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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用阶级斗争观点来读《红楼梦》，得出的又一个看法是借爱情写政治。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同部队领导同志的谈话中说到：曹雪芹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真事就是政治斗争，不能讲，于是用吊膀子（爱情）掩盖它。这同他说《红楼梦》写了四大家族的兴衰，写了剧烈的阶级斗争，反映了封建制度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无可挽回的命运，是不能分开来理解的。对作品反映的政治内容的理解，也不宜太过拘泥。从小说的情节内容来看，宝黛爱情的产生及其悲剧，始终伴随着四大家族内外的政治氛围。诸如林家的败落，江南甄府的抄家，后来贾府的抄家，《好了歌注》所揭示的“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情景，以及四大家族上通朝廷，下结官府，相互之间荣损与共等等，这一切都自然地融进了贾府的日常琐事包括宝黛爱情悲剧的故事演进之中，从而使读者不觉这些事件的孤立突出。总之，《红楼梦》的内容是深广的，包含着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内容。但如果由此认为它不是爱情小说，而是政治小说，则无疑是偏颇之论，或说写爱情就是“为了”掩盖政治，也不符合作品的实际情况。在作者的形象构思和艺术描绘中，爱情与政治之间，也不是等量的，更不是掩盖与被掩盖的关系，而是在爱情的描绘中十分自然地渗透了相应的政治内容。
《红楼梦》问世以来，关于这部小说的研究，已经构成一门专门的学问——红学。从最早的评点派，到后来的索隐派，以至胡适、俞平伯考证派的新红学。尤其胡适，用了比较科学的考证方法，考证了作者与版本，尊重事实与证据，彻底批判了附会清初史事的索隐派百年来的影响。后来俞平伯又批判了胡适坚持自叙传，将作者身世与作品内容相混同，同样重复了索隐派穿凿附会的老路。此外，红学家还有“宝黛爱情主线说”，“色空观念主题说”，以及“封建社会百科全书说”等等。毛泽东提出将它当作一部清代社会史来读——要把“红楼梦当作一部历史来看”。说它写了阶级斗争，确然是别成一说。毛泽东是政治家，他对《红楼梦》的分析，是以这部小说来印证阶级斗争的理论的。
在1964年8月18日于北戴河的谈话中，毛泽东说到新旧“红学”，对“红学”的发展勾画了一个轮廓。这说明他不仅读《红楼梦》这部小说，也注意读有关《红楼梦》研究的一些论著。
例如，1962年4月14日和4月21日，《光明日报》《东风》副刊刊登吴世昌的《脂砚斋是谁？》和《曹雪芹生卒年》。那时，吴世昌尚在伦敦牛津大学教书，他用英文写了一篇长文章叫《我是怎样写（红楼梦探原）的？》，《东风》副刊选用的是其中两节，并在文后加以注明。毛泽东仔细阅读了这两篇节文，连文后的这个小注也看了，说：既然《光明日报》刊用此中两节，一定有其全文，请为他找份全文阅读。吴世昌的这个全文刊载在报社编印的内部材料上，有关人员当即给毛泽东补送一份。蔡元培在“红学史”上可以说是“旧红学”的最后一名代表。蔡元培属于“索隐派”。“索隐派”用小说中的人物去附会历史上实有的人物。说“金陵十二钗”写的是明末清初江南的十二个名士。毛泽东认为“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毛泽东说：“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这是对以胡适、俞平伯为代表的“新红学”的历史作用的积极评价。“新红学”的研究工作主要在三方面：《红楼梦》作者的考证；《红楼梦》版本的考证；对《红搂梦》思想和艺术的评论。毛泽东在北戴河谈话中还说到王昆仑，他曾写过《红楼梦人物论》。还说到河其芳，他曾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新版《红楼梦》写了一篇长序，看来，对他们的论著，毛泽东都读过，并引起一定兴趣。
