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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说“殷自武丁以后，国力渐衰；史书所载，已无有一个无所不胜服的‘武王’了”（胡适《说儒》），这也有点不尽合乎史实。其实就拿殷代最后的一个亡国之君帝辛来说吧。这人被周及以后的人虽说得来万恶无道，俨然人间世的混世魔王，其实那真是有点不大公道的。
像殷纣王这个人对于我们民族发展上的功劳倒是不可淹没的。殷代未年有一个很宏大的历史事件，便是经营东南，这几乎完全为周以来的史家所抹煞了。这件事，在我看来，比较起周人的翦灭殷室，于我们民族的贡献更要伟大。这件事，由近年的殷虚卜辞的探讨，才渐渐地重见了天日。
帝辛的经营东南，他的规模似乎是很宏大的。你看古本《泰誓》说：“纣王有亿兆夷人亦（大）有离德，余有司（旧作乱）臣十人同心同德”（见《左传》昭公二十四年），这亿兆的“夷人”必然是征服东夷之后所得到的俘虏。俘虏有亿兆之多，可见殷的兵士损耗的亦必不少。兵力损耗了，不得不用俘虏来补充，下幸周人在背后乘机起来，牧野一战便弄到“前徒倒
戈”。那并不是殷人出了汉奸，而是俘虏兵掉头了。
──摘自郭沫苦《青铜时代·驳〈说儒〉》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商朝为什么叫“商”朝呢？是因为有了商品生产，这是郭沫若考证出来的。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错误的，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使商朝亡了国。史书说：周武王伐纣，“血流漂杆”，这是夸张的说洁。孟子不相信这个说法，他说：“局信书，不如无书。”
──摘自毛泽东1958年11月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谈话
毛主席：你这个汲县是夏禹封的，汲县人是大禹的子孙。商朝纣王亡了之后，微子被封为宋，就是现在的商丘。
吴芝圃：从封丘到濮阳、夏邑、商丘、杞县，一直到禹县，这都是夏朝活动过的地方。
毛主席：商朝起于商（现在叫商丘），后头它的后代搬到豫北殷（今安阳小屯村）。武王伐纣，还在朝歌（今淇县）封了纣王的儿子武庚。武庚后头跟武王的弟弟管叔、蔡叔同盟造反，起来反对周朝。
吴芝圃：管叔就封在这个地方，郑州的老城就叫管城。
毛主席：蔡叔就封在蔡，后头变成上蔡。对于周朝说来，管叔、蔡叔都是叛乱分子。当时微子是里通外国。为什么纣王灭了呢？主要是比于反对他，还有箕子反对他，徽子反对他。纣王去打徐夷（那是个大国，就是现在的徐州附近），打了好几年，把那个国家灭掉了。纣王是很有才干的，后头那些坏话都是周朝人讲的，就是不要听。他这个国家为什么分裂？就是因为这三个人都是反对派。而微子最坏，是个汉奸，他派两个人作代表到周朝请兵。武王头一次到盂津观兵回去了，然后又搞了两年，他说可以打了，因为有内应了。纣王把比于杀了，把箕子关起来了，但是对徽子没有防备，只晓得他是个反对派，不晓得他通外国。给纣王翻案的就讲这个道理。纣王那个时候很有名声，商朝的老百姓很拥护他。纣王自杀了，他不投降。微子是汉奸，周应该封他，但是不敢封，而封了纣王的儿子武庚。后来武庚造反了，才封微子，把徽子封为宋，就是商丘。
——摘自毛泽东1959年6月22日同吴芝圃等人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5年第4期）
［解析］
郭沫若的《驳〈说儒〉》一文，最初发表于钱介磐主编的《中华公论》创刊号（1937年7月）上面，后收入作者子1945年重庆文治出版社印行的史学论集《青铜时代》。1954年和1957年，该书又先后由人民出版社、科学出版社再版。毛泽东喜欢郭沫若的历史论著，这本书他在50年代便读过了。稍后，在1959年10月23日外出前指定要带走的书籍中，又列有郭沫若的三本书：《十批判书》、《青铜时代》、《金文丛考》。
提出殷朝最后一位君王帝辛（即商纣王）征伐和经营东南，被周武王从西北面乘虚而入，是郭沫若根据甲骨文及史书零星记载的一个创见。后剪伯赞等史学家也沿用其说。毛泽东显然也接受了这个观点，肯定纣王“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
