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晗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对明史虽然作了30年的研究，却由于用“超阶级思想来叙述坚强不屈的西系红巾军组织者彭莹玉和尚”，所以得出违反历史真实的结论，这和自己有“革命者是可以半途而废，无须革命到底”的清高思想是不可分的。从此，吴晗用严肃的态度，更加认真地学习有关理论，用以指导写作研究。从1954年开始，他用了一年的时间重新改写了《朱元璋传》，1955年春，油印出l00多份，又送给了毛泽东。在毛泽东故居书房里，还保存着这本吴晗写着“送毛主席，请予指正”的上、下两册16开油印书稿，上面多处留下了毛泽东用铅笔画着的直线、曲线等符号和着重号，显然毛泽东又认真地通读了一遍，而且对吴晗的新修改和研究成果是满意的。同时又指出：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应该肯定的，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指朱元璋的晚年）。
1964年，吴晗根据征集来的意见，利用病休时间，再一次作了修改，1965年正式出版。在该版序言中，吴晗对自己写这本书前后20年，四易其稿过程中的思想变化，作了说明。
63。我看了很高兴（读范文澜《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
［原文］
我国封建时代有三部最大的历史著作：第一，春秋。是孔子的政治学，是整个封建时代的基本政治学。孔子是好古主义者，但在写春秋这一点上，倒像是个“厚今薄古”的史学家。春秋是脱离政治专谈学术的么？为什么“乱臣贼子惧”，还不是怕它在政治上的诛代？第二，史记。司马迁作史记，从五帝一直写到汉武帝，能说他薄今么？第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
看书名就知道他写书的目的是为朝廷讲封建政治学，书中的“臣光曰”，哪一条不是谈政治的？
厚今薄古与厚古薄今是史学界存在着两条路线的表现，这里面也必然存在着兴无灭资和兴资灭无两条路线的斗争。厚今薄古第一必须扩大和加强研究今史的力量，主要是研究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中国史，其次是资产阶级领导旧民主革命的中国史。第二必须确实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进行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在今史研究上取得真正的成绩。
——摘自范文澜《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范文澜同志最近写的一篇文章，《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我看了很高兴。这篇文章引用了很多事实证明厚今薄古是史学的传统。敢于站起来说话了，这才像个样子。文章引用了司马迁、司马光，可惜没有引秦始皇，秦始皇主张“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
──摘自毛泽东1958年5月8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见王子今《毛泽东与中国史学》第316—317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
［解析］
范文澜的《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一文，同时发表在1958年4月28日《人民日报》和1958年第6期《历史教学》上面。全文分四个部分：一、厚今薄古是中国史学的传统。二、厚古薄今是资产阶级的学风。三、厚今薄古与厚古薄今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四、开展百家争鸣，史学界领导干部要种试验田。范文澜的这篇文章受到毛泽东的注意，大致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从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看，正值开展大跃进之时，范文澜的文章本身也是从大跃进说起的，包括其文章小标题所用的“试验田”之语，便明显带有当时的社会氛围。而在毛泽东看来，大跃进运动本身就是对历史的一个大超越，就是一场厚令薄古的思想解放运动和社会实践运动。所以，从1958年3月成都会议起，他就反复讲不要妄自菲薄，要敢于超越前人，要破除迷信，要敢想敢干敢说。在谈到范文澜文章的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中，毛泽东就写有上述的一些话，看来，在他当时的想法中，厚今薄古，不光是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思路，也是当代社会实践所应有的基本观点。
第二，厚今薄古，是毛泽东一贯的观点，范文澜文章谈厚今薄古，重在两条，一是要多研究今史，一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这两条，也是毛泽东多次强调的，而且在他看来，即使从古代史的研究来说，由今而古也是一种好方法。在1956年8月24日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他就说：“马克思讲过，首先研究近代社会，就容易理解古代社会。这是倒行的，却要快些。”范文澜的文章说，研究现代史、近代史“最有现实意义”，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最有现实意义就是有“用”。作为政治家、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从来主张“古为今用”，研究历史应该为现实服务。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他还说：“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
此外，从中国的史学传统来看，确是贯穿了一条“厚今薄古”的线索。写史，从来是为了借古鉴今，范文澜在文章中所举，为其要者。毛泽东熟悉历史，对范的文章所谈到的司马迁等几个史学家，自是欣然共鸣的。同时，他还提到了秦始皇，这大概不是从史学角度立论了，而是从政治家对待古今关系的态度所作的发挥了。
64。这个案要翻（读翦伯赞《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从（说到曹操》）
［原文］
在我看来，曹操不仅是三国豪族中第一流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并且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有数的杰出人物。
