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出群众的力量；而《水浒传》却强调了梁山的‘好汉集团’的性质，在具体斗争中也忽视了广大群众，只强调了英雄好汉个人的作用。第二，《三打祝家庄》这一段是以农民战争的史实来表现一个运用政策的范例，在这里面应该写出运用政策的主动性及其重大的效果，应该写出一些可做范例的地方供人思考。而《水浒传》上却把政策写成是太偶然的，有时又写成是毫不自觉的。”根据这两点，编导者仔细研究了原有的素材和类似的农民战争的实例，写出了提纲和草稿。在这个基础上，经过多次的座谈和讨论，进一步弄清了这样几个问题：梁山的政策是从实际的战斗经验和对于敌情的调查研究后产生的，还是由宋江、吴用等主观想象所产生的；梁山运用政策是完全根据自己的主观愿望去驱使敌人，还是顺应敌人的发展规律来进行自己的工作；里应外合的胜利，主要是依靠粱山的人马，还是主要依靠庄内起义的农民等等。对此，时任中央城市工作部负责人彭真谈的观后感或许是有代表性的：《三打祝家庄》的演出证明平剧可以很好地为新民主主义、为人民服务，特别是第3幕对于抗日斗争中收复敌占区城市的斗争，是有作用的。对《水浒传》里三打祝家庄故事的意义的这种引申，显然与当时面临的主要斗争任务有关。
1942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再次讲到三打祝家庄的故事。他借用三打祝家庄的故事，是强调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强调合法的斗争和秘密的斗争必须结合起来，因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孙新、孙立等假装投降祝家庄，里应外合，最后破了这个庄子，恰恰说明了这一点。
毛泽东1959年2月的一次讲话中又一次讲到三打祝家庄的故事，背景是纠正1958年“大跃进”的弊端。他借三打祝家庄的故事，来提醒全党要善于发现矛盾，认识矛盾，解决矛盾，处理好现实中存在的问题。
55。拦路打劫有义与不义之分（读施耐庵《水游传》）
［原文］
那七个贩枣子的客人，立在松树旁边，指着这一十五人说道：“倒也，倒也！”只见这十五个人，头重脚轻，一个个面面厮觑，都软倒了。那七个客人从松树林里推出这七辆江州车儿，把车子上枣子都丢在地上，将这十一担金珠宝贝，却装在车子内，叫声：“聒噪！”一直望黄泥冈下推了去。杨志口里只是叫苦，软了身体，扎挣不起。十五人眼睁睁地看着那七个人都把这金宝装了去，只是起不来，挣不动，说不的。
我且问你：这七人端的是谁？不是别人，原来正是晁盖、吴用、公孙胜、刘唐、三阮这七个。
——摘自施耐庵《水浒传》第十六回“杨志押送金银担，吴用智取生辰纲”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宋江立忠义堂，劫富济贫，理直气壮，可以拿起就走。宋江（晁盖）劫的是“生辰纲”，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刮自农民归农民。我们长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都归公。那也取之无碍，因为是不义之财。现在刮“共产风”，取走生产大队、小队之财，肥猪、大白菜，拿起就走，这样是错误的。主要是干部，不懂得这个财是义财，分不清界限。
——摘自毛泽东1959年7月23日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131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解析］
《水浒传》写到英雄“排座次”以后，曾有一段“单道梁山泊好处”，概括了他们的行为模式。“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至于“论秤分金银，换套穿衣服”，义军所到之处，“开仓，将粮米赈济满城百姓”，“所得之物，解送山寨，纳库公用，其余些小就便分了”这样的描写，在小说中更是随处可见。这些，无疑真实地融铸了农民阶级在自己的革命中产生的最高要求和理想。这就是平等，政治、经济乃至人格身份上的平等。这是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所可能具有的最革命的思想。我们在考虑封建社会的农民革命的时候，常常会遇到这种思想，虽然它从没有真正实现过，但又的确曾鼓舞过一代又一代的农民起义。其平等的社会理想反映在经济愿望和行为模式上，便是反反复复的“均贫富”、“劫富济贫”。《水浒传》上的这类描写很多，最典型的，便是第15、16回描写的晁盖、吴用等的“七星小聚义，智取生辰纲”了。
这段故事说的是大名府的梁中书每年都要搜刮大笔钱财，送往京都给太师蔡京贺寿，叫“生辰纲”。这年，他又搜刮了十万贯金珠宝贝，派武艺高强的杨志押送。公孙胜、刘唐探得消息后，报与晁盖，经吴用设计，在黄泥冈劫取了生辰纲。此前，公孙胜便对晁盖说过，“北京生辰纲是不义之财，取之何碍”的话。
毛泽东读《水浒传》有多方面评论，而在1959年则多次谈到小说中的拦路打劫、杀富济贫问题，这与当时的政策背景有关。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大部分地区刮“共产风”，在经济生活中，搞“一平二调”。为搞重点项目，无偿调拨基层的人力、物力、财力；在农村经济核算上，盲目由公社一级统一核算，抹平了不同生产队的收入差异；更明显的是搞公共食堂，名副其实的吃“大锅饭”，等等，这些措施，严重侵犯了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损害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从1958年底开始，毛泽东就觉察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刮“共产风”的弊端，并着手纠正。他纠正的思路，除了让干部们读好有关政治经济学的书，搞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按劳分配等问题外，便是借《水浒传》里“智取生辰纲”等拦路打劫的故事，来说明应该纠正“共产风”的道理。
