，能分析其利弊得失，又屡任修史之责，深知官设史局的流弊，故提出才、学、识为史家必备的素质，其中尤以史识为最重要。从前面引述的《旧唐书》本传中的一段原文可知，刘知儿说的史识，主要是鉴识明晰，要“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以此影响时政，从而达到“善无可加”的境界。在《史通》内篇卷七《鉴识》中，刘知几又专门论及史识，说“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但人们认识它，却由于“识有通塞，神有晦明”的区别，于是“毁誉以之不同，爱憎由其各异”，这样，“辩其利害，明其善恶”的史识就尤其显得重要了。
毛泽东作为大政治家而又好史，其史识自是别具一格，他对历史上许多人物的评价，多异于古人，显然与他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无关系，这一点，我们在本书历史篇其他条目的叙述中即可看出。至于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引用刘知几的史识之说，自有其特殊所指，用他的话来说，就是重在提高“识别”社会上各种政治风向的能力，使同志们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这就把刘知几说的“识”从历史的角度拉向现实的眼光。
40。唐太宗聪明一世，懵懂一时（读欧阳修等《新唐书》卷八十《李恪传》）
［原文］
郁林王格始王长沙，俄进封汉。高宗即位，拜司空、梁州都督。恪善骑射，有文武才。其母隋炀帝女，地亲望高，中外所向。帝初以晋王为太子。又欲立恪。长孙无忌固争，帝曰：“公岂以非己甥邪？且儿英果类我，若保护舅氏，未可知。”无忌曰：“晋王仁厚，守文之良主。且举棋不定则败，况储位乎？”帝乃止，故无忌常恶之。永徽中，房遗爱谋反，因遂诛恪，以绝天下望。临刑呼曰：“社稷有灵，无忌且族灭！”
——摘自欧阳修等《新唐书》卷八十《李恪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李恪英物，李治朽物，知子莫若父。然卒听长孙无忌之言，可谓聪明一世，懵懂一时。
──毛泽东读欧阳修等《新唐书》卷八十《李恪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33—234页）
［解析］
毛泽东的这个批语，指出了唐太宗李世民在立皇储问题上的失误。李治、李恪是李世民的儿子，李世民生前很喜欢文武兼备、“英果类我”的李恪，并有意识的加以培养、教导，封为远地藩王。还常常对左右说：“吾于恪岂不欲常见之？但令早有定分，使外作藩屏，吾百岁后，庶兄弟无危亡忧。”足见倚重之深。李治则为人柔弱，思虑不精，少雄主才略。这一点，唐太宗是很清楚的，故打算废李治立李恪为太子。但因李治的舅舅长孙无忌为其外甥争位，只好放弃了这个打算。结果酿成李唐宗室的祸患。李治即位，即唐高宗，封武则天为皇后。他不理朝政，导致武则天专权，并称“二圣”。李治死后，武则天又连废两个皇帝，自称“圣神皇帝”，还改了国号，诛杀宗室大臣。其祸根，自在“朽物”李治。所以，毛泽东认为当初唐太宗李世民明明知道李恪强于李治，而没下决心改立太子，是“聪明一世，懵懂一时”。
41。马周的才德（读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九十八《马周传》）
［原文］
贞观五年，诏百官言得失。（常）何，武人，不涉学，周为条二十余事，皆当时所切。周上疏曰：“臣历观夏、商、周、汉之有天下，传祚相继，多者八百余年，少者犹四五百年，皆积德累业，恩结于人。岂无僻王，赖先哲以免。自魏、晋逮周、隋，多者五六十年，少者三二十年而亡。良由创业之君，不务仁化，当时仅能自守，后无遗德可恩，故传嗣之主，其政少衰，一夫大呼，天下土崩矣。今陛下虽以大功定天下，而积德日浅。固当隆禹、汤、文、武之道，使恩有余地，为子孙立万世之基，岂特持当年而已。然自古明王圣主，虽因人设教，而大要节俭于身，恩加于人，故其下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卜祚遐长，而祸乱不作也。今百姓承丧乱之后，比于隋时，才十分一，而徭役相望，兄去弟还，往来远者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陛下虽诏减省，而有司不得废作，徒行文书，役之如故。四五年来，百姓颇嗟怨，以为陛下不存养之。而以德行才术攫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在于此。”疏奏，帝称善，耀拜给事中，转中书舍人。
