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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鼐的《范蠡论》，见《惜抱轩文集》卷一。该文讲范蠡之子杀人，系干楚，蠡在营救其子的过程中，由于所托非人，结果失败。于是作老得出结论：“旦暮之交，君子弗与。故必内行备而后可友天下之士：友天下之士，而后为之谋则忠信而不私，当真事则利害而不渝，故君子重修身而贵择交。”毛泽东读后。护这最后一句什为“文眼”来推崇，认为是作史论文章在结构上的典范，此外，青车毛泽东还认真研读了姚鼐编选的《古文辞类纂》，在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信中，把它同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作了比较。
青年毛泽东还在文章观念和技法上受到桐城派散文的影响，他很强调艺术技巧和行文义法，《讲堂录》说：“文章须蓄势”，“文贵颠倒簸弄”。所蓄之“势”，就是“颠倒簸弄”一类的结构义法。所谓“蓄”，就是对诗文气势进行欲纵故收的积累。即康宋古文家和清代桐城派散文家着力讲求的抑扬顿挫、吞吐曲折、神气酣畅、浩浩沛然的行文气势，对这种文章气势，《讲堂录》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河出龙门，一泻至潼关；东属，又一泻至铜瓦；再东北属，一泻斯入海。当真出伏而转注也，千里不止，是谓大屈折。行文亦然。”这段比喻很容易使我们联想起姚鼐在《复鲁■非书》里对那些具有阳刚之气的作家风格的描述：“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弄骐骥。”
《讲堂录》还记有关于裤敬的介绍及其文集《大云山房集》，并评论说：“桐城、阳湖，各有所胜。言其要逗。可以一言蔽之：桐城发而阳湖朴”。“发”和“补”可分引理解为明亮简切和自然浑厚。青年毛泽东强调散文在于“村”与“法”的统一明显是出自桐城的“义法”之说。《讲堂录》又云：“作文有法病在气单”，也多少透露出姚鼐之论。
桐城派试图总结散文创作规律，是可取的。对此，毛泽东后来一直持肯定态度。即便是后来他实际上成为革命的新文艺的指导者，强调大众化的时候，也告诫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清代桐城派作文章讲义法，用现在的术语来说，就是讲技巧，这也是要学的。因为没有良好的技巧，便不能表现丰富的内容。（1938年4月28日在“鲁艺”的演讲记录）
18。其痛惭之意见于诗中（读吴伟业《赠愿云师》等）
寄身苍崖巅，危苦秋失脚。
万化皆虚空，大事惟一著。
再拜诵其言，心颜抑何作。
未运初■■，达人先大觉。
劝吾非不早，执手生退却：
留连白社期，惭负青山约。
君亲既有愧，身世将安托？
——摘自吴伟业《赠愿云师》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王士祯，字贻上，号阮亭，山东新城人。诗为前清一代正宗。吴、王并称。吴伟业之诗，雄于一时。吴以官清故，每对苍雪（王瀚）若有痛惭者然，其意常于其往来诗中见之。然吴亦有所逼耳。母老一也，清洁严二也。始盖与苍雪约同玩者。——摘自毛泽东1913年10—12月《讲堂当》（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582—583页）
［原文］
吴伟业（1609—1671），明末清初诗人。字骏公，号梅村，自署鹿樵生、灌隐主人。太仓（今属江苏）人。崇祯进士，官左庶子，南明弘光朝任少詹事，因与马士英等不合，乞假还乡。入清被迫出仕，为国子监祭酒，三年后借母亡辞官归，病亡于家。曾受学于复社领袖张溥，并为复社成员。学问渊博，诗与钱谦益、龚鼎孽合称“江左三大家”，久负祷坛盛名。早年诗歌风华绮丽；明亡，身经丧乱，则多写哀时伤事、故国之思和对自己“失节”的悔恨，诗风一变为激楚苍凉。尤长七言歌行体。著作有《梅村家藏稿》等。其《圆圆曲》一首颇有名。毛泽东说“吴伟业之诗，雄于一时”，当是承前人定评。