前面引述的是毛泽东1959牟7月23日在庐山会议上的一次讲话。在此之前，3月5日在郑州，毛泽东就讲过取生辰纲的故事，也是从人民公社如何处理同生产队社员的关系问题说起的。
在毛泽东看来，时代不同，对象不同，“财”的来源不同，因而“拿起就走”的“打劫”、“剪拂”，就有“义”与“不义”
的区分。在封建社会，“对付超经济剥削”得来的不义之财，如梁中书为蔡大师祝寿的财礼，拦路打劫，取之元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把红军时期“打土豪，分田地”，也称为这个意义上的行动。在新社会，情况根本不同，对人民劳动得来的财物，绝不能学梁山好汉那样“拿起就走”。应该说，这个比喻是生动的，这个观点在50年代末期平均主义原则支配经济生活的情况下，是难能可贵的。
56。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读施耐庵《水浒传》）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困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门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毛泽东1975年8月14日关于《水浒》的谈话
［解析］
这段评论表明，毛泽东晚年对《水浒传》的评价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与他发动“文化大革命”，防止党变修国变色，提倡“继续革命”的特殊心理背景，有着某些联系。这样，他让人们注意《水浒传》后半部关于宋江投降的描写，是符合他的心理背景的。
其实，关于宋江形象的评价，即他是英雄还是叛徒的问题，在“文革”前17年古典文学界中始终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从1952年到1960年，曾有人三次在报刊上提出宋江是农民革命的叛徒，接受招安是背叛革命，从而引起讨论。但最后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认为他属于起义英雄，受招安反映了农民起义的历史局限、阶级局限以及为国效力的民族意识。到1964年以后，这方面的文章大多对宋江形象持否定态度，评其为阶级异己分子。《文史哲》1965年第3期上的《对宋江形象分析一点质疑》最有代表性。该文认为：一、宋江是地主阶级出身的刀笔小吏；二、宋江是一个念念不忘招安的投降主义者；三、宋江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不少文章还受到史学界关于太平大国将领李秀成问题讨论的影响，将评价李秀成的基调移用于宋江身上，在评论中突出了阶级分析和立场问题，认为宋江比李秀成更为可恶。
1965年7月，《光明日报》总编室将上述情况以《古典文学界对及宋江形象讨论的若干情况》为题，编入“情况简编”。毛泽东阅读了这份综述材料，并在题目前连画了四个圈，表明他对这些评论是相当重视的，也表明上面所引的他在1975年8月14日关于《水浒传》的评价，同60年代以来古典文学界的讨论，也有一定的联系。
毛泽东的这段评价，也非即兴之论，而是他晚年读《水浒传》所得感受的集中表述。1973年12月21日接见部队领导的谈话中，他劝人们读古典小说，提出：“《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据毛泽东晚年一直在其身边工作的一位同志回忆，1974年她在武汉读《水浒传》时，毛泽东也曾对她说过宋江是投降派，搞修正主义。（《中国青年报》1988年9月24日《毛泽东评真相》）几次谈话，意思都是一样的。
梁山的胜利是短暂的。在朝廷不用武装的“思想镇压”（招安封官）下，宋江投降了，所向披靡的义军投降了，这种悲剧性选择的必然性是什么？这是毛泽东思考的重心所在。他的结论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造反目标低下——“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是历代农民起义的一个根本的普遍的局限。梁山泊义军竖起一面杏黄旗，上书“替天行道”四个大字。这无疑是一个改良主义性质的政治口号。“天”的含义较复杂。一是“天神”，起义是“上天显应”，晁盖七人取生辰纲也假托一梦，说成是“应天垂象”，宋江遇九天玄女，得三卷天书，是领了玄女娘娘的法旨来替天行道的。二是“天理”，即正义与公理，义军是循天理来除暴安良，斩杀贪官污吏的。三是“天子”，即皇帝。宋江受招安带领义军进城时，队伍里便竖着“顺天”、“护国”两面红旗，他们理直气壮地去打方腊，就是因为方腊不能替这个“天”行道。头一个“天”无实在意义，只不过是义军领袖对自身行为寻求的唬人借口。第二个“天”，是他们造反的真实出发点，也是他们的目的。第三个“天”，是他们接受招安，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一个根本原因。
第二，由义军领袖宋江的阶级本性决定——“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梁山义军整体上虽然是一支农民武装，但在一百零八位头领中，真正种田的也只有那个不太知名的以锄头为武器的陶宗旺，确实因受土豪劣绅迫害而上山的人也只有打猎谋生的解珍、解宝兄弟。一大批本属统治阶级中的人物迫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相继投入起义队伍，虽然壮大了义军势力，但却奠定了义军领袖的阶级思想基础，为其归宿埋下了伏笔。其中宋江上梁山的过程和上梁山后所推行的路线最具代表性。他根本上不是站在地主阶级的对立面来反抗斗争的，而是替放弃了统治责任、忠奸不分、失察民情的宋朝皇帝来行使维护“正道”的职能。用燕青在李师师处向宋徽宗替宋江表白的话来说，“宋江这伙，单杀赃官污吏谗佞之人”，“与国家出力”。赃官污吏谗佞之人，无疑就是地主阶级中的高俅、蔡京、梁中书等那一派而已。说到底，宋江把自己同权臣腐朽的冲突看成是“忠”与“奸”的冲突，他不把自己排除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