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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韩愈文章还可以，但是缺乏思想性。那篇东西（指韩愈《谏佛骨表》一引者注）价值并不高，那些话大多是前人说过的，他只是从破除迷信来批评佛教而没有从生产力方面来分析佛教的坏处。《愿逆》也是如此。但是，韩愈的文章有点奇。唐朝人也说‘学奇于韩愈，学涩于樊宗师。’韩愈的古文对后世很有影响，写文学史不可轻视他。
——摘自刘大杰《一次不平常的会见》（见《毛泽东在上海》第143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
［解析］
《谏佛骨表》是一篇改变韩愈政治命运的文章。唐代，佛风大倡，到其中叶，迎送瞻仰佛骨舍利之风愈演愈烈。元和十四年（819）正月，唐宪宗降旨令宦官杜英奇率宫人一行到法门寺迎佛骨至宫内，他们百余人抬着置放佛骨的金珠宝刹浩浩荡荡进入长安开远门，数以万计的金幡、华盖、旅旗夹街迎候，绵延10余里。佛骨到宫内后，唐宪宗亲自供奉，几天不理朝政，京城内外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都为亲观佛骨而争相布施，穷者典家，富者倾囊，有的甚至戕体残身，以求佛的庇护。韩愈此时任刑部侍郎，随即上《谏佛骨表》，痛陈其弊。唐宪宗阅后，大为震怒，斥责韩愈呵祖骂佛，轻浮狂妄，要处以极刑，幸得群臣作保，才免死，被贬为潮州刺史。
毛泽东对这篇文章的评价似乎并不高。上面引述的那段话，是1965年6月20日毛泽东在上海同周谷城的谈话。之所以谈到韩愈的《谏佛骨表》，是因为刘大杰告诉毛泽东，他正在修改自己的《中国文学史》一书。从刘大杰的回忆来看，主要是该文从“破除迷信”的角度要求禁佛，用韩愈的话来说这种“诡异之观”是“伤风败俗”，其中虽有“弃其业次”之语，但只是偶然提及而已，没有谈到狂信佛教对发展生产力的消极影响。同时，从破除迷信的角度排佛，前人已多有论述。对此，毛泽东读《新唐书》卷一百二十四《姚崇传》的批语，或可作一例证。姚崇在其遗令中说，他死后不要作佛事，接着对信佛之风作了一大段批判，大意是当过和尚的梁武帝，入过道的北齐胡太后，赎过生的孝和皇帝，造寺超度的太平公主、武三思等等，都不仅没有长寿，而且结局大多不好。相反，远古、先秦时期，没有佛教，国运不错，而且还有不少长寿的人。究其因，乃“死者生之常”，与抄佛经，铸金像这样的事是不相干的。毛泽东随即批道：“韩愈佛骨表祖此。”韩愈写《谏佛骨表》，是在姚崇之后89年。
32。要有这种气概（读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等）
［原文］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唐人诗云：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再接再厉，视死如归，在同地球开战中要有此种气概。
——毛泽东1959年4月24日在一个报告上的批语
［解析］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洛阳人。22岁登进士第，又登鸿辞科。后做过淮南节度史杜佑幕府中掌书记、渭南县主簿和监察御史。永贞革新期间，任屯田员外郎，革新失败后，被贬为朗州司马，以后担任过一些州的刺史。57岁回长安，一度任主客郎中、集贤殿学士，后又贬为地方刺史。晚年任太子宾客，故人称刘宾客。著有《刘宾客文集》。
刘禹锡是中唐诗坛巨匠，白居易称他为“诗豪”、“国手”。他有忧国忧民的远大抱负，反对当时的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等政治弊端。唐顺宗时，与柳宗元等在王叔文领导下进行政治革新，采取了一些进步措施，革新失败后被贬为朗州司马。一生两次被贬，长期过着流放的生活，但他坚持革新的政治主张始终不悔。他同时又是一位有着朴素唯物论的思想家，写过《天论》等文章阐述自己的哲学思想。毛泽东读过刘禹锡不少诗，很多诗都圈画过五六遍。
在一本《唐诗别裁集》中，毛泽东在诗人刘禹锡这个名字上面、用红铅笔画着一个大的圈记；旁边，用黑铅笔画着一条粗重的着重线；在《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一诗中，用红、黑两种笔迹作了圈画批注。毛泽东用红铅笔在这首诗的标题前画着圈；在诗中“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两句诗旁，用红铅笔画着着重线。又用黑铅笔在这首诗的第一句前画着圈，每句诗后加了圈。《唐诗别裁集》的编者还写了这样一个注解：“沉舟二语，见人事不齐，造化亦无如之何。悟得此旨，终身无不平之心矣。”毛泽东注意到这个注解。在“造化亦无如之何”下画着着重线，批注：“此种解释是错误的”。为什么说这种解释是错误的呢？这首诗的写作背景是，刘禹锡在唐敬宗宝历二年（826），从和州刺史被证还京，和白居易在扬州相逢时所写，虽自比为“沉舟”、“病树”，但从全诗以及刘禹锡一贯的世界观和人生态度来看，作者在这两句中所表达的，总体上认为历史是要向前发展的，其中包含了刘禹锡本人积极进取的人生精神。编者把它理解为一种消极的、在命运面前无能为力的人生哲学，很难说不是脱离作者的唯物主义思想和政治上的硬骨头精神的一种误解。所以，毛泽东不同意这种解释。指出它是“错误的”。他1959年4月24日在一个报告上的批示中。引“沉舟”二句，也是注重它积极进取的大无畏“气概”。
从刘禹锡的经历来看，他长期处于政治逆境之中。他第一次被贬时，只有23岁，10年后被召回长安，写了一首著名的《玄都观桃花》：“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恰恰因为这首诗对新贵有讽刺，再度被贬。14年后又被召回，又写下了《再游玄都观》：“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他不顾政治上一再遭受的打击，仍用嘲讽的口吻写道：“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表现了政治上的硬骨头精神。毛泽东很喜爱这两首诗，曾经挥毫手书过。这两首诗，与“沉舟”、“病树”二句，精神是一致的，可互为印证。
