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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主张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分别建立一块一块的红色根据地，逐步连成一大块，形成对城市的包围之势。这样，他在井冈山时期读《水浒》这样的作品，也不能说是读着玩儿的了。
后来，他还专门从这个角度谈到过这部小说的重要特点，这就是我们在前面引述的毛泽东的第一段话：“群雄割据，占据了好多山头最后汇集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军。这支队伍，来自各个山头，但是统帅得好。”革命高潮到来之前，总有一个分散的准备过程，革命力量的壮大，总是从一地一股的星星之火燎原起来的。从革命整体力量的领导者的角度来看，就必须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最后克服山头主义。《水浒》似乎提供了一个好的范例。
51。干革命要学拼命三郎（读施耐庵《水浒传》）
［原文］
杨雄被张保并两个军汉逼住了，施展不得，只得忍气，解拆不开。
正闹中间，只见一条大汉挑着一担柴来，看见众人逼住杨雄动掸不得。那大汉看了，路见不平，便放下柴担，分开众人，前来劝道：“你们因甚打这节级？”那张保睁起眼来喝道：“你这打脊饿不死冻不杀的乞丐，敢来多管！”那大汉大怒，急躁起来，将张保劈头只一提，一跤攧翻在地。
三人饮过数杯。戴宗问道：“壮士高姓大名？贵乡何处？”那汉答道：“小人姓石名秀，祖贯是金陵建康府人氏。自小学得些枪棒在身，一生执意，路见不平，但要去相助，人都唤小弟作拼命三郎。”
——摘自施耐庵《水浒传》第44回“锦豹子小径逢戴宗，病关索长街遇石秀”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什么叫拼命？《水浒传》上有那么一位，叫拼命三郎石秀，就是那个“拼命”。我们从前干革命，就是有一种拼命精神。
——摘自毛泽东1957年3月《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笑801页）
［解析］
《水浒传》写了不少胆大敢为的英雄好汉，石秀就是其中的一个。石秀在书中的出场，是第44回，即我们上面引的那段。其绰号为“拼命三郎”，其实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豪杰义气，这在他出场时帮助杨雄的行为中即可知道；一是拼着性命做事的勇敢果断，这一点，在第62回“劫法场石秀跳搂”中描写得更为淋漓尽致。石秀只身进入北京，打探卢俊义被捕后的情况，不料正遇梁中书下令当天在十字路口斩杀卢俊义，书中接着写道：“石秀在楼窗外看时，十字路口，周回围注法场，十数对刀棒刽子，前排后拥，把卢俊义押到楼前跪下。人丛里一声叫道：‘午时三刻到了！”说话就要开刀问斩。这时石秀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要救卢俊义的性命，“就那一声和里，掣着腰刀在手，应声大叫：‘梁山泊好汉全伙在此！，从楼上跳将下来，手举铜刀，杀人似砍瓜切菜。走不迭的，杀翻十数个。一只手拖住卢俊义，投南便走。”杀死七八十人。石秀终国寡不敌众，复同卢俊义一起被捕。
毛泽东的《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是1957年3月在济南和南京讲话的一部分内容。两次讲话都紧扣一个主题，革命胜利后，党员干部仍要保持过去战争时代的优良作风。毛泽东列举了一些革命热情和革命意志消退的现象，如争名夺利，讲吃讲穿等等。于是引了石秀的例子，意在用石秀把个人性命置之度外的献身精神（“革命精神”），来对照现实中革命意志消退的人，让人警策。
52。武松打虎和人民民主专政（读施耐庵《水浒传》）
＇原文＇
那个大虫又饥又渴，把两只爪在地下略按一按，和身望上一扑，从半空里撺将下来。武松被那一惊，酒都做冷汗出了。说时迟，那时快。武松见大虫扑来，只一闪，闪在大虫背后。原来那大虫拿人，只是一扑，一掀，一剪，三般提不着时，气性先自没了一半。那大虫又剪不着，再吼了一声，一兜兜将回来。武松见那大虫复翻身回来，双手抡起梢棒，尽平身气力，只一棒，从半空劈将下来。那大虫咆哮，性发起来，翻身又只一扑，扑将来。武松又只一跳，却退了十步远。那大虫却好把两只前爪搭在武松面前。武松将半截棒丢在一边，两只手就势把大虫顶花皮肐地揪住，一按按将下来。那只大虫急要挣扎，早没了气力。被武松尽气力纳定，哪里肯放半点儿松宽。武松把只脚望大虫面门上、眼睛里只顾乱踢。那大虫咆哮起来，把身底下扒起两堆黄泥，做了一个土坑。武松把那大虫嘴直按下黄泥坑里去。那大虫吃武松奈何得没了些气力。武松把左手紧紧地揪住顶花皮，偷出右手来，提起铁锤般大小拳头，尽平生之力，只顾打。打得五七十拳，那大虫眼里、口里、鼻子里、耳朵里都迸出鲜血来。那武松尽平昔神威，仗胸中武艺，半歇儿把大虫打做一堆，却似躺着一个锦布袋。
——摘自施耐庵《水浒传》第二十三回“横海郡柴进留宾，景阳冈武松打虎”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招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摘自毛泽东1949年《论人民民主专政》（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3页）
［解析］
武松打虎是人们十分熟悉的《水浒传》里的精彩段落。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借这个故事来回答一些人材人民民主专政提出的“你们太刺激了”的问题。在毛泽东看来，“专政”手段确实是“刺激”的，但它是用来“对付国内外反动派即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们，不是讲对付任何别的人。对于这些人，并不发生刺激与否的问题”。接着，便写了我们上面引用的那段话。本来，在人们对武松打虎的一般体会中，主要是赞叹武松不畏强敌的勇气和胆量。毛泽东的引用，则更多地发挥这个故事的另一个方面的意义，即人民民主专政之与敌对阶级，就像武松与老虎的关系一样，是你死我活的，在这样的冲突关系中，老虎要吃人，这是它的本性决定的，这种本性不会因为武松的退让、怯懦或仁慈，而有所改变，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因此，武松凭力打死老虎，就像人民政权对敌对阶级实行不留情的专政一样，是无所谓是不是在“刺激”对方的。
