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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全书》载，他曾对被捕的耶稣说：“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在十字架么？”后以僭称“犹太人的王”的罪名，将耶稣钉死于十字架上。泡尔生借此典故说明，人们今天为善为恶，总在要在历史长河中或流苦千古，或遗臭万年。即使你今天是理直气壮借做善事为名而为害善人，像披拉图斯那样，终究会让历史证明你不是善人而是恶人。
毛泽东不同意这样的论述。他在批语中强调，后人如何评说你是善还是恶，不能成为今天的道德行为选择的准则，而应该以今天的所做所为是善还是恶为准则。所以，当泡尔生在另一处谈到：“仁人义士之生涯，虽极至艰难辛楚，无地自容，而功德既立，千载不朽。其同时庸恶之流，虽穷极豪侈，而没世则名不彰焉。此历史之所以垂训者也。观那稣之事，其理最明。盖历史之迹，足以动吾人高尚之心坚定之志者，诚未有如耶稣被磔之甚者焉。”毛泽东批注说：“此却有一疑问：吾人要此历史之名做甚，彼恶人得受恶名又有何不好？”
毛泽东强调行善除恶不必顾及历史评说，是因为他把道德行为视为只与自己相关，与自己现在的生活相关的事来看待的。他在另一处批语中明确说：“吾人所以欲除去害恶，以其为具足生活之敌也。故吾人为遂行具足生活而除去害恶也。”也就是说，人们行善除恶，绝不是为了做善事而去做善事，为了除恶事而去除恶事，不是为了某种善名或恶名，因此，后人怎样评说，与人们今天的道德行为并没有实际关系，自然无须顾及。如果只是为了留美名于后世才去行善除恶，那实在是“虚妄”之举。
36。从生到死，为别开生面之壮境（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
（四）论生死。夫人之所视为大害者，曰死，无论其为一人，为国民，为全世界之人类，殆皆视为不免于死者。
虽然，是谬见也。人之有死，不特自外界观之，有不可免之势，即自内界察之，亦实有不可免之鹄焉。格代曰，死者，自然界所以得多许生活之善策也。夫自然界欲营历史之生活，计渡无善于有死者。无时代之变易，则无历史，不死之人类，其将营所谓非历史之生活乎。此其内容，非吾人所能想象焉。且也，即无所谓死，恐亦将无所谓生。人类无亲子之关系，则凡深邃之道德心，如慈孝亲爱，恐亦将无自而付界。是敌人类既欲营历史之生活，则死之不足恶，固亦明矣。且也，人类之生活，本非有无限之性质，盖限于其能力若内容也。自生理学及心理学观之，各种动作，皆有循环之倾向，故思想行为，恒有一定之形式，然又有一相等之原则焉。即循环之动作，恒不免积渐萎缩其作用，而终抵于麻痹之境。意志及悟性，变动不止，积久则亦渐失其应变之弹力。人之老也，虽日接外界之事物，而不能受其新影响，亦无自而利用之，茫茫然若隔世之人。及其既衰而死，则并非外国侵袭之咎，而其本体固不能不如是矣。在生者视之，以为彼既尽其生活之职分矣，虽死无憾。既死者之自视也，亦然。然则生者死者，皆以死为自然之规则焉，何害之有，盖死者之所欲为，夫既已经验之矣，其所为者，固已显子世界矣。其所为尽力之子孙，若国民，若真，若善，若美，则固不随之而俱死也，曾何憾焉。
——摘自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4章“害及恶”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惟土石不死，然则人类将欲营土石之生活乎？