在否定曹操的过程中，《三国志演义》的作者可以说尽了文学的能事。《三国志演义》简直是曹操的谤书。《三国志演义》的作者不是没有看过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他看了，而且看得很仔细。他知道曹操并不如他所说的那样坏，那样愚蠢无能，但是为了宣传封建正统主义的历史观，他就肆意地歪曲历史，贬斥曹操。他不仅把三国的历史写成了滑稽剧，而且还让后来的人把他写的滑稽剧当着三国的历史。应该说，《三国志演义》的作者在对待曹操的问题上是发挥了他的强烈的政治性。
——摘自翦伯赞《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从说到曹操》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毛泽东还谈到翦伯赞关于曹操的一篇文章，说：曹操结束汉末豪族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的西晋统一铺平了道路。《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不是继承司马迁的传统，而是继承朱熹的传统。南宋时，异族为患，所以朱熹以蜀为正统。明朝时，北部民族经常为患，所以罗贯中也以蜀为正统。
——摘自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58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解析］
1959年，文学、史学界曾在报刊上展开一场影响很大的关于替曹操恢复名誉的讨论。
这场讨论是由郭沫若发表在1959年1月25日《光明日报》上的《谈蔡文姬的》一文引起的。这篇文章主要是论证蔡文姬是《胡笳十八拍》的真正作者，从而谈到是曹操把蔡文姬拯救出来的，进而评价曹操的“伟大”之处，说他“锄豪强，抑兼并，济贫弱，兴屯田，费了三十多年的苦心经营，把汉末崩溃了的社会基本上重新秩序化了”，“他在文化上更在中国文学史中形成了建安文学的高潮”。所以，“曹操对于民族的贡献是应该作高度评价的，他应该被称为民族英雄”。该文发表后，引起人们的兴趣，读者关于曹操的评价也是议论纷纷。2月19日，《光明日报》又发表翦位赞的《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的文章，并加了编者按，说“希望对曹操感到兴趣的同志们，都来参加对于这一历史人物的讨论”。为此，《光明日报》的“史学”专刊还专门印上“关于如何评价曹操的讨论”的刊头。《人民日报》和上海、广州等地的报刊也发表讨论文章。讨论中，多数人同意郭沫若、翦伯赞的观点。
曹操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是个妇孺皆知的人物。建国后和当时讨论中基本上是否定曹操的观点，主要是他参加镇压黄巾农民起义军，残忍嗜杀等等。全盘否定的人甚至提出，曹操是“东汉末年的大军阀之一”，“对黄巾起义军多次镇压”，有“独霸中国的野心”和“镇压和屠杀人民的反动性”。从历史上看，特别是在一般大众的心目中，曹操形象的定位，确实与《三国演义》的描绘和有关戏曲的流传有关，政治上，他被描绘成奸相汉贼，特别是在人品道德上，“宁可我负天下人，不使天下人负我”的名言，更使人们难以接受。所以，主张为曹操翻案的论者，大都要提到《三国演义》。除前面引了的翦伯赞的文章中对《三国演义》的批评外，郭沫若的文章也说到：“自宋以来所谓‘正统’观念确定了之后，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却蒙受了不白之冤。自《三国演义》风行以后，更差不多连三岁的小孩子都把曹操当成坏人，当成一个粉脸的奸相，实在是历史上的一大歪曲。”
曹操一向是毛泽东评价较高的少数几个封建帝王之一。他读《三国志》中涉及曹操的史实写的批注，所持的大多也是肯定观点，并且很同意鲁迅说的曹操至少是个英雄的提法。因此，他关注1959年的这场讨论，并同意郭沫若、翦伯赞的观点，也就不是偶然的了。的确，感情的、道德的评价，当然不能代替历史的评价。毛泽东评价历史人物，包括历史上多有贬词的商纣王、秦始皇、朱元璋等，他多是看他在历史上有没有起到进步的作用。50年代在北戴河，他还说：曹操统一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中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制，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不敢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那么写，剧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张贻玖《毛泽东读史》第61页）。一直到晚年，毛泽东对曹操的评价都很高。1975年，他对为他读书的芦荻说，汉末开始大分裂，黄巾起义摧毁了汉代的封建统治，后来形成三国，这是向统一发展的。三国的几个政治家、军事家，对统一都有所贡献，而以曹操为最大。司马氏一度完成统一，主要就是他那时打下的基础。（芦荻《毛泽东读二十四史》）
那么，曹操这样一个杰出的人物，为什么会被人们贬斥成反面人物了。郭沫若和翦伯赞都注意到宋以后的封建正统的历史观，以及根据这一历史观写成的《三国演义》对人们的影响。对这个思路，毛泽东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我们知道，明君臣之分，严华夷之辨，是古代文人难以逾越的历史道统观。描写汉末至西晋从乱到治的这一历史过程的《三国演义》，必不可免地遇到和表现了皇权正统观念，所以，作者罗贯中以蜀汉为正统，抑曹扬刘。那么，除了继承传统观点以外，有没有现实方面的原因呢？毛泽东把南宋力倡封建道统的朱熹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继承朱熹观点的罗贯中所处的明代的时代背景联系起来考察，指出了两个时代在异族边患问题上相同之处，这个看法，便进了一步。
65。笔墨官司，有比无好（读高二适《的真伪驳议》和郭沫若《的商讨》等）
［原文］
顷见《光明日报》连载郭沫若先生《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的真伪》一文。文章的内容，画为七大段，郭先生的立论要旨：在其文（三）“由墓志说到书法”。大抵概括于南京附近出土的东晋墓石拓片，与王羲之所写《兰亭序》年代是相与上下的。由于墓石上的书体，与《兰亭序》笔迹迥殊，于是《兰亭序》的可靠性的问题，便不能不重新提出了。又其文（五）到（六）揭题以《兰亭序》为依托，郭先生更斩钉截铁的批判了这篇文章，“根本就是伪托的，墨迹就不用说也是假的了。”惟兹事体大；而问题又相当的繁复。今日而有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倒真是使人们能够“惊心动魄”的。二适无似。谨以浅陋之资；怀战栗之思。俾掇芜言，创为驳议如左：
——摘自商二适《的真伪驳议》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高先生评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特地下发掘证实。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