赞曰：周之遇太宗，顾不异哉！由一介草茅言天下事，若素宦干朝、明习宪章者，非王佐才，畴以及兹？其自视与筑岩钓渭，亦何以异。迹夫帝锐于立事，而周所建皆切一时，以明佐圣，故君宰问不胶漆而固，恨相得晚，宜矣。然周才不逮傅说、吕望，使后世未有述焉，惜乎！
——摘自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九十八《马周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
傅说、吕望，何足道哉。马周才德，迥乎远矣。
——毛泽东读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九十八《马周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中古籍批语集》第235、236页）
［解析］
据《新唐书·马周传》记载，马周少失父母，家境清贫，“嗜学，善《诗》、《春秋》。”唐太宗贞观五年（631），马周作为中郎将常何的家客，替常何向唐太宗写了一个奏折，“为条二十余事，皆当时所切”，被唐太宗发现了这一人才，委任为监察御史，以后步步擢升，成为唐太宗的肱股之臣。在《旧唐书·马周传》的天头上，毛泽东还用粗重的笔迹写着：“马周，年四十八”。在《旧唐书》、《新唐书》的《马周传》中，毛泽东有许多圈圈点点，又批又注，对马周极为赞赏。
《新唐书》作者欧阳修在《马周传》后评论说：马周由“一介草茅”，得到唐太宗的赏识和提拔，一跃而为皇帝的得力助手，“然周才不逮傅说、吕望，使后世未有述焉，惜乎！”傅说，公元前1200多年前的商朝人。相传他本是奴隶，武丁王在傅岩这个地方发现他，提拔他为宰相，后来协助武丁王大治于天下。吕望，俗称姜太公，因受封于吕，从其封改姓吕，名望。他年老隐居，经常垂钓于渭水之阳．文王出猎时发现他，立为师。他智勇双全，协助周武王灭纣，有殊功。欧阳修认为，马周虽自比为傅说和吕望，但才能不及他们，所以后世很少记述他的事迹。毛泽东不同意欧阳修对马周的这种评价。在欧阳修这段话的天头上，毛泽东批注：“傅说、吕望何足道哉，马周才德，迥乎远矣。”认为马周的才德，远比傅说、吕望高得多。
毛泽东高度评价的是贞观六年（632），马周给唐太宗的奏折。在《新唐书》这一段的天头上，毛泽东批注：“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贾生是指西汉的贾谊，他写的《治安策》被毛泽东评价为：“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毛泽东认为马周的奏折是《治安策》后的“第一奇文”，这种评价是极高的，认为是宋代的一些洋洋大论所不可企及的，其“奇”之所在，就是切中时弊。
马周的奏折向唐太宗提出的问题和建议是：
（一）建议唐太宗节俭治国，力戒奢侈，关心百姓的疾苦。他从历史上夏、商、周至魏、晋、隋统治天下的时间长短，总结经验教训说：“然自古明王圣主，虽因人设教，而大要节俭于身，恩加于人，故其下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卜祚遐长，而祸乱不作也。”毛泽东在《旧唐书》、《新唐书》的这一部分密加圈点，在“节俭于身，恩加于人”处，逐字加了套圈，天头上连画三个大圈。马周列举尧、禹、汉文帝、汉景帝节俭的事例，尖锐地指出：“今京师及益州诸处，营造供奉器物，并诸王妃主服饰，皆过靡丽”。老百姓所服的徭役太重，“颇嗟怨”。他说，“陛下少处人间，知百姓辛苦，前代成败，目所亲见，尚犹如此，而皇太子生长深宫，不更外事，即万岁后。圣虑之所当忧也”。毛泽东在“陛下少处人间，目所亲见”处，字字都加了旁圈，在天头上画了三个大圈。他对马周从国家前途着想，敢于尖锐地反映政治中的敏感问题，不粉饰太平，很为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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