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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文艺复兴，思想解放，就成功或将要成功许多方面的改革。
见于宗教方面为“宗教改革”，结果得了信教自由。见于文学方面，由贵族的文学，古典的文学，死形的文学，变为平民的文学，现代的文学，有生命的文学。见于政治方面，由独裁政治，变为代议政治。由有限制的选举，变为没限制的选举。见于社会方面，由少数阶级专制的黑暗社会，变为全体人民自由发展的光明社会。见于教育方面，为平民教育主义。见于经济方面，为劳获平均主义。见于思想方面，为实验主义。见于国际方面，为国际同盟。
各种改革，一言蔽之，“由强权得自由”而已。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德谟克拉西。一作民本主义，民主主义，庶民主义）宗教的强权，文学的强权，政治的强权，社会的强权，教育的强权，经济的强权，思想的强权，国际的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打倒。
联系前面引述的毛泽东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中有关陈独秀言论的评论，可以看出，陈独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这两面“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帜，打开了青年毛泽东思想探索的闸门。所以，他热情地欢迎陈独秀，崇拜陈独秀。他高度评价陈独秀传播西方文化的功绩，“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他的活动，“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
毛泽东自己主编的《湘江评论》，可以说是《新青年》在湘江之畔的回声。毛泽东在上面的一些文字、见解，也常常可在陈独秀发表在《新青年》上的一些文章中找到渊源。
陈独秀最早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他在《文学革命化》（载1917年2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6号）一文中高扬“文学革命军”的大旗，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值墓笞逦难Вㄉ杵揭椎氖闱榈墓裎难В辉唬频钩赂钠陶诺墓诺湮难Вㄉ栊孪实牧⒊系男词滴难В辉唬频褂鼗薜募枭纳搅治难Вㄉ杳髁说耐ㄋ椎纳缁嵛难А！泵蠖凇断娼缆邸分性蛱傅健耙恍┭д叱蠖嗝裰诤椭钡摹靶矶喾矫娴母母铩保凹谖难Х矫妫晒笞宓奈难А⒐诺涞奈难А⑺佬蔚奈难В湮矫竦奈难А⑾执奈难А⒂猩奈难А！背略凇断芊ㄓ肟捉獭罚ㄔ�1916年11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3号）一文中反对在宪法中列入尊孔的条文，“竟欲以四万万人各教信徒共有之宪法，独规定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岂非侵害宗教信仰之自由乎？”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中则说：“见于宗教方面，为‘宗教改革’，结果得了信教自由。”陈在《新青年》上的许多文章和通信中，都发表了许多反孔的主张，例如答常乃德的信中说：“汉、宋之人独尊儒家。墨、法、名、农，诸家皆废，遂至败坏中国。”（载1916年12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4号）答吴又陵信中说：“窃以无论何种学派，均不能定为一尊，以阻碍思想文化之自由发展。况儒术孔道，非无优点，而缺点则正多。尤与近世文明社会绝不相容者；其一贯抡理政治之纲常阶级说也，此不攻破，吾国之政治、法律、社会道德，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载1917年1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5号）毛泽东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载1919年7月21日《湘江评论》）一文中则说：“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
在前面引述的《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中的那一大段话中，毛泽东引用了陈独秀的两段话，一是“他曾说，我们所以得罪于社会，无非是为着‘赛因斯’（科学）和‘德谟克拉西’（民主）。”这是转达陈发表在《新青年》第6卷第1号上的《木志罪案之答辩书》中的意思。其原文我们在开头已经引述。陈独秀在文中的自我陈述以及毛泽东的转述，都是抓住了《新青年》杂志的基本主张和主要的思想贡献。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引用陈独秀“原自说过，出试验室，即入监狱。出监狱，即人试验室”。此话出自陈独秀发表在《每周评论》第25号（1919年6月8日）上的《研究室与监狱》。陈独秀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这似乎是谶语。此文发表之后3天，陈独秀就入了监狱。毛泽东的《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就是为此事而写的。
《新青年》杂志前两卷辟有“国外大事记”、“国内大事记”两个栏目，介绍了当时正在激烈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局和政局的变化，俄国发生的二月革命，以及国内时局动态政潮分析，诸如北洋政府复古尊孔等类倒行逆施之事。紧接这些介绍之后，往往在以后几期就有有关的评论文章出现。这些都是关心时局的毛泽东极感兴趣的材料。第4卷开始的“随感录”一栏，陈独秀、陶孟和、刘半农、钱玄同、鲁迅、周作人等人，针对时弊，发表短小精悍的文章。后来《湘江评论》上虽然没有用上“随感录”这名目，但每期都有以《放言》为栏目的，类似体裁的锋利短文，还不只是体裁方面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思想方面的影响。例如，鲁迅在《随感四十八》（《新青年》第6卷第2号，署名唐俟）中描写一些反对改革的人说，这些人主张“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本领要新，思想要旧。要新本领旧思想的新人物，驼了旧本领旧思想的旧人物，请他发挥多年经验的老本领。”5个月之后，毛泽东也在《湘江评论》上批评那种“‘学问要新道德要旧’的谬说”（《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在《新青年》随感录栏，陈独秀、钱玄同、鲁迅都发表过好些篇反对“保存国粹”的文章。正如鲁迅在《随感录三十八》中说的，那些人认为“古人所作所说的事，没一件不好，遵行还怕不及，怎敢说到改革？”毛泽东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也批判了那种认为“中国是一个声名文物之邦，中国的礼教甲于万国。西洋只有格致枪炮利害，学来这一点便得”的思想。（季锐《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第186—187页）