毛泽东在《讲堂录》里提到的苍雪、王瀚（即愿云），是吴伟业的好友。苍雪，字读澈，号南来，云南呈贡县人，为南京名僧雪浪法徒，卒于顺治十三年（1656）正月，有《南来堂诗集》。据《梅村先生年谱》卷二引《娄东者旧传》：“王瀚，字原达，受业于张采，为诸生有名。明亡后为僧，号晦山大师，名戒显，字愿云，庚寅（1650）夏人庐山，遂主席江右。”吴伟业《赠愿云师》之《序》后有其子吴■关于王瀚的一小注：“先大夫同学友也。”苍雪与王瀚都与吴伟业相友善，但他们对吴这样一位晚明名士，明亡以后出仕清朝的行径颇不以为然，因此或劝他保持晚节，或劝其出世。
《梅村诗话》载：“师（指苍雪——引者）和余《西田赏菊诗》有‘独擅秋容晚节全’。”在《赠愿云师》一诗之《序》中，吴伟业谈到他和愿云“甲中闻变，常相约入山，予牵帅不果，而师已悟道受法于云门具和尚，今夏从灵隐来，止城西之太平庵，云将远游庐岳，贻书别予，以两人年逾不惑，衰老渐至，世法梦幻，惟出世大事，乃为真实，学遁一著，不可不勉。感其言，因作此诗赠之，并识予愧也。”由此可知，青年毛泽东读、评吴伟业之诗，对其生平交往也是熟悉的。吴在《赠愿云师》中说自己“寄身苍崖巅，危苦愁失脚”，“流连白社期，惭负青山约”，确实微妙地向朋友吐露了“若有痛惭者然”的矛盾心境。那么，吴伟业为什么要屈节事清，事清之后又为什么不及早归隐呢？毛泽东又进一步谈到吴的家境和社会环境：“吴亦有所逼耳，母老一也，清法严二也。”这样的理解，显是传统的“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的论诗思路。
此外，青年毛泽东还认真读了吴伟业《梅村家藏稿》卷十一中的《雪中遇猎》一首。据《梅村先生年谱》卷四载：“（顺治）十三年（1656）春，上（指顺治帝）驾幸南海子，遇雪大猎，先生恭纪七律一首。”全诗为：
北风雪花大如掌，河桥路断流澌响。
愁鸱饥雀语啁啾，健鹘奇鹰姿飒爽。
将军射猎城南隅，软裘快马红氍毹。
秋翎垂头西鼠暖，鸦青径寸装明珠。
金鹅箭褶袍花湿，■酒驼羹马前立。
锦靴玉貌拨秦筝，瑟瑟鬟多好颜色。
少年家住贺兰山，碛里擒生夜住还。
铁岭草枯烧堠火，黑河冰满渡征鞍。
十载功成过高柳，闲却平生射雕手。
漫唱千人敕勒歌，只倾万斛屠苏酒。
今朝仿佛李陵台，将军喜甚围场开。
黄羊突过笑追射，鼻湍出火声如雷。
回去朱旗满城阀，不信沟中冻死骨。
犹有长征远戌人，哀哀万里交河卒。
笑我书生短褐温，蹇驴箬笠过前村。
即今莫用《粱园赋》，扶杖归来自闭门。
毛泽东的《讲堂录》里对诗中的一些字词和用典用了注解：《雪中遇猎》鹘音骨，鹰属。氍毹织毛褥、衬鞍之类。秋翎孔雀翎，前清冠饰。西鼠冠也，即貂帽。
■酒酒也。以马乳为酒，撞■乃成也。驼羹紫驼之峰，其味甚美。瑟瑟女饰，碧珠也。擒生擒其生也。铁岭奉天铁岭，县治。黑河东遂黑河、外遂黑河，均在牧厂东南。高柳古城，今大同府阳高县西。射雕手邢子高曰：斛律金真射雕手也。（北齐事）
敕勒歌北齐神武使斛律金歌《敕勒》。屠苏酒酒也，饮能御寒。李陵台燕然山有李陵台。黄羊兽也，出关右塞上，无角，色同獐鹿。交河古西域车师城名。蹇驴蹇，跛也。蹇驴，言无用之驴也。箬笠箬，草名。箬笠，箬作之笠也。《梁园赋》相如作。闭门后汉袁安雪天僵卧闭门。由此可见青年毛泽东在老师指。点下读诗之精细。
19。国学者，道统与文也（读姚鼐《古文辞类纂》、曾国蕃《经史百家杂钞》）
余抄纂此编，每类必以六经冠其端，涓涓之水，以海为归，无所于让也。——摘自曾国藩《经史丙家杂钞·序例》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顾吾入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昔人有言，欲通一经，早通群经，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于振则枝披，将麾则卒舞。如是之书，曾氏“杂钞”其庶几焉。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仆观曾文正为学，四者为之科。日义理，何一二书为主（谓《论语》、《近思录川，何苦干书辅之。日考据亦然；曰词章日经济亦然。国学者，统道与文也。姚氏“类纂”畸于文，曾书则二者兼之，所以可贵也。