82。诗话中的关注（读吴景旭《历代诗话》、王士旗《分甘余话》、袁枚《随园诗话》等）
［原文］
余以（杜）牧之数诗，俱用翻案法，跌入一层，正意益醒。谢叠山所谓“死中求活”也。《渔隐丛话》云：“牧之题咏，好异于人。如《赤壁》、《四皓》，皆反说其事。至《题乌江》，则好异而叛于理。项氏以八千渡江无一还者，谁肯复附之，其不能卷土重来决矣！”呜呼，此岂深于诗者哉？
——摘自吴景旭《历代诗话》话五十二庚集七
余门人朱书，字绿，宿松人。攻苦力学，独为古文。癸未登第，改翰林庶吉士，未授职卒。尝为余作《御书堂记》二篇，录之以存。其人，今文士中不易得也。
——摘自王士禛《分甘余话》卷四第一页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或谈话］
此说亦迂
——毛泽东读吴景旭《历代诗话》话五十二庚集七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39页）
动辄余门人，好为人师，何其丑也。
——毛泽东读王士禛《分甘余话》卷四第一页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43页）
［解析］
诗话是从北宋兴起的一种诗词评论形式。它采取随笔漫谈的手法，内容涉及的面很宽，用《西江诗话》作者裘君弘在该书自序中的话来说，“其中有诗品焉，有诗志焉，有诗释焉，有补正焉，有订谬焉，有类及焉，有源流焉，有异同焉，有辩证焉。”诗话不是严谨系统的阐述，而是用轻松活泼的笔触，寓大于小，寓庄于谐，娓娓道来，富于趣味性。毛泽东故居藏书中有多种诗话，留有毛泽东圈画笔迹较多的有：《历代诗话》、《全唐诗话》、《西江诗话》、《升庵诗话》、《香祖笔记》、《分甘余话》和《随园诗话》等几种。
早年读书，毛泽东便也曾涉及过诗话著作。1913年10月至12月《讲堂录》里便记有这方面的笔记。如：“绝诗者，律诗之半也。或截首而留尾，或截尾而留首，或截首尾而留中联，或截中联而留首尾，故绝本子律也。维是识见必高，气脉必贯，乃能无缝焉。”绝本于律的观点，便见于诗话著作。明人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引杨载《诗法源流》云：“绝句者，截句也。后两句对者是截律诗前四句，前两句对者是截后四句，皆对者是截中四句，皆不对者截前后各两句。故唐人称绝句为律诗，观李汉编《昌黎集》，凡绝句皆收入律诗内是也。”对此说有不同意见。如王夫之在《夕堂永日绪论内编》（四三）说：“五言绝句自五言古诗来，七言绝句自歌行来，此二体本在律诗之前；律诗从此出，演令充畅耳。有云绝句者，截取律诗一半，或绝前四句，或绝后四句，或绝首尾各二句，或绝中两联。审尔，制头刖足，为刑人而已。不知谁作此说，戕人生理！”王士旗在《带经堂诗话》卷二十九中有与王夫之类似的看法。
前面引述的毛泽东的两个批语，第一个是不同意《历代诗话》辑录的对杜牧《题乌江》（《乌江亭》）的一种说法。这种说法认为，杜牧《题乌江》“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两句说得不对，因为项羽在家乡招募了八千人马，都战死了，他如果再回去招募，谁还肯跟他重新来打天下呢？毛泽东则认为，这种理解太迂腐了。
第二个批语，则是对《分甘余话》的作者王士禛的大不满了。因为王士禛记述朱书的情况，一起笔就说来书是“余门人”，即“我门下的徒弟”之类。毛泽东认为，这种“好为人师”的想法，“何其丑也”。
毛泽东读古代诗话著作，批语不多，多的是圈画勾点。
他图画最多的，是袁枚的《随园诗话》。