就纣王个人而言，诚如郭沫若所说，周朝以降的史书，视之为“万恶无道”的人。其源，主要来自周武王伐纣时的两篇檄文式的誓言，即《尚书》中的《泰誓》、《牧誓》。如后者说：“今殷王纣唯妇人言是用，自弃其先祖肆记不答，昏弃其家国；遗其王父母弟不用，乃唯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俾暴虐于百姓，以奸轨于商国。”这本是为了师出有名的政治宣传。故郭沫若在《驳（说儒）》说后人是“深受了周人的宣传的毒”。毛泽东也指出是“周武王把他说得很坏”，“那些坏话都是周朝人讲的”。在毛泽东看来，商纣王是“能文能武”、“很有本事”的人。这个看法也是有依据的。《荀子·非相篇》便说纣王“长巨姣美，天下之杰也；筋力超劲，百人之敌也”。《史记·殷本纪》也说：“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这些，都是很寻常的材料，毛泽东无疑是熟悉的。
对纣王失败的教训，毛泽东总结的是，征伐东南，所得“俘虏太多，消化不了”，“俘虏政策做得不大好”，于是在周武王打来时，倒戈起来。据《尚书·武成》载，周武王伐纣，与商朝的军队“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意即杀人太多，血流把捣东西的棒槌都漂了起来。毛泽东总结的另一个原因，是商朝内部出了“反对派”、“汉奸”，代表人就是比干、箕子、微子三人，“而微子最坏，到周朝请兵。”
纣王亡国自杀，在郭沫若看来，仍不失是位英雄。在《驳（说儒）》里，郭沫若引《左传》里“纣克东夷而殒其身”诸句，说“在这儿正表示着一幕英雄末路的悲剧，大有点像后来的楚霸王他自己失败了而自焚的一节，不也足见他的气概吗？”相信毛泽东读到这里，会是心有同感的。
评价历史人物，主要看他的大面，看他在历史实践中的实际作为，这是毛泽东的一贯看法。所以，历史上常常受到责难的人，如纣王、秦始皇、项羽、曹操等，他总是乐意举出他们好的一方面来，为他们翻案。毛泽东本人也从看问题的方法论角度，表达过他的这个观点。1958年2月23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他说，一股风一来，本来是基本上好的一件事情，可以说成不好的；本来是基本上一个好的人，可以说他是坏人。比如我们对于秦始皇，他的名誉也是又好又不好。搞了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没有人讲他好的，自从资本主义兴起来，秦始皇又有名誉了。但是，共产主义者不是每个人都说秦始皇有点什么好处，不是每个人都估计得那么恰当。这个人大概缺点甚多，有三个指头。主要骂他的一条是焚书坑儒。我跟好多人说过，跟章士钊也说过，我说，你们讲共产党等于秦始皇，不对，超过一百倍。所以，一个古人，几千年评价不下来，当作教训谈谈这个问题，同志们可以想一想。这段话，是个性化的，有要做翻案文章的味道，但毛泽东视之为“教训”，让人们“想一想”，重点确实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问题上面。
62。彭和尚的下落（读吴晗《朱元璋传》）
［原文］
彭莹玉可以说是典型的职业革命家，革命是一生志气，勤勤恳恳播种、施肥、浇水、拔草。失败了，研究失败的教训，从头做起，决不居功，决不肯占有新播种的果实。第一次起义称王的是周子旺，第二次做皇帝的是徐寿辉，虽然谁都知道西系红巾军是彭和尚搞的，彭祖师的名字会吓破元朝官吏的胆，但是起义成功以后，就烟一样消失了，回到人民中间去了。任何场所以至记载上，再找不到这个人的名字了。功成不居，不是为了做大官而革命，真是了不起的人物。
——摘自吴晗《朱元璋传》1948年修改稿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辰伯先生：
两次晤谈，甚快。大著（指吴晗《朱元璋传》1948年修改稿——引者注）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谨致
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四日