——摘自毛泽东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信（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24—25页）
［解析］
在文学上，曾国藩是相城派古文在晚清的中兴人物，对近代古体文风，有不小影响。《曾文正公家书》里有一封曾国藩给儿子曾纪泽的信，谈到他生平爱读之书：“余于四书、五经之外，最好《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种，好之十余年，惜不能熟读精考，又好《通鉴》、《文选》及姚惜抱所选《古文辞类纂》、余所选《十八家诗钞》4种，共不过10余种。早岁骂志为学，恒思将此10余书，贯穿精通，略作札记，仿顾亭林、王怀祖（王念怀）之法。今年齿衰老，时事日艰，所志不免成就，中夜思之，每有渐悔。”
桐城派大文章家姚鼐，以为治学有义理、词章、考据3个方面，即以此为线索编成《古文辞类纂》，所录以古文辞为限而不及经史，目的是便于阅者研习古文。清初方苞、刘大■、姚鼐3位古文家，都是安徽桐城人。他们宗程朱理学，奉明代归有光为祖师，归长于抒情叙事散文（或称小品文），眼光局限，少论世说理之作。桐城派文章主要是应用的碑志、传状，也写山水景物的小品文为世称道。姚氏编《类纂》，清代只选方、刘二人文章，而撇开顾炎武、魏旗等爱国志士忧时伤世的血泪文章。曾国藩对这个选本有不满足的地方，于是调整了分类，更换了选文，编成了《经史百家杂钞》。在取材方面，经史子集四部，无不选择收录，以为辞章源自经史，在序例中说：“余抄纂此编，每类必以六经冠其端，涓涓之水，以海为归，无所于让也。”在编辑思想上，除了姚鼐提出的义理、辞章、考据三者之外，还增加了经济（即所谓经世济民）一项，而前三者都以经济为依归。因为它抄及经史，阅者从这个选本里，不仅可以研习辞章，而且可以接触到历史的治乱兴衰、典章文物、学术思想以及经世济民之道之术。
毛泽东爱读《古文辞类纂》，但更喜欢《经史百家杂钞》，毛泽东将《经史百家杂钞》同姚鼐编的《古文辞类纂》作比较，以为《杂钞》比早出的《类纂》高明，是极有见地的。毛泽东所说：姚氏《类纂》偏重于文，曾氏《杂钞》则道与文章二者兼之。可说是简明扼要地指出了两部选本的差异和长短。他认为，《经史百家杂钞》“孕群籍而抱万有”，是研习国学的入门书。他在信中向朋友介绍了自己研读此书的方法：从选本中的一篇而及全书，自一史而及于他史，如此等等，也就可以获得比较完全的国学常识了。
更重要的是，毛泽东读《古文辞尖纂》和《经史百家杂钞》所作的评论，鲜明地体现了他的对“国学”要旨的认识：“国学者，统道与文也”，二者不可偏废。道借文传，文须载道，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内容与形式要统一。
建国后，《古文辞类纂》是毛泽东喜欢读的作品之一。从北京图书馆“借了还，还了借，他不知看了多少遍。”（忻中《毛主席读书生活纪实》，《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4期）在1959年10月23日外出前指名要带走的书中，也有这部书。在一本同治年间江苏书局重刊版《古文辞类纂》上面，毛泽东写了不少批语。
此外，毛泽东青年时代，不只是读了不少曾国藩的文章，兴趣和见解也受其影响。曾国藩推崇笔势雄健，气象峥嵘，议论纵横，意义层出的文风，最爱读韩愈的文章。在《日记》中常对韩文推崇备至。如说韩文“雄视千古”（王子正月），“阅韩文《送高闲上人》，所谓‘机应于心，不挫于物’，姚氏以为韩公自道作文之旨。余谓‘机应于心’，熟极之候也，《庄子·养生篇》之说也，‘不挫于物’，自嫌之候也，《孟子·养气章》之说也，‘不挫于物’者，体也，道也，木也。‘机应于心’者。用也，技也，末也。韩子之于文，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