《随园诗话》是清代诗人、诗歌评论家袁枚（1716—1797）的主要理论著作。袁枚，字子才，号简斋、随园老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乾隆年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后任溧水、江浦、沭阳、江宁等地知县。40岁辞官，居于江宁，筑园林于小仓山，名之随园，世称随园先生。性格豁达，喜好山水，广交四方文士。其诗与赵翼、蒋士铨并称“乾隆三大家”。论诗主张抒写性情，继明公安派之后揭粱“性灵说”，认为诗中必须有诗人不失赤子之心的“真我”，一失“真我”，便无性灵可言。因而反对儒家传统诗论，认为艳诗可作。其诗论为清代诗坛带来一股清新之气，对扫除拟古之风有积极作用。《随园诗话》凡16卷，补遗10卷，对历代诗人诗作及作者当时诗坛掌故多有评述，集中阐迷了袁枚“性灵说”的理论主张，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性灵说”是袁枚诗论的核心。袁枚说的“性灵”，即是“性情”、“情”。
在毛泽东故居藏书的诗话著作中，《随园诗话》是留下圈画最多的一部。
一部清版的《随园诗话》共有16册，每册的封面上都画着毛泽东读过的圈记。另有两部70年代出版的大字本《随园诗话》，放在他的卧室里，一部1至5册的封面上画着读过的圈记；另一部1至3册的封面上画着读过的圈记。翻开这些书，许多地方都有他读后的圈点勾划。郭沫若同志的《读随园诗话札记》印成大字本后，一共四册，毛泽东分别用红、黑两种铅笔，在每一册的封面上都画着两个读过的大圈。这说明毛泽东直到晚年，对《随国诗话》这部书都是很关注，经常翻阅的。
有关诗的议论和创作体会是毛泽东所关注的。这方面，毛泽东在《随园诗话》上的圈画比较多。袁枚在书中很多谈论诗创作体会的内容，毛泽东都加了图画。如一则：“余每作咏古、咏物诗，必将此题的书籍，无所不搜；及诗之成也，仍不用一典。常言：人有典而不用，犹之有权势而不逞也。”（《随园诗话》卷一）另一则：“凡作诗，写景易，言情难。何也？景从外
来，目之所触，留心便得；情从心出，非有一种芬芳悱恻之怀，便不能哀感顽艳。然亦各人性之所近：杜甫长于言情，太白不能也。永叔长于言情，子瞻不能也。王介甫、曾子固偶作小歌词，读者笑倒，亦天性少情之故。”（《随园诗话》卷六）还有一则：“诗人爱管闲事，越没要紧则愈佳；所谓‘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也。陈方伯德荣七夕诗云：‘笑问牛郎与织女，是谁先过鹊桥来？’杨铁崖柳花诗云：‘飞入画楼花几点，不知杨柳在谁家？’”（《随园诗话》卷八）这些，是毛泽东圈画中的几例。袁枚评论一些怀古诗说：“怀古诗，乃一时兴会所触，不比山经地志，以详核为佳。古人怀古，只指一事而言，如少陵之咏怀古迹：一首武侯，一首昭君，两不相羼也。刘梦得金陵怀古，只咏王濬楼船一事，而后四句，全是空描。当时白太傅谓其‘已探骊珠，所余鳞甲无用’。真知言哉！不然金陵典故，岂王濬一事？而刘公胸中，岂止晓此一典耶？”（《随园诗话》卷六）毛泽东加了圈画。袁枚对编选诗集发表议论说：“选家选近人之诗，有七病焉”：“管窥蠡测，一病也”；“以己履为式，而削他人之足以就之，二病也”；“附会大家门面，而不能判别真伪，采撷精华，三病也”；“学究条规，令人欲呕，四病也”；“勉强搜寻，从宽滥录，五病也”；“妄为改篡，遂至点金成铁，六病也”；“徇一己之交情，听他人之求情，七病也”。（《随园诗话》卷十四）毛泽东读后都加了圈点。
毛泽东还以极大兴趣阅读诗话中搜集的那些诙谐、幽默、讽喻深刻的诗词，流传于民间的有关诗词的俚俗趣闻。《随园诗话》一卷中有一则说，江南总督尹文端好诗，年三十，人呼之为小尹。海宁诗人杨守和，年七十。尹对杨“奖慰甚厚”。杨曾自己嗟叹：“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尹应道：“不然，君独不见‘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乎。”毛泽东对此加了圈画。《随园诗话》十二卷中有一则说：吴江布衣徐灵胎，有戒赌、戒酒、劝世道情诗，“语虽俚，恰有意义”，他写的一首刺时文诗：“读书人，最不齐，烂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作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