——毛泽东1948年11月24日致吴晗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310页）
［解析］
《朱元璋传》是著名历史学家吴晗（1909—1969）的力作之一。原名《明太祖传》，1944年出版。1948年，作者着手修改时改名为《朱元璋传》。书中描写了元末农民起义军红中军的事迹。这支义军以身着短衣草履，头裹红巾，手举鲜红大旗而得名。他们杀官吏，占城邑，开仓济贫，破牢放囚，声势浩大，极大的动摇了元朝统治者的政权。西系红中军组织者彭莹玉，是袁州慈代寺的和尚。元顺帝至正四年，彭和尚在袁州率领农民起义失败后，逃到淮西一带，隐名埋姓，在农民中做了14年的秘密宣传鼓动工作，并继续组织武装力量，准备更大规模的起义。彭和尚有魄力，有口才，善于组织，反元决心大。他经常在农民群众中活动，斥责元朝的腐败，鼓动农民起来造反，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他的势力遍及现在的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南部和浙江西北部。他率领的农民起义队伍纪律严明，不抢掠百姓，很得人民的拥护。书中对彭和尚这些方面的描写是很精彩的。对这一很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的结局，作者因未见到他在起义成功后的史实材料，便断定他功成身退，“回到人民中间去了”。
1948年11月，在国统区无法工作下去的吴晗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辗转来到平山县西柏坡村。他把8月份写完准备再版的《朱元璋传》的修改稿送请毛泽东阅正。正在指挥三大战役的毛泽东挤出时间仔细阅读了书稿，还特地约请吴晗谈了两次。他称赞《朱元璋传》这部书写得好，但表示，对书中关于彭和尚功成身退的论断有疑问。毛泽东的意思是：像彭和尚这样坚强有毅力的革命者，不应有逃避的行为，不是他犯了错误，就是史料有问题，由此建议吴晗对他在修改稿中关于彭和尚功成身退的论断再作考虑。隔了几天，毛泽东在退还《朱元璋传》原稿时，还特地给吴晗写了我们在前面引的那封信。在信的后面，毛泽东又写道：“介绍乔木同志来见，乞加指教。他是我这里的秘书，兼管新华社工作。”
毛泽东在信中指出作者“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具体是说书稿中的哪些论述，已无法确知。或者，同吴晗于1964年写的《朱元璋传》的“自序”中所作的自我批评的几点内容有些联系。在这篇序中，吴晗除了检查自己当时以“超阶级思想来叙述”彭莹玉和尚“功成身退”外，还谈到两点，一是“那时候不懂得列宁关于国家的学说，错误地以为国家机器只是官僚机构和军队，比喻为封建皇权的两个轮子”。一是“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给历史上较为突出的封建帝王朱元璋以过分的斥责”。
关于彭莹玉和尚的下落，吴晗诚恳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当他回到解放后的北京，便着手重新研究这段历史。他感到毛泽东的意见使自己“在理论上得到了启发”，他“重新发愤读书”，果然在钱谦益《牧斋初学集》，柯绍忞《新元史》、赵汸《山东存稿》、江西《瑞州府志》等一些史籍中发现了彭莹玉和尚在杭州战死的重要史科，时间是元至正十二年（1352）七月。他感叹道：“这样看来，他并没有逃避，一直革命到底，斗争到底，是为革命而牺牲的英雄人物。”于是，吴晗把彭和尚的结局改为他在杭州，遭到元军的意外袭击而战死，从而得出了符合历史真实的结论。
这件事，说明毛泽东对彭莹玉和尚下落的判断是正确的。使吴晗进一步理解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历史，更能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得出正确的判断。吴晗对此深有感触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