人类者，自然物之一也，受自然法则之支配，有生必有死，既自然物有成必有毁之法则。凡自然法则者，有必然性，吾人亦有成就其必然之愿望。没有本必然老而忽不必然，吾人固甚不愿也。且吾人之死，未死也，解散而已。凡自然物不灭，吾人固不灭也。不仅死为未死，即主亦系未生，团聚而已矣。由精神与物质之团聚而为人，及其衰老而遂解散之，有何可惧哉。且散非一散而不复聚者，散于此而聚于彼。设使天下只有散而不复聚，则吾人目击日日有聚之现象从何而来（此非指投胎）？宇宙间非仅有人生一世界，人生以外之世界，必尚有各种焉。吾人于此人生之世界已种种经验之，正应脱离此世界面到别种世界去经验。人生不死，长性于此老旧之世界，无论无时代之变易则无历史之生活，其内容非吾人所能想象，即日能之，永远经验一种之生活，有何意味乎！倘以为死乃痛苦之事乎？是殊不然。吾人未有死之经验，如何知其有痛苦？且吾以理推之，以为死之事未必痛苦也。盖生与死为两大界，两界之中间由生而递嬗至死，其事当必至渐，其距当必至微。老人安然寿终，在一种自然状态之中，其事当必如此，然则有何痛苦哉？吾尝推人之所以甚畏死者，非以其痛苦乃以其变化之剧大也。人由生之界忽然
而入死之界，其变化可谓绝巨，然苟其变化之后，尚可知其归宿之何似，则亦不至起甚大之畏惧。今乃死后不事毫不可知，宇宙茫茫，税驾何所？此真足以动人生之悲痛者也。虽然，吾之意不如此焉。人类者生而有好奇之心，何独于此而不然？吾人不常遇各种之奇事而好之乎？死也者，亦吾有生以来一未尝经验之奇事也，何独不之好乎，无论其无痛苦，即有痛苦，此痛苦诚亦奇境，虽前途黑暗不可知，此黑暗不可知之世界，不诚又一奇境。或者乃惧其变化之巨，吾则以为甚可贵，于人生世界之内，向何处寻此寄伟之巨变，于人生之世界所不能遇者，仍以一死遇之，岂不重可贵乎？大风卷海，波澜纵横，登舟者引以为壮，况生死之大波澜何独不知引以为壮乎！
——摘自毛泽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4章“害及恶”的批语（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193—198页）
［解析］
上面这段批语，比较集中地表达出毛泽东当时的生死观。
在上面引的原文中，泡尔生引述了歌德（即文中说的“格代”）的观点：“死者，自然界所以得多许生活之善策也。夫自然界欲营历史之生活，计诚无善于有死者。无时代之变易，则无历史，不死之人类，其将营所谓非历史之生活乎。此其内容，非吾人所能想象焉。”毛泽东批注发挥说：“惟土石不死，然则人类将欲营土石之生活乎？”这见解说得很好，意即人类生活、历史生活，都只能是从生死变易中形成和发展的，如果没有生生死死，人们所营适的便是土石一般没有生命气象的生活。
在上面引的原文中，泡尔生着重谈到，死者如果尽其生活之职分，虽死无憾，因为人格的真善美的价值“固不随之而俱死也。”青年毛泽东在批语中根据物质和精神不灭的道理，提出一个说法，人类无所谓生死，只是物质与精神的“团聚而已”。因此，死亡不可怕，而且还是一种别开生面的人生境界。为什么？
（一）人生的存在形式，是精神与物质之团聚，衰老死亡只是它们的解散而已，而且，重要的是散于此，聚于彼，死于此，生于彼。生不算生，死不算死，“有何可惧焉？”
（二）人生以外，尚有各种世界，人们在这个世上有了种种经历之后，还应该“脱离此世界，而到别种世界去经验人生”。没有这种运动变动，老是呆在一种世上，永远经验一种生活，“有何意味乎？”
（三）怕死的人，大概以为死是一件很痛苦的事，问题在于，“吾人未有死之经验，如何知其有痛苦？”再说，以理推之，死也未必痛苦。生与死为两大境界，从这一境界走向另一境界，是一个嬗递渐至的过程，就像人们寿终正寝那样，处于自然状态之中，“有何痛苦哉？”
（四）人生来就有对未经过的事情具有好奇心，我们常因种种奇怪的意外的事情而感到好奇、兴奋，抵不住诱惑，而对于死亡这一“未尝经验之奇事，何独不之好乎？”退一步讲，死亡即使有痛苦，死亡的世界即使路途黑暗，但我们并不知道，也是不可能知道的，“不可知之世界，不诚又一奇遇？”
（五）的确，从生到死，变化确实巨大。但这种变化不仅不带来痛苦，而且还是“甚可贵”之事。首先，只要明了从生到死的变化是自然规律，是必然归宿，死亡之事“亦不至起甚大之畏惧”。其次，人生在世，”何处寻此奇伟之巨变”，人生所不能遇者，乃一死遇之，“岂不重可贵乎？”