关于陈独秀在主编《新青年》时期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除《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中有所表露以外，在此之前，1917年9月23日，他同好友蔡和森。张昆弟就讨论过：“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陈尤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
青年毛泽东不仅是读陈独秀的文章，在同陈独秀的直接交往中，在思想上，特别是在选择马克思主义和建党过程中受的影响也不小。
1918年8月，毛泽系到了北京。杨昌济介绍他认识了李大钊。10月，他到李大利为主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任助理员，因而有机会接触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毛泽东后来在同斯诺追述往事时，又这样谈到化同陈独秀的关系：“那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1919年12月下旬，为反对皖系军阀张敬尧在湖南的残暴统治，毛泽东等领导的湖南驱张代表团来到北京，同陈独秀有了进一步的接触和交谈。他们还讨论了工读互助团的问题，这是“五四”运动后，得到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等支持的少数进步青年的一种新组织，实行半工半读、互助协助的新生活，但因空想的成分太多，脱离社会实际，不过昙花一现，很快就结束了。当时毛泽东对此也是发生兴趣的，同他的“新材生活”想法相通。陈独秀于1920年2月回到上海。上海工读互助团在《申报》3月5日刊登的《募捐启》，陈独秀、毛泽东都列名于上。毛泽东在北京停留期间，为驱张的活动很多。这时，李大钊和陈独秀都已认定，解决中国问题必靠马克思主义。这当然给毛泽东以影响。毛泽东自己也回忆到，这时，“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我在这方面发生兴趣，陈独秀也有帮助”。
1920年5月，毛泽东第二次到了上海。那时《新青年》社已从北京迁来上海，社址在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住在这里主持社务。毛泽东在这里又见到了陈。他们商讨“改造湖南”的问题，也谈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关于这两个方面，后来毛泽东这样告诉斯诺：
“我在上海，和陈独秀讨论了我们组织‘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然后我回到长沙着手组织联盟。我在长沙得到一个教员的职位，同时继续我在新民学会的活动。当时新民学会有一个争取湖南‘独立’的纲领，所谓‘独立’，实际上是指自治。我们的团体对于北洋政府感到厌恶。认为湖南如果和北京脱离关系，就可以更加迅速地实行现代化，所以鼓励同北京分离，当时我是美国的‘门罗主义’和‘门户开放’的坚决拥护者。
“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陈独秀即给毛泽东写信，约他在湖南建立党的组织，这完全是极其秘密进行的。10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正式成立，同一个月，毛泽东接到团的章程后，湖南就随即成立了团的组织，在新民学会的成员和第一师范等校进步青年中，是较容易物色到团员的。毛泽东领导的长沙共产主义小组，被陈独秀看作是最得力的地方组织之一。毛泽东在1921年1月21日致蔡和森的信中说：“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宣言即陈仲甫所为）”。
1921年11月，陈独秀起草的中央局通告，要求长沙、上海、北京、广州、武汉5个区，在近年内各发展组织到30人，以便成立地方委员会。由于毛泽东的得力领导和湖南有较好的革命基础，湖南党的组织很快发展到40多人，并在衡阳、常德、岳阳等地建立了党的小组。1922年5月，正式成立了湘区委员会，到党的“二大”召开，全国121名党员，湖南就占了三分之一，工人运动更是蓬勃发展起来。陈独秀多次表扬湖南的工作做得好。党的“三大”报告中，陈独秀高度赞扬了湖南党的工作，认为比其他地区都做得好，特别是工人运动发展得好，所有工会“都在党控制之下”。毛泽东于1923年4月奉调到上海，随后在中共“三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进入中央局，任中央局秘书，协助陈独秀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青年毛泽东对陈独秀的推崇，并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而是实实在在地有感于陈独秀及其主编的《新青年》在“五四”运动中不可替代的贡献和地位。所以，在40年代，尽管陈独秀早已被开除出党，毛泽东仍然多次谈起他，客观地评价他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而且对他在党史上，主要是建党前后中的历史地位，也是肯定的。
45。我钦佩胡适的文章（读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等）
主义初时起，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使用一两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他做“某某主义”。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的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因为世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人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
我因为深觉得高谈主义的危险，所以我现在奉劝现在新舆论界的同志道：“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更进一步说：“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
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哪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的紧急问题？
“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了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
——摘自胡适1919年7月20日《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