53。梁山好汉的政策（读施耐庵《水浒传》）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城市工作要捉到与根据地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到城市去做秘密工作，不要像《水浒传》里的好汉，行不改名，坐不更姓，而是要改名换姓。梁山泊也做城市工作，神行太保戴宗就是做城市工作的。祝家庄没有秘密工作就打不开
——摘自毛泽东1945年4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见《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第138页）
［解析］
毛泽东从《水浒传》里获得的启发，是多方面的。
作为一个军事家，毛泽东是名副其实的秀才造反，自学成才，他没有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确实是在战争中学会战争的。上井冈山前后，他打过胜仗，也打过败仗。他早年读过的一些书，不论是经典古籍，还是传奇小说，如《左传》、《曾胡治兵语录》、《三国演义》、《水浒》等等，都曾经给他的战争生涯以最初的启发。例如他的军事名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在论述“战略退却”的时候，就引用了林冲打败洪教头的故事：“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水浒传》第九回“柴进门招天下客，林冲棒打洪教头”，就是讲的这个故事。
在江西，毛泽东针对红军的指挥员中有《水浒传》里李逵式的人物．进行教育说：“那些李适式的官长，看见弟兄们犯事。就懵懵懂懂地乱处置一顿。结果，犯事人不服，闹出许多纠纷。领导者的威信也丧失干净，这不是红军里常见的吗？”（《反对本本主义》）后来，1959年2月2日在郑州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讲话中，毛泽东又谈到李逵的缺点，说他不注意政策，在打破扈家庄时，杀了扈三娘家里不少人。
1938年在一次关于保卫工作的讲话中，毛泽东说，《水浒传》梁山上有军队有政府，也有保卫侦察这些特务工作。108位高级将领中就有做特务工作的，梁山的对面，朱贵开了一个酒店，专门打听消息，然后报告上面。如果有大土豪路过，就派李逵去拿了回来。
毛泽东在1955年10月的七届六中全会上，作结论时，讲到对待犯错误的人，“要准许他继续革命”，不要心地偏狭，不能客人，搞孤家寡人，他说：“也不要当《水浒传》上的白衣秀士王伦，他也是不准人家革命。凡是不准人家革命，那是很危险的。白衣秀士王伦不准人家革命，结果把自己的命革掉了。”
从上面的引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毛对《水浒传》中的人物形象与故事情节，真可以说烂熟于胸，信手拈来即成妙喻了。由此也可看到，他读书不为书本所拘系，相反，倒是把书中的故事、词语都巧妙地为他所用。不过，《水浒传》对毛泽东，从少年时起最重要的影响，主要还是在思想方面。他的引用与评论，总是与他要谈论的问题直接相关的，诸如军事战略（林冲）、侦察保卫（朱责）、城市工作（戴宗），以及敢于斗争（武松）、拼命精神（石秀）等等，反面的教训则是要团结干部（王伦）、讲究政策（李逵）等等，这就使他对《水浒传》中的英雄人物的个性和梁山义军的组织、政策的评论，常常是富于个性的。
54。解决矛盾的方法论事例（读施耐庵《水浒传》）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人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
——摘自毛泽东1937年8月《矛盾论》（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13页）
［解析］
《水浒传》第47回到50回，围绕梁山义军同祝家庄豪强势力间的矛盾斗争，展开了绘声绘色的叙述。“三打祝家庄”成为这部小说最著名的故事情节之一。毛泽东很喜欢这段故事，多次评论和发挥它的含义。几次评论，都着重谈到它在解决矛盾问题上的方法论意义。
1937年在《矛盾论》里的评论，主要是立足于哲学角度，以说明要解决矛盾，首先要“从调查情形入手”，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前两次打祝家庄失败，就是因为“情况不明，方法不对”。
1942年10月，延安平剧院成立不久，毛泽东又指示，让该院根据1937年他在《矛盾论》中对《水浒传》中三打祝家庄故事的分析，创作剧本。1944年7月初，正式成立了《三打祝家庄》剧本小组，并从毛泽东那里借来了120回本的《水浒传》，构思中又得到齐燕铭的帮助。毛泽东在听取创作汇报时，再次指示：该剧要写好这样三条：第一，要写好梁山主力军，第二，要写好梁山地下军，第三，要写好祝家庄的群众力量。1945年2月22日，该剧在延安公演，毛泽东写信祝贺：“我看了你们的戏，觉得很好，很有教育意义。”很明显，毛泽东在这里说的“教育意义”，已不单是在方法论方面，重点在各种力量在解决同一矛盾时的相互配合。编导者之一李伦在1945年10月2日《解放日报》发表文章便谈到其创作构思：“我们认为这样两个观点是首先要确定的：第一，梁山与祝家庄的斗争应该是一个阶级斗争，在这个斗争里面应该表现出群众的力量；而《水浒传》却强调了梁山的‘好汉集团’的性质，在具体斗争中也忽视了广大群众，只强调了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