于是，由生到死的巨大转折，在青年毛泽东的想象中，呈现出一派壮美的境象：“大风卷海，波澜纵横，登舟者引以为壮。况生死之大波澜何独不知引以为壮乎？”
上述生死逻辑，颇有些像庄子的齐生死之论。但庄子在妻子死后“鼓盆而歌”，是一种消极遁世的人生观的表达，并且在表面洒脱的长歌中，隐然有一种大悲哀、大忧患。而青年毛泽东的生死观，则远远超越了悲剧气氛，把生死之变，视为对宇宙规律和人生真谛的（当然不是科学的）把握，从而体现了乐观进取的人生观。
青年毛泽东形成上述乐观豪迈的生死观，与他在时空观上，承认空间、否定时间的主张；在人生观上，强调现在、反对追思过去与幻想未来的现实主义态度有内在联系。
在另一处批语中，他提出，所谓时间，“乃存在于客观界一种物理机械之转变，即地球之绕日而成昼夜是也。”由此证明，本来就“无所谓时间”，人们所说的时间，无非“空间之运动也”。如果把时间分成过去、现在与未来，是勉强的、片面的、主观的。人类只生活在现在，“处处皆现实”，过去的生活也是现实，未来的生活也是现实，事物的转化，人世的迁移，只是个空间问题，只是个成毁问题。无所谓时间，也无所谓死亡。
一旦把时间和死亡视为空间的扩延迁移，在主体心理上所唤起的，就是直面空间物象，无视前古后今的现实主义态度，就是极目汗漫广漠的宇宙，置身其间的宽阔胸怀和崇高意识。于是，对人生的看法就会得到一个别开生面的，天地悠悠唯我独在的境界，请看青年毛泽东的描绘：
吾人试设想除去时间但有空间，觉一片浩渺无边、广博宏伟之大域，置身其中，既无现在，亦无过去，又无未来。身体精神两俱不灭之说，至此乃可成立，岂非别开生面之世界邪？
37。吾甚盼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
人死而功业足以利后世，则其人之生涯，犹存于子孙国民之中，虽谓之不死可也。若乃国民有时而灭亡，世界有时而殄灭，则奈何？时则人生价值之甚，不且一切为之破坏耶？夫国民生活之阶级，不能免于循环，与一人无异，而仅有大小之别，此不可易之论也。征之历史，国民皆不免有老衰萎缩之时，若思惟行为一定之习惯，若历史沿袭之思想，若构造，若权利，与时俱增。于是传说足以阻革新之气，而过去足以压制现在，对待新时代之能力，积渐消磨，而此历史界之有机体，卒不免于殄灭。当是时也，各人又安有能力，用以生殖传衍，本旧文明之元素，以构新历史之实质耶？人类全体亦然。虽非历史所能证明，而以此论推之，知其不免于绝灭。征之物理学，恒性及太阳系统，皆当历生长老死之阶级。其生也，自他星体而分离，由是发展焉，成熟焉，经无量数之生活，而乃老衰焉，萎缩焉。若地球，若人类，亦莫不然。
——摘自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第4章“害及恶”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中华民国正处此地位。
吾于此处之解释，亦如上文。一人生死之言，本精神不灭、物质不灭为基础（精神物质非绝对相离之二物，其实即一物也，二者乃共有者也）。世上各种现象只有变化，并无生灭成毁也，生死也皆变化也。既无生灭，而只有变化，且必有变化，则成于此必毁于彼，毁于彼者必成于此，成非生，毁非灭也。生于此者，必死于彼，死于彼者，必生于此，生非生，死非灭也。国家有灭亡，乃国家现象之变化，土地未灭亡，人民未灭亡也。国家有变化，乃国家日新之机，社会进化所必要也。今之德意志即从前之日耳曼，土地犹是也，人民犹是也。吾尝虑吾中国之将亡，今乃知不然，改建政体，蛮化民质，改良社会，是亦日耳曼而变为德意志也、无忧也。惟改变之事如何进行，乃是问题。吾意必须再造之，使其如物质之由毁而成，如孩儿之从母腹胎生也。国家如此，民族亦默，人类亦然。各世纪中，各民族起各种之大革命，时时涤旧，染而新之，皆生死成毁之大变化也。宇宙之毁也亦然。宇宙之毁决不终毁也，其毁于此者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