毛泽东也很爱读刘禹锡的一些味史诗。在一本《注释唐诗三百首》刘禹锡的《蜀先主庙》一诗旁，毛泽东批注：“略好”。这首诗为：“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得相能开国，生儿不像贤。凄凉蜀故妓，来舞魏宫前。”诗人赞扬刘先主刘备，贬讥刘后主刘禅，全诗写得含蓄凝练，具有史论性质。《乌衣巷》一诗，毛泽东圈画过六次。这首诗为：“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诗人从感叹东晋豪门贵族王导、谢安的兴衰，借古讽今。诗的意味深长，发人思索。
1975年春天，毛泽东已经82岁高龄。当时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的芦获被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为他读书。初次见面，问过姓名之后，问她：“会背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这首诗吗？”接着自己铿锵有力地吟诵起来：“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获秋”。芦获的姓名恰好镶嵌在这首诗的最后一句里，因此毛泽东很快联想到这首他所熟悉的诗。西塞山在今湖北武昌附近。晋武帝时大举伐吴，王濬统领水军自蜀出击，占领武昌，修巨型战舰，破吴于水中所设铁锁等障碍，顺流而下，直取吴都建业，吴降。诗人刘禹锡通过缅怀历史，抒发他对国家兴亡的关注之情，指出割据分裂局面不能持久，统一是历史的必然趋势。毛泽东对这首诗先后圈画过六遍。在一本《注释唐诗三百首》的这首诗标题前，他画着一个大圈，标题后又连画三个小圈。在另一本《唐诗别裁集》的这首诗标题前，他用红铅笔画了一个大圈。编者在诗后注释：“时梦得与元微之、韦楚客、白乐天各赋金陵怀古，梦得诗成，乐天览之曰：‘四人探骊龙，子已获珠，余皆鳞爪矣’。遂罢唱。”“梦得”是刘禹锡的字。毛泽东对这段注解，逐句加了圈点断句。
长期流落在巴山蜀水一带的刘禹锡，一方面有机会广泛接触民间疾苦，使他的诗歌创作具有一定的思想性；另一方面从那些地方的民间歌谣中汲取了艺术的营养，因而使他的诗歌创作具有新的风格。他的《竹枝词》、《杨柳枝词》等都具有民歌清新爽朗的情调与响亮和谐的音韵节奏，表露的情感真挚、细腻、含蓄。毛泽东对这类诗都有圈画。
33。白诗高处，在有平等心情（读白居易《琵琶行》）
［原文］
沉吟放拨插弦中，整顿衣裳起敛容。自言本是京城女，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
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2难为听。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莫辞更坐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弦弦转急。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摘自白居易《琵琶行》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在天涯。作者与琵琶演奏者有平等心情。白诗高处在此，不在他处。其然岂其然乎？
——毛泽东读白居易《琵琶行》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1页）
［解析］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年居香山，自号香山居士。祖籍太原，后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少有诗名，29岁中进士，36岁授翰林学士，先后任校书郎、周至县尉、府试官、江州司马、忠州刺史、中书舍人、秘书监、刑部侍郎、河南尹、太子少傅等。在宦海辗转升沉，晚年退居香山，过了18年的隐居生活。生前曾将诗文进行过几次编集，名《白氏文集》，共75卷，收诗文3800多篇。后有散快，现存最早的《白氏文集》，是南宋刻本。与元稹等倡导新乐府运动，多讽喻。代表作有《卖炭翁》、《新丰折臂翁》、《长恨歌》、《琵琶行》等。
毛泽东在一本《注释唐诗三百首》中白居易的《琵琶行》这首诗的天头上，写了上面所引的那段批语。他还在这首诗的标题上连画三个大圈，在诗中“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句旁，一路密圈。白居易是唐朝新乐府诗歌运动的倡导者和突出代表。他生活在唐朝的中后期，出身于小官僚家庭，早年生活穷困，在战乱中度过长期的流浪生活，目睹了人民中的种种苦难，体验到政治上的黑暗和弊端，因此有比较进步的文艺理论，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即文学要反映现实；主张诗、文应“救济人病，稗补时阙”（《与元九书》），“张直气，扶壮心”（《和答诗十首序》），即文学要有战斗性。他做谏官时，因触犯了皇帝，被贬为江州司马。《琵琶行》就是他政治上遭受迫害、“谪居卧病浔阳城”时所作。诗中借一个沦落天涯弹琵琶女子的一生遭遇，抒发自己政治上的坎坷身世，及与之共鸣的思想感情。深刻的同情和理解，使白居易的这首诗散发着异样的光彩，“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是饱浸着诗人血和泪的传世诗句。这首诗在写琵琶演奏的音乐效果上也是非常成功的。毛泽东说白居易与弹琵琶女子“有平等的心情”，并称赞这是“白诗高处”，可谓一语点破这首诗的精髓！诗人白居易是弹琵琶女子的知音，毛泽东是诗人白居易的知音！此外，毛泽东还用八页红线竖格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稿纸，书写了《琵琶行》，从个别相异的字词来看，他是把全诗背下来以后书写的。
毛泽东在读清代吴景旭的《历代诗话》时，也很注意古人对《琵琶行》中的一些字词和地名的疏解。如《琵琶行》中的“枫叶获花秋瑟瑟”一句，有人解释“瑟瑟”是形容秋天的萧瑟。《历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